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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甫写下长诗《解闷十二首》的第1350年，就在离西陵渡口旧址不到5公里的地方，这里再度成为世界政界商界要人的“必经之地”：B20杭州峰会和G20杭州峰会相继举行，杭州作为国际交流之城的历史又翻到新的一页。
来源：新华社“我报道” 作者：冯源
公元766年，诗圣杜甫送别了一名外国商人，旋即回忆起自己曾经游历过的一处渡口：“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
当时的西陵渡口，位于钱塘江南岸，扼钱塘江与浙东运河要冲，市面繁华，商贾云集。渡江到杭州，沿隋唐大运河北上可至江淮中原，沿运河向东，是东海之滨的明州（宁波）港，溯钱塘江上行，可至江西福建，最终到达广州。
“‘商胡’指的是在丝绸之路上往返的西域商人，包括中亚粟特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等等，他们从西方带来玉石、香料、珍宝，在中国采购丝绸、药材和瓷器。当时的杭州和西陵也是他们的必经之地。无怪乎杜甫看到商胡，会想起西陵来了。“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楼毅生说。
就在杜甫写下长诗《解闷十二首》的第1350年，就在离西陵渡口旧址不到5公里的地方，这里再度成为世界政界商界要人的“必经之地”：B20杭州峰会和G20杭州峰会相继举行，杭州作为国际交流之城的历史又翻到新的一页。
从“飞来峰”到“高丽慧因寺”
事实上，在“杭州”这个地名出现在史册之前，中外文化的交流就在当地有所萌芽。据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杭州市文广新局和杭州文史研究会编撰的《天城遗珍——杭州对外文化交流史迹》记载，东晋咸和年间（公元326-334年），印度高僧慧理来到了钱唐县的武林山下，惊叹一座小山竟是从中天竺飞来的，随即开创寺院。这就是著名的杭州灵隐寺，那座小山因为这个传说，被称作“飞来峰”。
公元589年，隋朝废钱唐郡置杭州，杭州这个地名首次出现在史册之中，公元610年，隋炀帝下令重新疏通江南运河，将它纳入隋朝大运河的系统，至此，杭州成为“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商贸都会。
“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由于西域和中亚陆路交通被战乱阻碍，海上丝绸之路随着航海技术的发达日益兴隆，杭州凭借着通江达海的交通优势，加之周边地区是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外贸商品的产地，进一步成为国际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楼毅生说。
史载，８世纪末，中国、日本和朝鲜之间开辟了利用季风横渡东海的新航路，浙江成为日朝人士来华的重要登陆点，唐代就有日本遣唐使节路过杭州。五代时期定都杭州的吴越王国采取尊奉中原皇朝的政策，但是北上的陆路交通又被敌国阻断，因此就大力扶持海上交通，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后高句丽国及日本国同样来往频繁。像最后一代吴越王钱弘俶就曾向日本回购过佛教天台宗经典。北宋后期，高丽使臣固定在明州（今浙江宁波）舍舟登岸，杭州是他们前往东京汴梁的必经之地，南宋偏安杭州后，杭州更成为东亚、东南亚与中国的外交中心。
“中华文化向日本和朝鲜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杭州也是一个重要的源头。”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楼毅生说，像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径山寺，不但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重要，在南宋时期名列“禅宗五山”之首，在日本佛教史上也被奉为佛教圣地、茶道祖庭。从这里，日本僧人带回了茶道。而乐器尺八曾两度东传，首次是隋唐时期，第二次则在南宋时期，由日本僧人心地觉心从杭州的护国仁王寺带回。而在南宋年间，高丽王子曾向慧因寺赠送大批完整的佛经，这座寺庙在市民口口相传中，也逐渐成为“高丽慧因寺”。
据历史记载，北宋在杭州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南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更加鼓励外贸发展。而杭州更为辉煌的中外交流史迹，是元朝留下的。
杭州人心中最亲切的“老外”
在杭州西湖六公园，马可·波罗的塑像是一道不可忽视的人文景观：头戴软帽，颏蓄浓须，身披长袍，右手执笔，左手捧书——这虽然是想象中的形象，但是马可·波罗是杭州市民心目中最为亲切的一名“老外”。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杭州的内容占到了全书的1／15，他向欧洲介绍了一座名叫‘行在’的‘天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龚缨晏教授说。楼毅生则告诉记者，虽然有学者对马可·波罗是否来过杭州甚至中国有不同意见，但是学界的主流意见还是确认了《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
“行在”，即天子所在之地，是南宋对杭州的正式定位，虽然当时宋朝已经灭亡，但是杭州没有遭受战争的创伤。在马可·波罗的笔下，杭州“均系是世界上最为雄伟、壮丽的城市……位于一个清澈的淡水湖和一条宽阔的大河之间……城内居民的住宅建造精美，装饰华丽……有不计其数的店铺，还有十大市场……这些市场每天都有种类繁多的蔬菜水果出售……丝绸特多，多数人以此为衣”。
