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创新-贾根良、黄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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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陈劲、贾根良主编：《理解熊彼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这是最早也是目前最详实梳理熊彼特学说在中国传播的论文。

第七章  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创新

贾根良 黄阳华

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的背后，有两大驱动因素尤其需要加以重视。第一，熊彼特学说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是重要的外部因素。上世纪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时代，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两次重要的“西学东渐”高涨期，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大量传入，正是熊彼特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时代背景，也是熊彼特学说在中国传播的两次高峰期。第二，中国现代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及宏观发展战略的转型，是促进熊彼特学说在中国传播，尤其是在学术界和政策界不断扩大的影响的内部因素。这一点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伊始就渐入佳境，在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向创新驱动前后尤为明显。

受上述双重驱动因素的影响，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又表现为不同的层次，彼此之间是相互递进的关系。第一层次是引介熊彼特的著作。由于历史原因，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出现了明显的断层，熊彼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先引入而后又重归原点的过程。早在20世纪40年代便出现了研究熊彼特经济学说的高质量中文文献，但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中间间断了长达40年的时间，直到中国开度向世界开放后，熊彼特的经济学说才再次回归学术界。而这40年的事件，也是西方新熊彼特学派发展的重要时期。第二层次是熊彼特著作中文版的陆续出版，为我们探寻熊彼特学说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研究线索。回顾熊彼特著作中文版的出版过程可以发现，熊彼特的经济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的影响优先于创新和经济发展学说。这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传统与转型密切相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时代精神”的转变。第三层次是中国学者对熊彼特学说的研究从早起分散式的引介性研究，到形成有组织的学术共同体，以熊彼特学说启发的演化经济学为母体迅速发展。如果说第一、第二层次更多的是被动性的引介和传播熊彼特学说，那么第三层次则更为重视熊彼特的学说与本土实际相结合，更为强调问题导向在研究中的重要性，并且更具时代、地域和专业特色。不仅如此，熊彼特学说（包括受其启发的新熊彼特学派或演化经济学派）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变迁的研究贡献，对中国的政策界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本文介绍了熊彼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学者的创新性研究，并对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做出评价。我们将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创新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熊彼特研究的重要成果。第二阶段为从建国后到演化经济学的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作《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G•多西、C•弗里曼、R•纳尔逊等编）1992年在中国的出版，在此阶段，熊彼特创新与经济发展理论尚未成为中国熊彼特研究的主流。第三阶段从《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到2008年第一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的召开之前，该阶段演化和创新经济学不仅迅速发展，而且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亦有重要影响。第四阶段以2008年第一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的召开为标志，熊彼特学说在中国进入了组织化传播和创新的阶段，目前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第一阶段（1949年之前）

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新中国建立以前，研究熊彼特的中文文献只有王惟中教授的“熊配达J. Schumpeter之利息理论”（王惟中，1943）和“熊配达J. Schumpeter之经济发展学说评论”（王惟中，1947）。这两篇文献也是熊彼特去世前中国学者对其经济理论研究的资料。由于当时熊彼特的经济论著还没有中文版，中国学者对其经济学说的研究主要根据他的原文著作。又根据文献中的名词注释，推断曾经留学德国和奥地利的王惟中教授主要参考的是熊彼特的德文著作《经济发展理论》，这可能也是这部著作1912年德文初版后首次被引介至中国。“熊配达J. Schumpeter之利息理论”一文发表于《中农月刊》1943年第4卷第8期，同年同名论文编入梁庆椿主编的《近代金融学说》一书。由于我们未能找到王惟中教授发表在《中农月刊》1943年第4卷第8期上的原始文本，无法确认期刊论文和论文集中的两篇文章的异同，这里仅以收录在《近代金融学说》一书中的“熊配达J. Schumpeter之利息理论”一文为蓝本，介绍这篇最早的中文熊彼特研究文献。虽然这篇文章是国内最早的熊彼特研究文献，年代已经久远，但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已经有了非常深入、准确、客观的理解，探究了熊彼特经济思想的根源和特色，并与其他经济学说进行了比较。我们认为，这篇文章在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再次引起中国研究者的重视之前的约半个世纪里，代表了中国学者对熊彼特经济思想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该文并没有引起当代熊彼特研究的重视，其贡献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认可。

在该文中，作者将熊彼特的利息理论概括为五点。“熊氏研究之对象：（1）以借贷利息为主，原始利息为辅。据渠之见，因世有借贷之必需，而后始发生利息；借贷利息既经成立，浸成俗尚，而后自有资本以从事生产者，遂亦于成本中算入利息，于是始有所谓原始利息。是借贷利息为原始利息之因，而原始利息为借贷利息之果。前者为现时普遍之现象，故为研究之中心，而后者则处于从属地位，故无研究之必要。（2）注重生产利息，而忽视消费利息。斥熊氏利息学说者，常谓熊氏仅认识动态经济中之生产利息，而不知在静态经济中，亦有消费利息，且消费利息之生存，实已无问今古，无分地域，必得一概抹杀，此一事实，熊氏固已明言，但其所着眼者，惟在现代货币经济与商业经济中之显著现象，若数千年前虽盛行，而今则无关轻重者，应在不论之列。（3）为货币利息，而非实物利息。此与常人之间似无不同，但熊氏动态理论之关键即在于此。盖以社会经济之何以发生变化，一切既定之条件何以悉改旧观，其主因即在信用之伸缩，而生产利息之源泉亦系于此。（4）为纯利而非毛利。论利息者，对此常多未注及，因而投资之危险，企业家之工资等，常与利息混淆，而理论之严整性亦失。但在熊氏所谓之利息中，均已剔除净尽。（5）为自由竞争市场中利息，而非管理经济下之利息。利息现象，在现行苏联经济制度之下，与在德国或英美者相较，迥不相同。盖社会经济制度，为形成利息现象之前提，前提变更，则一切悉改。熊氏之经济理论，以完全的自由经济为前提，与此前提不符者，悉在摒弃之列，实已进入所谓纯粹之域。其于利息亦然，深以为利息完全决定于经济力量，而此力量之发挥，悉凭各个人争取其最大利益之行为，而此种争取，复不受任何外力之阻扰。”

王惟中（1943）虽然重点是评述熊彼特的利息理论，但是由于熊彼特的利息理论与其利润理论直接相关，而利润来自于企业家创新，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因此，该文在评述熊彼特的利息理论时，不可避免地涉及他的经济发展理论，首当其冲的便是熊彼特的静态经济和动态经济两分法。“据熊配达教授之见，在静态经济中，绝无产生利息之可能。所谓静态经济者：（一）在连续不断之时期中，社会上一切财货之质、量、种类，以及应用方式均无变更。（二）生产、分配、消费等情形均一仍习惯”。作者还以中国古典散文“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景象为例，解释说明静态经济模式与特征，“一切现象并非粘固不动，但其动的轨迹不变，有如日月经天，周而复始。生产、分配、消费等，无莫非动的表现，但其动的方式与内容，以此一时期与彼一时期较，则并无迥异之处，是谓之经济循环（Kreislauf der Wirtschaft），又谓之均衡状态。在此种循环的经济中，各经济主体（Wirtschaftssubject）因其所依附之一切经济条件依旧，其一切经济行为亦必不变；因此，遂无借贷必要，亦不发生价值余额。无借贷，则利息之始因以灭；无价值余额，则利息之根源以斩。”这段论述虽然落脚点是熊彼特关于静态经济中不存在利息的观点，但是将熊彼特对静态经济界定的要义表述得非常清晰、准确。

王惟中（1943）还介绍了熊彼特关于利息来源的论述，这又间接地进一步介绍了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即既有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使得经济打破原有的静态均衡，经济发展得以发生。“利息之生存，在静态经济中既经否定，则仅能于动态经济中求之。所谓动态者，据熊氏之意，由于生产手段之新的结合，财货之质、量与种类变更，其相互的倚存关系变更，因而在相继不断的时期中，整个经济现象所行之迹亦变更。由陈陈相因之循环轨迹，一跃而为与时俱进之自动发展；由倾向于均衡状态之过程，一变而为该过程本身之移动”。并且，王惟中（1943）还介绍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包括创新形式，企业家精神与信用之间的重要关联。“考动态之源，溯于生产手段之新的结合。此新的结合，复由于新的生产方式或财货种类之发明，新的市场或原料之发现，或新的独占地位之获得。其最大的原动力，则为银行家之创造信用；其首要之条件，则为企业家之英明果敢。微前者，则后者无以施其技；微后者，则前者亦无以尽其力。二者风云会合，相得益彰，而社会经济予以发展，利润与利息遂亦应运而生。”

介绍了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发展与信用之间的关系后，王惟中（1943）还介绍了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完善了创新与信用之间的逻辑关系。“上乘之企业家，具有三种功能：一为交易的功能，熟悉市场情况，并吁衡现在，预测将来，而决定交易之时间、地域与品类。二为组织的功能，集所有必须之生产手段于一定之时空间，而加以最经济最合理之管理、配合、与运用，使其共同发挥最大可能之预期的效果。三为理财的功能，所需之生产手段，如何可以集合，并需之市场情报，如何可以获得，是皆有赖于资本之筹措，即购买力之获取，此又赖于理财的功能。故企业家欲发挥其交易与经济组织功能，以获致利润，不得不向拥有购买力者借取现在之购买力，而允于将来以较多之数偿还之。此较多之数，非从利润中抽出，别无他途，故利息唯一来源，即为利润。”“但利润又从何而来？此可于企业家之交易与组织功能求得之。即熊氏所谓生产力之有利条件的新组合（Die Vorteilhafte Neukonbination der Productionskrafte）。上乘之企业家，赖其借得之购买力，集中所需之生产手段，内而作技术上之改进，外而与社会作更有效之适应。其结果，或生产品之量未加多，但每一单位能有较高之价格，或量加多，因而获致较多之价格总额。在前一情形，每一单位生产品之成本未变，在后一情形，成本减低，但在任何情形下，其总收入与总成本较，均有余额。此余额即为利润。”

该文还论述了熊彼特提出的利润是少数企业家创新垄断收益的理论，并随着大量跟随型企业的成功模仿而消失。“当此新结合发生有利的效果之时，自由竞争尚未发生作用。其他未能实施此项新结合之企业，尚属多数，其生产品之价格，受习惯之影响，仍保持其固有之水准。其能实施有利的新结合之企业，因改善其生产品或增多其生产量，或较有效的适应社会之需要，故能得价格价格余额以为利润。一俟此项新结合普及于大多数企业，益以自由竞争之力量，则习惯的原有价格随即降低，而此构成利润之价格余额应即化为乌有。”

王惟中对比了熊彼特的利息理论于庞巴维克、卡塞尔、马歇尔及费雪等经济学家的利息理论。认为熊彼特利息理论有四点可取之处。“（一）近于现实：人和理论如与事实相背，即无正确性之可言。熊氏利息学说，能为多数人所接受者，即在其近于事实。撮其要者：如利率随利润率之高低而升降，随银行库存之多寡而变迁；利息并非自古已然之现象，而为制度之产物，其发生由于借贷，其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其所以川流不息，仍在有有利的生产之可能性，此皆世所习见，无可否认者。（二）握有中心：今日非上古之共产社会，亦非中古之封建社会；而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此社会中，利息之最普遍者为生产利息，而非消费利息，为货币利息，而非实物利息。熊氏即以此最普遍者为研究之中心，其他概置无论。其理论之所以能近于现实者，要亦以此。（三）内容充实：论利息者，常仅以其与少数因素有关，而试从某一方面求其解释。而不知其整个经济社会均有关联，因而不失于挂一漏管，即失于空疏无当。熊氏则不出此。仍以供需律为依归，但所影响供需者，绝非三数因素，而存整个的经济情况。其保函之广，意义之深，已非通常机械论者所可及。岂能于数十家学说中，撷其精英，去其糟粕，而冶于一炉，蔚为大观者，殊非偶然。（四）体系完整：熊氏以交易为其理论体系之重心，在交易论中，又以货币为主体。其整个的动态经济学说，悉以此为枢纽，利息论即其中之一部，故亦不出此范围；诚所谓万象不离其宗。在许多名著中常见矛盾叠出，而熊氏则为例外。”

王惟中（1943）还评价了熊彼特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来源。“就熊氏研究之方法观察，纯粹经济学，实由熊氏而登峰造极，其体系之完整，殆无以过。在其利息学说中，庞巴卫克之著名心理根据，虽惨遭驳斥，而资本之供需，亦力以客观的生产条件为依归，但界限效用学派之基本思想，如归与论、界限效用论等，几被其全吸收。历其全部动态理论中，虽求一数学公式而不可得，但相等的比例的等确切意义，犹隐约于字里行间。故谓其心理与数理并用，而集纯理论之大成，实不为过。然其与一般正统派迥异者，则为其静态与动态之分，而将利息仅列为动态经济中之一重要现象。渠认为唯有信用膨胀，生产方式变更，一切既定之经济条件蜕变，然后利息始能发生。是根本即视社会经济为日进无疆，即在此无疆的变态中，始能找出利息来，此为熊氏利息学说之特点，谓为个人主义派之异彩，殆无不可。但利息之来源，仅止于一端，而利率之升降，从不出供求率之掌握，利息现象甚至整个经济现象，仍可归纳于一、二公式之中，而此公式所说明者，从不外三数因素间之相互关系，熊氏谓为功能关系，是仍混自然与社会现象为一谈，而思以机械方式解释之。此而可能，亦太易矣！”“熊氏之立场，颇令人有捉摸不定之感，因其著作尝力避‘应当如何’之探讨。谓其倾向于个人主义，则有时似不以自由竞争之结果为然；谓其不然，而其理论又未脱个人主义之窠臼，但其论利息，纯以自由竞争为前提，而视各个人之行动如一盘散沙然，但同时又不以利息之存在为是。”