而在马可·波罗之后，他的同胞鄂多立克也来到了杭州。在《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同样是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之一的作者赞叹道：“但若有人想要谈谈该城的宏大和奇迹，那整卷的纸都写不下我知的事。因为它是世上所有最大和最高贵的城市，并且是最好的通商地……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简直不为它，若不是我在威尼斯遇见很多曾到过那里的人。”
“中世纪有‘世界四大旅行家’的说法，除了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之外，还有一位是伊本·白图泰，可见杭州当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楼毅生说，到了元朝，蒙古大军纵横欧亚大陆，进一步打通了陆路海路交通，杭州更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
到了明朝中叶，另一位“东方马可波罗”也来到了杭州。500多年前，朝鲜李朝的文官崔溥从济州岛奔父丧回家，船只遇到暴风，顺水飘到浙江沿海的三门湾。一行人获救后，路过杭州，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最终回到祖国。这段历史被精通汉学和儒学的崔溥著成了《飘海录》，其中，杭州的繁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楼屋成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春之景，真所谓别作天地也。”
他向欧洲确认“天城”的存在
但是在马可·波罗身后300多年间，他所描述的“天城”乃至中国一直是欧洲人所争论的话题。直到明朝末年，另一个意大利人、耶稣会会士卫匡国在《中国新图志》中终于向欧洲确认了“天城”的存在。“为了防止欧洲的宇宙学家浪费时间而荒谬地去寻找马可•波罗提到的行在城，我将在此撰写有关它的文字，而这是连世界百科全书都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美丽宜人的湖……人们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赞颂大自然那绝妙的典雅或艺术之作。”
“许多人都知道马可·波罗，还有不少人也知道利玛窦，但是对于卫匡国，我们也不能忽视他的贡献。”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俞强介绍说，卫匡国是欧洲早期的著名汉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是最早把中国历史学和地理学介绍到欧洲的学者。
俞强认为，与马可·波罗、鄂多立克这些旅行家不同，前者更多地是单方向地向欧洲描述对中国的观感，而卫匡国这一代人则扮演了中欧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他们认为双方的文化是可以互通的，因此就秉承着汇通的思想，既把欧洲的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的思想文化介绍到欧洲，从而在欧洲引发了“中国热”，并影响到伏尔泰、莱布尼茨、康德等哲人的思想。而在艺术史上，著名的洛可可风格也受到中国园林的影响。
“晚明时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来华，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一轮高潮，虽然利玛窦本人没有来过，但是他的不少同事都到过杭州。当时，与其他一些地方排外不同，杭州的对外氛围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在这里也得到了善待。“楼毅生说。
泰戈尔、杜威和罗素们的杭州印象
在印度高僧慧理来到中国约1700年后，1924年4月，在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下，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也来到了杭州，参观了前人首创的灵隐寺。看到飞来峰上的造像，诗翁深有感触地说：“印度文化有很多到中国了，如同中国几个大师到印度去。中印两国人民更应该共同努力，去找出一条中印交通的运河。”
在泰戈尔之前，有多位西方哲人访问过杭州。1919年4月30日，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乘船从日本抵达上海，5月5日来到杭州，游览了四五天，1920年6月10日至15日，他再次来到杭州。
杜威两度访杭，先后进行了八场演讲。在演讲中，杜威强调：西方人应当把东方人的怡淡安详的态度收取些去，东方人却应当把西方人的创造精神、科学精神吸收些来，这才能达到兼而有之的目的。他希望中国的教育家们要注重学生的游戏运动，手的活动和对天然物象的观察和实验，这样才能造就“发动的性质”。
而比杜威稍晚来华的，还有另外一位大思想家，英国的罗素。1920年10月12日，他携女友抵达上海，而在《罗素自传》中，读者可以发现，这位哲人也曾在杭州盘桓：“我们的中国朋友带我们去杭州两天，游览了西湖。头一天我们环湖而游，第二天则是坐在靠背椅上被抬着游览的。西湖美不胜收，那是一种富有古老文明的美，甚至超过意大利的美。”
事实上，无论是杜威和罗素，还是泰戈尔，都对于中国当时的国际处境表示同情，其中或许也不排除西湖人文山水的加分。杜威感叹道：“如果所有的力量都因忌惮日本而加以纵容，那么中国如何能避得开命运强加给她的劫数呢。”罗素则用他兼具数理逻辑和历史哲学的头脑分析认为：“中国人一定要自强自立，千万不能依靠外国人发善心。……有了（不入侵异族）这个附加条件，我认为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复兴所必不可少的。”
在“七七事变”之后，泰戈尔安慰他的学生魏风江说：“我坚信中国是不会被征服的。日本侵略军愈凶残，溃却的日子也就愈早。中国终于会得到独立和自由。”魏风江的老家就在当时的浙江省萧山县，如今的杭州市萧山区。而“西陵”后改称“西兴”，曾经是萧山的一个镇。