王惟中（1943）将经济理论分为以交易和生产为中心两类，认为熊彼特的利息理论以交易为中心。因为他熊彼特的利息理论依附他的经济发展理论，而经济发展的实现必须依赖于信用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组合，信用又表现为货币的供需，因此熊彼特的利息理论是属于交易论的范畴。“利息即此现象（即交易关系，引者注）之一，仅为交易价格之一种。其成因，由于交易乃两方之供需关系，其结果，即为社会所得之分配。故利息学说并非熊氏理论之中心，而仅为交易论之副产物。在交易论中，熊氏又特别重视货币之功能，而忽略实物之循环。认货币及其变态之信用，具有左右社会经济之动力，实物循环，即随之转移，而社会亦因以发展。利息即在此发展的情况下，就表其头角，故而利息完全脱离实物循环，而依附于金融动态。此促成经济发展之金融动态，就表而观之以若以纯粹客观的事实为依据，但究其根源，仍滥觞于个人之心理作用。资本之需供两方，似若各本其所经营之经济单位之实况，而步入市场从事竞争，但其最终决定任凭主观的估计。是熊氏之理论重心在于交易，在于信用伸缩，在于个人之心理判断，故其利息学说，亦由此演绎而来。”

王惟中（1947）则集中介绍了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但较之于王惟中（1943）, 王惟中（1947）以熊彼特的创新与经济发展学说为题材，发表了个人对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制度、文化进行了评论。王惟中（1947）的文章结构基本上按照《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得考察》一书的篇章结构展开，全文一共分为“经济发展之基本现象”、“信用与资本”、“企业家利润或剩余价值”、“景气波动”四节。该文首先介绍了熊彼特的静态经济和动态经济理论，创新的概念及五种形式，随即提出“不继续之变动，氏（指熊彼特，引者注）始谓为发展。如就生产手段新结合的五大含义论之，则所谓经济发展历史中实所罕见，如诚有之，亦止于实业革命，将来是否可能尚成问题。我国自五口通商以来，近代化的都市应运而生，而全国内地之生产方式仍未脱千百年前之窠臼，今日之中国经济若以氏之学说衡之，为静态耶抑动态耶？”在引介熊彼特的信用学说时，认为熊彼特提出的银行家单一创造信用的观点“有其历史性，殊未可一概而论。”而关于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王惟中并不认同熊彼特关于不创新的企业家就只能获得和工人一样的工资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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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熊彼特 Schumpeter production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Product 熊彼特 中国 创新

二、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第二阶段（1949－1991）
表1列出了建国后熊彼特主要著作的中文译本目录。可见，熊彼特的主要著作，除了《理论经济学性质与精要》外，都已被引介至中国大陆。根据当时的惯例，对一名外国经济学家的“正统”评价，体现在译著的译者序言当中。因此，回溯熊彼特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轨迹可以通过两点进行观察：第一通过作品中译本的出版和再版顺序，第二是中译本译者前言的评价及其修正。
在很长时间内，熊彼特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率先被引用国内，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的影响较早、较大。国内引入最早的熊彼特著作是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受时代大环境和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影响，译者序言中对于熊彼特的评价是“当代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最热心的辩护士”，该书的出版目的是“鉴于熊彼特的经济理论和本书中宣扬的各派庸俗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将本书译出，供学术界研究和批判之用”。1979年，该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2003年再版）。《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在中文研究文献中引用率较高，并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根据中国知网提供的数据，上世纪80年代共有多篇文献引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该书最早由李瑞芝（1983）在《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发表的“试析熊彼特对马克思的学说的评价”一文中加以引用；江春泽和张宇燕（1987，1988）在比较经济体制学的研究中作为经济学术史资料加以引用；范家骧和高天虹（1988a，1988b）年引介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体系中亦有引用。在此之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每年平均有一篇中文文献会引用该书（汤在新，1996；陈祖洲，1997；杨建飞和刘宏雄，1999），相关的研究问题主要包括劳动价值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哲学研究等。进入2000年以后，该书在中文文献中引用率不断增加，主要原因是随着国内马克思研究热潮的兴起，书中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评析也随之受重视。其中，2007年共有17篇中文文献引用该书，近三年每年都有10份以上的中文文献引用该书。除了学术期刊外，还有越来越多的硕博论文引用该书。

表 1  熊彼特著作中文译本
著作
出版社
初版和再版年份
经济发展理论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2
经济发展理论
北京出版社
2008、2012
经济发展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经济发展理论
九州出版社
2006
经济发展理论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9
经济发展理论
商务印书馆
1991、2009
财富创新的秘密:精华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9
财富增长论 : 经济发展理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经济分析史（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
1991、1996、2001、2009
经济分析史（第二卷）
商务印书馆
1992、2004、2009
经济分析史（第三卷）
商务印书馆
1995、2009
经济周期循环论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9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商务印书馆
1999、2009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商务印书馆
1979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9、2003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
商务印书馆
1965
熊彼特选集：对十大经济学家的评析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
来源：作者根据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整理。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作为熊彼特的代表作，于197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绛枫译），熊彼特的学术思想首次被引介至中文读者。该书于1999由吴良健重译，译名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附加张培刚教授所作的“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虽然翻译版本不同，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通常被视为熊彼特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重点讨论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比较，社会主义与民主等主题。但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在国内的影响来看，熊彼特的创新与产业组织理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许可以说，该书被引介至国内的原本目的，更多的是引介熊彼特关于社会制度的讨论，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未来的独特见解。而创新和产业组织理论未收到重视，也与当时及后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理论准备不足有直接关系。

不过，虽然并未直接讨论创新问题，或者说以创新理论作为重点，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第二篇“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中，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仍然被系统地引介至中文读者，成为中文读者了解熊彼特创新理论最早的途径。熊彼特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界定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标准，而是创新导致产业突变，进而引发经济结构的更新：

“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化的形式和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资本主义过程的这种进化性质也不是由于人口与资本半自动的增加或由于货币制度的变幻莫测，但人口、资本和货币制度的确也是产业改变的条件。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式或运输方式、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形式……国内国外新市场的开辟，从手工作坊和工场到像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企业的组织发展，说明了产业突变的同样过程——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生物学术语的话——它不断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它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和每一家资本主义公司赖以生存的事实。”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被当作当代经济学说史的一个分支。而又因为创新是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较为次要的问题，这就造成了熊彼特这本论著中重要的创新理论在较长时期内影响力较小。当时，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尚未并引介至国内，也限制了中文读者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的认识程度。除了文献方面的原因，当时国内的经济社会环境也难以突出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也淡化了人们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关注。从该书在中文文献中的影响看，该书最常出现在政治学研究当中。根据中国知网的文献引用记录，自1997年以来，在引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的约90篇文献当中，大部分文献都是政治学（25篇）、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21篇）、政党与群众组织（11篇），哲学（6篇）和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6篇）的引用数量较少。而在引用该书的经济学研究文献当中，创新研究又是更小的一部分。因此，虽然该书是晚期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代表作（Fagerberg，2003），但是中国创新学者对该书的重视程度略显不足。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密不可分。该书两种中译本的出版时间，无论是1979年和1999年，创新并不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突出主题，《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的创新理论不容易引起研究界的关注也是比较自然的结果。

1990年和1991年，熊彼特的另外两本重要著作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分别是《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得考察》（简称《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分析史（第一卷）》。这也是熊彼特的经济学说开始引起中国学者重视的重要时期。这两部著作中文版的初版，不仅使得熊彼特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大家的地位被进一步提升，而且也使得熊彼特作为创新经济学开拓者的贡献为中国读者所认可。尤其是《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文版的出版，为后来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参考文献。

《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于199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何畏和易家详等翻译，张培刚、易梦虹和杨敬年等著名经济学家承担校译工作。中文版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出版的英文版译出，距离该书1912年德文初版近80年后才被译为中文。纵向比较来看，而这80年的时间内，除上文所述的民国时期的熊彼特研究外，建国后仅有为数不多的中文文献引用了该书，表明这一时期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影响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进一步比较建国前后熊彼特学说的研究，由于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熊彼特学说的研究一直未引起重视，也就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对熊彼特学说的研究甚至是倒退的。再横向比较来看，1934年《经济发展理论》被翻译为英文，1937年便被翻译为日文，与德文初版分别相隔22年和22年，而中文版却相差了78年。

在该书的中文版出版之前，仅有少数中文文献研究了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例如，唐岳驹（1981）在“熊彼特和他的‘创新理论’”一文中，虽然引用了《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但是并没有注明该书的版本。又如陈其广（1987）“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论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合理性”一文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较早研究熊彼特学说的论文，引介了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企业家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文中所引用的《经济发展理论》为193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英文版，所引用的其他熊彼特著作也都是英文版本。但是，遗憾的是，这段时期国内学者对熊彼特学说的研究，基本上是从零开始，至少在参考文献中没有留意到民国时期国内学者在这一方面的贡献。

熊彼特的鸿篇巨制《经济分析史》中文版被分卷译出出版，第一卷于1991年由商务印书馆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1次印刷本组织翻译出版，朱泱等人负责翻译工作，张培刚教授撰写“中文版序言”。在序言当中，张培刚教授详细介绍了熊彼特的主要学术历程和“五大名著”及中译本的出版情况，概括了熊彼特论著的方法论，《经济分析史》一书的特点、结构及主要内容等。“中文版序言”对熊彼特及其经济学说的评价也比较彻底地摒弃了之前中文版著作中以批判为主的基调，较为客观地称熊彼特“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称《经济分析史》一书“可以说是迄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说史，特别是关于经济分析方法的演变方面最广泛、详尽，而且追根溯源又比较深透、分析评论又多具特色的第一本专著”。

这一时期，除了熊彼特著作在中国陆续出版外，引介和评述熊彼特著作的研究也不断增加，除上文所述的唐岳驹（1981）、李瑞芝（1982）和陈其广（1987）外，还有《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翻译的海尔布隆纳的“熊彼特的论断是正确的吗？”；《现代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杂志1984年第1期上翻译的德鲁克、伊达邦夫、大野忠男等学者对熊彼特的研究，同期还发表了熊彼特的“现代经济学家的思想态度和科学装备”一文，以及傅钧文的“熊彼特和他的经济理论”论文和张启新整理的熊彼特著作目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熊彼特经济学对我国科技管理和创新政策等实际问题的研究开始产生重要影响。在许庆瑞和傅家骥等老一代学者的带领下，熊彼特经济学在科技管理研究领域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傅家骥和吴贵生于1987年主编出版了《技术经济学》，柳缷林在1988年出版了《技术创新经济学》。实际上，演化与创新经济学最早被引入到中国发生于管理学科的应用研究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熊彼特演化经济学的思想一直就是我国科技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与经济学界集中于理论研究不同，我国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的研究者着重于实际问题的研究，对解决我国科技发展所遭遇的挑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出了三大特点。第一，熊彼特学说得以更为全面地引起了中国学界的认识，代表性的学说也得到了专门的研究。这一阶段在经济学领域中研究熊彼特学说的代表性研究包括熊彼特的理论体系研究（大野忠男，1984；陶文达，1985；范家骧和高天虹，1988a，1988b）、企业家创新理论研究（唐岳驹，1981；王慎之和邱兆祥，1985；余志罡，1986；亚青，1989；丘杉，1989；李忠宽，1989）、信用理论研究（盛松成，1985；周林和何旗，1985）、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赵涛，1987；谭慧，1988；孙裕生，1989）。第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逐渐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除了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领域外，发展经济学在很长时期内曾占据学界的重要地位，同时开始的经济转型也日益重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及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这就使得熊彼特以企业家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理论引起了较多的关注。第三，虽然这一时期对熊彼特学说的研究明显增长，但是仍以引介和评论为主，中国学者自身的理论贡献则相对较少，并且与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领域不同，经济学界很少将熊彼特的学说与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联系起来。

三、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第三阶段（1992-2007）
1992年，由多西等编《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多西等，《技术变迁与经济理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一书由钟学义等翻译出版，标志着熊彼特学说在我国的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即以技术创新为理论核心的新熊彼特学派开始在中国产生影响，以新熊彼特学派为主的演化经济学各流派在中国也开始传播，并且逐渐成为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在这一阶段，熊彼特学说在中国传播已经不局限于理论界，而且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政策界，甚至上升到了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显著地不同于此前的两个阶段。由于在这一阶段，熊彼特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与演化经济学在总体上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在此概述演化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作为熊彼特学说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一类论据。
1、熊彼特经济学在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

《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文版分别于1992年和199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先后历时五年才完整地与中文读者见面。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尚未大范围地进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是当时我国理论经济学的重要学科，国外的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说史教材和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内研究者的重视。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无论是涉猎的范围，还是研究的深度及熊彼特对经济分析方法的独特研究，使得该书中译本自出版后，成为国内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一些学校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生专题课程甚至指定以《经济分析史》为精读文献。[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史专业研究生课题“西方经济思想史专题”的主要内容为精读《经济分析史》。]同时，《经济分析史》第三篇和第四篇中关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与国内传统经济学说史的研究重点重叠度较高，因此也引起了更大的关注。

值得提及的是，虽然《经济发展理论》有不同的中文译本，但是都是根据该书的英文版译出。而该书的英文是在早期德文版的基础上删除了第七章后的“简版”。所以，在很长时间内，中国读者所读的《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也缺少了原德文版的第七章。这一缺憾迟至2006年才得以补全。赖纳特和贾根良（2006）主编的《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积极性论文选》[赖纳特和贾根良，《穷国的国富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四章“作为整体的经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遗弃的第七章”首次被翻译为中文。读者可通过这一章认识熊彼特的整体主义经济观与德国经济学传统之间的联系，这“为现代演化经济学和传统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失踪的联系”（赖纳特和贾根良，2006：XI）。