“20世纪上半叶有多位思想家来过杭州，这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杭州是浙江的省会，而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浙江是率先向西方学习的一个省份。”担任《天城遗珍——杭州对外文化交流史迹》主笔的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方新德告诉记者，浙江是较早出现近代工厂的中国省份，而最早的商办铁路也出现在浙江。
“浙江人不抗拒西方文化，而是采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态度。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杭州的交通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吸收了西方的先进经验，旅游接待能力大为增强。同时杭州离上海很近，因此成为许多西方人访问中国的必经之地。”方新德说。
“浙派印学”交通汉文化圈
“即使是在近代史上，中国国势衰弱的时候，不少日本学者仍然到中国来学习汉学，当时的中国仍然有能力输出文化。”方新德说，众所周知，晚清大学者俞樾是红学大家俞平伯的曾祖父，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老师，而他门下就有多位日本学生。他曾受日本友人邀请，编选了５千余首日本汉诗，合为４０卷的《东灜诗选》，这部诗选在日本影响深远。
“浙派印学不但影响了中国金石界，对日本、韩国也影响深远。”西泠印社理事王佩智告诉记者，1904年，浙派印学四位名家发起成立了西泠印社，1914年，印学大师吴昌硕出任首任社长，在他的感召下，日本著名的篆刻家河井荃庐和长尾甲成为西泠印社首批外籍社员。“1979年西泠印社在建社75周年纪念会议上决定恢复发展国外社员的传统，此后，日本的两位篆刻家小林斗庵和梅舒适都曾当选过西泠印社的理事。”
目前，西泠印社健在的500多位社员中，有37位日本籍社员、6位韩国籍社员、2位新加坡籍社员、1位马来西亚籍社员、1位法国籍社员和2位瑞典籍社员。日韩社员是外籍社员的主力军，王佩智说：“金石书画一直是汉文化圈中互相交流的重要载体。”
新中国外交重要窗口
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杭州又再度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窗口。在中国共产党杭州党史馆举行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中的杭州记忆”展览显示，20世纪50年代，杭州共接待了来自34个国家与地区的74批外宾，60年代，共接待了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76批外宾，70年代以后共接待了50个国家的83批外宾。
“周恩来总理是浙江绍兴人，有很深厚的故乡情结。而毛泽东主席一生53次来过浙江，他把杭州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党史办副主任王祖强介绍说，杭州当时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接待任务，除了风景宜人，有较好的住宿餐饮条件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杭州的偏爱。
在接待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尼总统苏加诺、法国总统蓬皮杜、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老布什、澳大利亚联邦总督尼尼安·斯蒂芬等大国领导人的名字。
“当时接待意大利总统的菜单还是我手写的。”退休前担任杭州楼外楼饭店党委书记的张渭林回忆说，1980年9月26日，刚整修完毕的楼外楼迎来了首批外宾——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一行。饭店一共准备了13道菜，其中一道西式的串烤牛肉最受意大利客人欢迎。“为此，我们还从奶牛场里找了一头小公牛。”
“那次楼外楼的装修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指示进行的，1973年9月他送别了法国总统蓬皮杜，请工作人员到楼外楼吃饭，看到饭店状况，就指示要重新装修。”张渭林说，周恩来建国后曾9访楼外楼，给楼外楼的许多老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美建交的杭州故事
而最让杭州老市民津津乐道的是，1972年2月27-27日，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一行，由周恩来总理等陪同访问杭州。尼克松在杭州停留的时间其实不足24小时，但是杭州之行对他来说显得格外闲适。在《尼克松回忆录》中，作者特意添上了一笔：“后来帕特（尼克松夫人）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在杭州的逗留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当晚，中美双方为了《上海公报》，在刘庄一号楼的八角亭磋商到凌晨，最终才达成一致。1982年9月9日，再度访问杭州的尼克松在晚宴祝酒辞中说：“具有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也可以说是1972年2月26日在杭州诞生，28日在上海向全世界公布的。”
尼克松总统赠送的1株北美红杉就栽培在杭州植物园里，当时它还是3岁的幼苗，干基周径11厘米，高2.4米，如今，它已经长到15米高，胸径也有30厘米。
从1978年到1985年，杭州植物园专门制定了科研项目，组织最优秀的工程师研究北美红杉的繁殖技术，成功探索出了组织培育、扦插和播种等多种系列繁殖方法，培育了4万多株幼苗，在全国20多个省市造林种植。负责培育红杉幼苗的园艺师冯有林说：“尼克松送来的红杉，现在已经有孙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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