根据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资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熊彼特学说在中国地传播和影响呈现出明显上升地趋势。我们以“熊彼特”为关键词，检索1992至2007年历年公开发表的论文中以熊彼特为主题的文章篇数为例（参见图1）。1992年，共有15篇中文论文，而到2007年，以“熊彼特”为主题的中文论文数量达到145篇，是1992年的9.67倍。期间，累计发表中文论文1128篇，年均发表论文70.5篇。类似的，以“熊彼特”为主题的硕士博士论文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有较大的增长（参见图2）。2001年之前，该数据库中研究熊彼特的硕博论文不到10篇。2002年之后，研究熊彼特的硕博论文除个别年份外，均保持20篇以上，2005年和2006年分别为32篇。


图 1  历年以“熊彼特”为主题的期刊论文篇数（1991－2007）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


图 2  历年以“熊彼特”为主题的硕博论文篇数（1998－2007）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博硕士”数据库。

这一阶段熊彼特的著作也出现了不同版本的中译本，打破了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大的格局（参见表1）。同时，一个新的变化是对熊彼特个人的研究也迅速增加，出现了不同版本的熊彼特传记（参见表2）。中国学者所著的熊彼特传记主要是突出熊彼特在创新理论方面的贡献，而翻译的斯威德伯格所著的《熊彼特》一书，则力图突出熊彼特在经济社会学领域的贡献。这种导向上的差异，概与作者自身的专业背景密切相关。

表 2  熊彼特中文传记索引
作者        年份        书名        出版社
徐则荣        2006        熊彼特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徐则荣        2006        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经济思想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施建生        2006        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        中信出版社
斯威德伯格        2005        熊彼特        江苏人民出版社
殷凤        2003        卓尔不群的创新者：约·阿·熊彼特        河北大学出版社

2、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的发展[刘志高和尹贻梅（2009）对这一部分内容有精彩的概括，本部分是在他们论文基础上添加作者的概括和拓展而成。]
1992年，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性著作《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中文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技术创新经济学成为技术变迁的重要研究领域。1997年纳尔逊和温特合著的演化经济学名著《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纳尔逊和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正式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2004年，弗里曼和苏特所著的《工业创新经济学》[弗里曼和苏特，《工业创新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新熊彼特学派的重要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进一步突出了熊彼特在创新领域的开创新贡献。

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篇系统介绍和评价演化经济学的文章是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贾根良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上发表的“进化经济学：开创新的研究程序”（贾根良，1999a[贾根良，“进化经济学：开创新的研究程序”，《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5期。]），随后陆续发表的“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贾根良，2002）[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学术月刊》，2002年12月。]、“理解演化经济学”（贾根良，2004a[贾根良，“理解演化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2004b）[贾根良，“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演化经济学评论”（贾根良和孟捷，2004c）[贾根良和孟捷，“演化经济学评介”，《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年第2期。]、“演化经济学与达尔文主义：文献述评”（贾根良，2004d）[贾根良，“演化经济学与达尔文主义：文献述评”，《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年第2期。]、“演化经济学：21世纪经济学的主旋律”（贾根良，2005）[贾根良，“演化经济学:21世纪经济学的主旋律”，《天津商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中国经济学革命论”（贾根良，2006）[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等一系列文章中，对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框、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为国内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文献，也标志着我国学者对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从早期的被动引介，升级为原创贡献阶段。同时，贾根良教授在演化经济学思想史和主要流派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涉及老制度学派（贾根良，1999b[贾根良，“重新认识旧制度学派的理论价值”，《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1999c[贾根良，“制度变迁理论:凡勃仑传统与诺思”，《经济学家》，1999年第5期。]）、新熊彼特学派（王晓蓉和贾根良，2001[王晓蓉和贾根良，“‘新熊彼特’技术变迁理论评述”，《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奥地利学派（贾根良，2004[贾根良，“奥地利学派的演进：传统与突变”，《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2005[贾根良，“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转向与演化经济学的综合”，《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贾根良和项后军，2005[贾根良和项后军，“奥地利学派企业理论的诞生及其重要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后凯恩斯经济学（贾根良和马国旺，2004[贾根良和马国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新发展”，《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9期。]；马国旺和贾根良，2005[马国旺和贾根良，“后凯恩斯经济学70年——批判、重建与综合”，《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等，还对演化经济学及熊彼特经济学与德国经济学传统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贾根良和黄阳华，2006[贾根良和黄阳华，“德国历史学派再认识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2007[贾根良和黄阳华，“施穆勒纲领与演化经济学的起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同时，贾根良等人还努力将演化经济学，尤其是新熊彼特学派与经济发展现实联系起来，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创新体系与东亚模式的精髓”（贾根良，2001[贾根良，“创新体系与东亚模式的精髓”，《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5期。]）、“韩台企业间技术网络的比较”（贾根良和徐尚，2002[贾根良和徐尚，“韩台企业间技术网络的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1期。]）、“重新理解东亚模式：演化经济学的新框架”（贾根良，2002[贾根良，“重新理解东亚模式:演化经济学的新框架”，《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成功经验及其借鉴”（贾根良和王晓蓉，2006[贾根良和王晓蓉，“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成功经验及其借鉴”，《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第9期。]）、“自主创新与国家体系：对拉美教训的理论分析”（贾根良和于占东，2006[贾根良和于占东，“自主创新与国家体系:对拉美教训的理论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等。同时，贾根良于2004年出版的《演化经济学》[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一书，是我国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2004－2006年前后先后组织编译了多卷本的“演化经济学译丛”系统地介绍了国外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成果。他的系统研究成为中国学者了解和学习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来源，并影响了一大批现在活跃在各个演化经济学分支领域的青年学者。

新熊彼特学派和老制度学派是演化经济学的两个原创性的流派，在这一时期，与熊彼特经济学和新熊彼特学派在我国的迅速传播不同，老制度学派在我国的传播则相对缓慢得多，研究者更少，比较突出的代表性学者有张宇燕、贾根良和张林。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新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广泛影响，特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对老制度学派蔑视性评论造成的不良影响。科斯认为，虽然老制度学派“都是一些智商发达的人，但是他们是反理论的；同时他们缺乏一个理论将他们所收集的事实整合起来，他们并没有什么能够传流下去的东西” （科斯，1998）[科斯，“我的‘新制度经济学’观”，《经济学消息报》，1998年10月30日。]但与绝大多数新制度主义学者不同，张宇燕在其著作[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大量地吸收了老制度学派的研究成果，并在1992年评述了老制度学派的新发展。[张宇燕：《制度经济学：异端的见解》，载《现代西方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贾根良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表的两篇论文不仅对科斯的论断提出了质疑[贾根良：《重新认识旧制度学派的理论价值》，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而且指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与科斯的看法相反，它有可能对新制度学派未来发展的方向提供必要的营养”，甚至成为我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新方向。[贾根良：《制度变迁理论：凡勃仑传统与诺斯》，经济学家，1999年第5期。 ]张林不仅对新制度学派作为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正统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张林：《谁是制度经济学的正统：论制度主义中的凡勃伦—艾尔斯传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2年第一期（创刊号）。]而且对其发展方向提出了批评。[张林：《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6辑第1期。] 现在，张林已经成为国内对老制度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专家，不仅在2006年出版了研究专著，[张林：《新制度主义》，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而且从2008年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主编的“西方非正统经济学译丛”，目前已出版的译著集中在老制度学派，但在新的翻译计划中已经扩展到西方非正统经济学（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

除了新熊彼特学派和老制度学派大发展外，在这一时期，一些中国中青年学者也开始关注演化经济理论与分析方法在不同领域内的拓展与应用，并结合自身的研究背景，形成带有演化“色彩”的经济学分支研究。正是因为研究者将演化经济学与自身的研究背景相结合，因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领域。

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对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里主要集中反映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孟捷教授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杨虎涛教授。他们系统比较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如孟捷，2006[孟捷，“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1期。]；杨虎涛，2006[杨虎涛，“两种不同的生态观——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与演化经济学稳态经济理论比较”，《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1期。]）。孟捷教授200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支持下组织翻译了“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译丛”，与贾根良教授组织编译的“演化经济学译丛”相得益彰。这两套丛书的出版，将新熊彼特学派的主要研究较为系统、完整地带到了中国。孟捷教授还特别关注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孟捷，2003[孟捷，“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演化理论：一个再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杨虎涛教授除了致力于演化经济学思想史研究外，近来特别用心于演化发展经济学和生物经济学的研究（杨虎涛，2006[杨虎涛，“演化经济学中的生物学隐喻——合理性、相似性与差异性”，《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

技术创新领域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技术创新的学者也积极参与到技术演化研究中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浙江大学的陈劲教授及其团队。他们近年来开始致力于演化经济学的介绍、推动和研究工作。在陈劲教授积极努力和推动下，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从2010年开始陆续推出由演化经济学学者面对中国读者撰写的“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 该团队在下文介绍的“第四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一批丛书基本囊括了演化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分支[ 有关具体的书名和作者见陈劲、王焕祥(2009)。]。这是中国演化经济学界的盛事，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将对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原先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也开始纷纷投入到了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行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黄少安教授领导下的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制度经济学研究团队。黄少安教授本人对制度演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并分析了“演化分析”和“博弈分析”关系；谢志平副教授长期演化微观经济学、黄凯南的博士论文是我国第一篇共同演化的博士论文（黄凯南，2007[黄凯南，“企业和产业共同演化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团队是由汪丁丁、叶航、罗卫东和张旭昆为代表的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他们先后翻译了三本美国桑塔菲学派研究成果[ 有关他们的研究成果介绍见顾自安(2007)，制度演化分析：国内相关研究的综述http://www.jjxj.com.cn/articles/13112.html]，在积极吸纳了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在复杂系统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等方面最新成果的同时，他们形成了从行为、秩序与认知角度研究制定问题的特色方向，其中张旭昆教授在制度演化有着系统深入研究。另外，对制度经济学有着深入研究的复旦大学韦森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卢现祥教授也一直关注演化经济学与制度演化。

陈平教授不仅是演化经济学在我国发展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且也是国际演化经济学界富有影响的华裔学者。陈平的研究兴趣广泛，包括经济复杂性，宏观，金融，微观，制度，经济史，科学史，文化人类学，理论生物学等诸多领域，从跨学科角度对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在2000年出版了中文的演化经济学著作，[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而且早在1993年就与美国学者主编了《非线性动力学与演化经济学》，[Day, R. and Chen, P. Nonlinear Dynamics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10年出版了汇集其多年在复杂演化经济学上辛勤探索的英文版论文集。[Chen, Ping.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Equilibrium Illusion: Essays on Market Instability and Macro Vitality, London: Routledge (2010).]

与国外同行一样，国内经济地理学家也投入演化行列。河南大学的李小建教授、苗长虹教授、李二玲副教授等人一直致力于西方理论经济地理学研究，近年对国际经济地理学前沿领域——制度经济地理学、关系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也多有介绍。其中苗长虹教授（2008）[苗长虹，《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应用演化经济地理学思考人类文明起伏，世界经济格局等历史性的宏大问题，已经跳出了欧洲演化经济地理学“小演化”的局限性，为“大演化经济地理学”发展做出了大胆探索。李小建教授、李二玲博士近年来应用社会网络研究集群研究。刘志高博士向国内学界比较系统的介绍了欧洲演化经济地理的研究进展，并以中国通化医药产业集群为例讨论了（企业）组织、制度和技术在集群形成过程中的共同演化机制，是国际上第一篇地理学的共同演化博士论文。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产业集群著名学者、北京大学的王缉慈教授也一直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进展，现指导几个博士生致力于中国集群经验基础上的理论研究。

3、熊彼特经济学在政策界的影响

新熊彼特学派经济学家大都受到熊彼特经济学说的启发。新熊彼特学派在国家创新体系、技术经济范式、技术革命与长波等关系到社会经济长期发展问题的研究颇有建树，不仅在学术界占据重要地位，而且还在政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OCED，1997[OECD，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1997. ]）。新熊彼特经济学在我国产生了尤为重要的影响，例如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很快受到我国各界的关注，也对我国的发展战略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影响，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制定的基础。这是熊彼特学说在中国传播和影响不同于以前的重要特点。

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中国科学院的政策研究人员提出了编写一份有关国家创新体系报告，主要目的是为中央领导提供一个制定政策的宏观参考。中国科学院借鉴国外对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成果和实际经验，[ 国家创新系统研究和演化研究的著名学者主要有Bengt-Åke Lundvall、Christopher Freeman、Richard Nelson等。]结合中国的国情，在《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其主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大型企业集团和高技术企业为主）、科研机构（包括国立科研机构、地方科研机构和非赢利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等；广义的国家创新体系还包括政府部门、其他教育培训机构、中介机构和起支撑作用的基础设施等。”该报告明确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结构及主要功能：国家创新体系可分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转播和知识应用四大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立科研机构以知识创新为主，同时进行知识的传播和转移；企业以技术创新和知识应用为主，同时进行知识传播；高等院校以知识传递和高素质人才培养为主，同时进行知识创新和知识转移。政府的职能将从目前直接组织创新活动为主，转向以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提供政策指导和服务、促进各部门间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主。并且明确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目标。1998年春节前，报告呈交给中央高层，得到了赞同，并逐渐形成国家战略。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全社会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战略一脉相承，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2006年1月9日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布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中国科技创新的基本指标是，到2020年，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要从39%提高到60%以上，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从1.35%提高到2.5%。这是中国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围绕着建设创新性国家的战略目标，诸多细分的研究领域也普遍存在着新熊彼特学派的影响，例如产业经济学、创新管理、区域创新体系和比较创新体系等。

四、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第四阶段（2008年以来）
1、研究的组织化
借助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引介和中国化，熊彼特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演化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丰富和研究队伍的不断成长，中国演化经济学开始走向组织化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也可以视为熊彼特学说在中国传播的第四阶段，其标志性事件是第一届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召开。
2008年3月来自国内10多所高校的20余位学者齐聚武汉，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范围的“中国演化经济学会议”。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的召开标志着熊彼特学说在中国有组织的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已经召开五届，历次年会的情况参见表3。2012年年会参会人数达到70多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重要的年会之一。年会对推广和进一步深化熊彼特学说做出了重要贡献。2010年，第三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期间，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为了推动和适应中国演化经济学迅速发展的需要，保证中国演化经济学发展的正规化，决定成立中国演化经济学论坛暨年会秘书处，负责论坛暨年会日常事务的计划、组织、协调和处理工作，全权负责论坛暨年会征文及其稿件的相关事宜，以及监督和协助中国演化经济学论坛暨年会承办单位的会务组织等工作。秘书处常设于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公共管理学院），王焕祥博士为联系人，不定期召开秘书处会议以商讨和决定中国演化经济学论坛暨年会相关事宜。同时，为保证中国演化经济学论坛暨年会有序、有效地展开高水平学术活动，秘书处聘请相关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学者为中国演化经济学论坛暨年会学术顾问。年会秘书处和学术顾问委员会的成立，为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朝着持续、高质量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还设立了与国际熊彼特学会、日本演化经济学学会等国外研究组织建立联系的发展目标，致力于推动中国演化经济学和熊彼特学说研究的国际对话。

表 3  历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情况介绍
        主题        会议        举办单位
2008年
第一届        未定主题        演化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学应用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09年
第二届        演化经济学：理论、方法和应用        演化与制度、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演化经济学的应用、演化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        云南大学
2010年
第三届        演化经济学与跨学科研究        演化与经济发展，演化与政治经济学，演化与制度、演化与产业变迁、演化与行为        浙江大学
2011年
第四届        因倡导跨学科性与开放性特征，此次年会未设主题                清华大学
2012年
第五届        制度与演化        制度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与中国改革实践 ，演化经济学思想史和方法论，熊彼特主义与创新经济学，演化博弈论，学习理论与多主体模型等、偏好、认知、行为、制度（包括法律和语言等）的生成与演变，区域经济、空间分析与演化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企业演化和产业动态        山东大学
2013年
第六届        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        待定        浙江大学
来源：根据历次年会资料整理

在第一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召开的同一年（2008），陈劲教授和王焕祥博士2008年在清华大学出版的《技术管理系列教材》中出版了国内第一本演化经济学的教材，同年创办了《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以书代刊的《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在中国创刊发行，不定期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该刊“致力于介绍近些年来在西方蓬勃发展的演化经济学，并为中外学者就演化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及其应用问题进行讨论和对话提供平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专辑收录的论文大致囊括了以下专题：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创新的演化分析、演化微观经济学、制度演化研究等问题。涉及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及演化经济学基本理论等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要学术话题，也与我国制度创新深化与自主创新战略这两大主题相呼应。”[ 摘自《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08年第1辑。]目前，《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每期约刊出10篇左右的文章，已经成为中国期刊网（CNKI）的来源刊物，影响不断扩大；刊出的文章也得到了国内主要文摘的重视，近来论文在人大复印资料的转载率约为30％。至2012年，《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累计出版了10辑。

2009年，受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的委托，刘志高博士和崔岳春创办中国演化经济学研究网，目前该网站已经移交浙江大学演化经济学研究中心，由王焕祥负责。

除了参与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的国内经济学者外，我国科技管理和创新政策的学者们很早就介入到新熊彼特演化经济学的国际学术活动的组织之中。“学习、创新与能力建设经济学全球网络”是由著名的新熊彼特学派代表人物、丹麦奥尔堡大学教授和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伦德瓦尔所创建，在世界各国影响很大，陈劲教授和中国科学院的顾淑林研究员就是该学术组织的科学委员会委员。“学习、创新与能力建设经济学全球网络”第一届年会于2003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第二届年会就在清华大学召开，2012年在浙江大学召开了第十二届年会。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没有参加过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的经济学学者也在运用新熊彼特学派演化经济学从事研究，例如，北大公关管理学院的路风教授曾是纳尔逊的学生，他自己以及带领学生所做的大量实际调研报告体现着新熊彼特学派的精髓。又如，梁正、宋胜洲、荆涛、郑江淮和刘刚等在我国演化经济学发展的早期曾发表过相关论著，但他们现在忙于实际问题研究，近年来就很少发表这方面理论研究的成果了。

2、2008年以来一些有特色的研究
首先，新熊彼特学派与演化经济学其他流派的比较研究仍是目前我国演化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贾根良教授在2002年提出演化经济学诸流派的综合问题，并介绍了国外有关新熊彼特学派与演化经济学其他流派的比较研究的进展情况，认为这是演化经济学综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这一时期，除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孟捷教授外继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熊彼特学派进行比较研究并应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外，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杨虎涛教授出版了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比较研究的专著，[杨虎涛，《交汇与分野——马克思与演化经济学家的对话》，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马国旺从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方面对新熊彼特学派与演化经济学其他流派的共同基础做了比较研究，[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焕祥对马克思的演化经济学进行了研究。[王焕祥：《马克思演化经济学思想的微观基础》，《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张林最近几年致力于对熊彼特经济学说与老制度学派的比较研究，在这里值得专门加以介绍。在2012年10月的第五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上，张林提交的《制度主义的技术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试图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供一种制度主义的技术理论基础，充实并完善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陈平、陈劲和贾根良等诸位与会者对该论文给予了高度好评，并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在2012年1月的中华外国学说研究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张林做了《两种演化经济周期理论：熊彼特和米切尔的贡献》的大会发言，在提交会议的这篇论文中，张林认为，熊彼特和米切尔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周期理论，它们的共同点是从演化的角度去探讨经济周期的成因，指出经济周期是历史的、制度的现象，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熊彼特和米切尔的演化经济周期理论希图在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之外，为经济周期的研究提供另一种思路，并为熊彼特和凡勃伦开创的演化经济学两大传统的结合提供一个可能的领域。张林的这两项研究成果是近年来我国演化经济学界在其主要流派的比较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果。

其次，贾根良教授以熊彼特创新范式为核心，试图为比较经济学提供一种演化经济学的新框架。早在十年前，贾根良教授就提出了比较创新体系和历史创新体系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新框架的初步设想。在2011年发表的论文中，[贾根良：《比较创新体制与比较历史创新体制——开创比较经济学研究的新框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年第5期。新华文摘2011年第16期全文转载。]贾根良认为，虽然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在比较经济学领域中已经成为最有影响的分析范式，但由于它建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因此它在处理技术创新、制度演化和结构变迁等诸多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缺陷。为了克服这些缺陷，该文以演化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为基础，提出了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作为比较经济学研究新框架的构想，简要说明了它在基础理论上与比较制度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所存在的重大差别，论述了这种新框架的概念、体系内容和意义所在，综述了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并讨论了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的重大前沿问题。

五、熊彼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未来发展
有关熊彼特经济学说在中国未来发展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继续翻译国外对熊彼特经济学说深有功底的研究成果，继续引介新熊彼特学派新的研究成果，加强对熊彼特经济学说和新熊彼特学派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例如，目前有以下几本著作的研究成果需要介绍甚至翻译到国内来：熊彼特研究专家安德森的专著《熊彼特的演化经济学》[Esben Sloth Andersen，Schumpeter's Evolutionary Economics：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Engine of Capitalism，London ; New York : Anthem Press, c2009，xx, 493]、反映新熊彼特学派较新进展的《新熊彼特经济学手册》[Horst Hanusch, Andreas Pyka，Elgar Companion to Neo-Schumpeterian Economic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7 ]和多普菲、波茨的《经济演化通论》。[Dopfer, Kurt and Potts, Jason (2008) ，The General Theory of Economic Evolu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国际熊彼特协会自1991年成立以来，每两年颁发一次“熊彼特奖”，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也应该有选择地介绍给国内学术界。
2.按照“微观—中观—宏观”的经济学体系，在初步综合的基础上，撰写一套适合大学本科生教学的教科书。新熊彼特学者多普菲认为，熊彼特的经济学说为经济学中的“中观经济学革命”奠定了基础：企业家（在微观层次上）实现创新，而模仿者则（在中观层次上）云集，作为其结果，“创造性毁灭”（在宏观层次上）“从内部”导致了经济发展，熊彼特的这一命题对传统的微观和宏观分析领域的划分具有颠覆性质，激发了演化经济学家们试图在微观——中观——宏观框架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体系。多普菲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目前日益增长的对熊彼特著作的兴趣有可能成为“中观经济学革命”的组成部分。[Kurt Dopfer, The Origins of Meso Economics:Schumpeter's Legacy, The Papers on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are edited by the Evolutionary Economics Group, MPI Jena, August 2006. ]多普菲、波茨和福斯特相信，微观—中观—宏观框架对分散的经济演化理论具有整合的力量，据此，他们提出了“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体系的设想。[Dopfer, K., J. Foster and J. Potts (2004), “Micro–meso–macro.”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4: 263–279.]

3.继续从事熊彼特经济学、新熊彼特学派与演化经济学其他流派的比较研究，从事演化经济学以及各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为演化经济学的综合奠定雄厚的基础。按照奥哈诺在1999年主编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的看法，所谓古典经济学解体后的政治经济学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外，还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但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排除在外了。[O’Hara, P. A. (ed) (1999) .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Economy. 2 volumes, Routledge.]本文作者之一曾经提出并论证了，演化经济学为什么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并列的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演化经济学的综合为什么要扩大范围，把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囊括于其中（贾根良，2011a[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的综合：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发展”，《光明日报》（理论版），2011年4月1日。]，2011b[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综合与创新”，《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2012[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的综合: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在继续从事演化经济学各流派之间比较研究的同时，要加强演化经济学以及各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研究时，基本上把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经济学排除在外了，这是很不恰当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诸流派不仅具有共同的基础，因而可以加以综合，而且它们也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共同的基础，许多内容可以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中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4.突破创新经济学以及经典产业经济学竞争者的新熊彼特主义论题，通过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吸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把新熊彼特学派转变为从事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等广泛议题的研究框架。
战后以来，新熊彼特学派在科学技术与创新经济学、国家创新体系、产业竞争以及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芬兰、欧盟、中国和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据笔者近年来的观察，自进入21世纪以来，新熊彼特学派的重大理论创新似乎陷入停滞状态。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新熊彼特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远离了熊彼特政治经济学的宏大主题，导致研究议题的相对狭窄；二是熊彼特政治经济学自身存在的不足，这逐渐导致了新熊彼特学派思想创新源泉的枯竭。

德国演化经济学界的元老乌尔里希·维特也注意到了新熊彼特学派议题狭窄的问题。他指出，演化经济学（实际上他主要指的是新熊彼特学派）的多数研究活动都聚焦于创新、技术、研发、组织惯例、产业动力学、竞争、增长、以及创新和技术的制度基础，而以凡勃伦（老制度学派）、乔治斯库-罗金、哈耶克和诺斯等人所代表的自然主义学派在演化经济学中很少有追随者。通过将更广泛的主题囊括进来，其中包括复兴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的传统论题和自然主义的议题，这将拓展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有助于避免今天演化经济学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即它基本上是经典产业经济学的竞争者。这种复苏不仅让长期发展、文化和制度演化、生产、消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这些主题回归到演化议题，而且建立在达尔文主义（自然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的演化经济学，也将在实质上挑战具有牛顿式思想和极端主观主义混合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乌尔里希·维特，“演化经济学具体是什么”，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2010年第6辑。]

我们赞同维特的上述看法，但正如我们已经讨论的，演化经济学的综合在范围上要远远超出了维特所说的自然主义学派，不仅囊括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而且也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此外，对于熊彼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来说，我们还要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以贾根良提出的“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为框架，对经济史进行深入研究，通过这种研究突破“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现有的框架，进而充实甚至改造新熊彼特学派的研究范式，再进一步提出“比较创新体制和比较历史创新体制”新的研究框架……，通过这种循环往复，不仅有可能推进新熊彼特学派的理论创新，而且也有助于形成演化经济学的“新经济史”研究。

第二，运用“创造解释学”的方法，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更广泛研究，挖掘熊彼特经济学的“深层结构”，从源头上推进熊彼特经济学的创新。

第三，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大多数研究者应该以我国实际问题为导向，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提供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在目前的我国经济学界，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力量非常弱小，而演化经济学的大多数研究者又集中在概念和理论方面，这有悖于熊彼特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在我国发展的初衷。正如赖纳特指出的，日本的崛起是李斯特、熊彼特和马克思学说的某种结合和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的崛起也需要类似的经济学力量的作用。因此，贾根良提出创建演化经济学的李斯特主义学派的设想，[贾根良，“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

刘志高和尹贻梅，“演化经济学、学术自觉与中国贡献”，《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 ]围绕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展开期和整个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有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深入研究，这不仅将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演化经济学应有的贡献，而且还有可能在创新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不同的专业领域做出原创性的学术贡献。这种的学术追求是值得向往的。

这本书里的一章。

xiaoyang V587!

鬼魅魍魉 发表于 2016-9-2 10:21
xiaoyang V587!

哈哈，好久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