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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大诚
前几天，看过一位在读硕士生写的文章，赞扬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周教授利用周末帮助他们修理仪器。
化学专业的一台流变仪的电路板出了问题，研究生无法工作，导师就让这位研究生找周老师求教，学生以为周老师是一位电工师傅，便上门求教。到周老师的实验室才知道，周老师是国家实验室的一位教授。在周末，周老师如约到化学实验室修好了仪器，边修还边向学生讲解。修好后水也没有喝一口就走了，还说“学生的事，我们都放在心上”。
这位周老师无疑是一位很优秀的教授，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恐怕也正因为他技术超群，名声在外，连化学专业的导师也都知道，才会让研究生去向他求教。
在大学里，某一个人有某种专长，而且有一定的名声，这恐怕是正常的事情。“学生的事，我们都放在心上”，也是很多教师的真心话和真实的做法。不过，问题也往往会产生：大家都去求教，谁给他记工作量？他的业务考核怎么算？
众所周知，在大学里，对于几乎所有的教师，工作量以及业务考核是一件大事情。在绝大多数学校，教师的收入都是与工作量有关的。教师的职称提升、奖励等都与业务考核有关。当然，在业务考核中，研究论文的级别、数量以及专利和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等等都是重要的因素。
在如今被量化了的所有的业务考核因素之中，即使是最开明的方法，也绝不会把无偿帮助别人算在里面。
如果修理仪器这样的工作还可以“量化”，即有偿修理，那么，学校里还有很多其他的行为，就完全无法进行所谓量化的考核。例如，教师接受其他教师或学生的询问和讨论，教师帮助其他教师或学生解决一些看起来不是很大但对这些教师或学生却是本身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某一仪器或某一软件在使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跨专业的一些概念及其应用问题等等。
帮助别人在正常的高等学校里，应当是教师的良心之所在，也是一个好的高等学校里应当鼓励的行为。这种跨专业的帮助，有时候即使是短时间的帮助，对于被帮助者来说，也可能会得到一个大的飞跃。而作为帮助别人的教师，在付出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不断提高着自己的业务水平。所以，学校理应鼓励这种帮助，但是，现在的工作量和业务考核制度却在杜绝这样的帮助。
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教师，很容易有好的名声，就会有相当多的人来求教，所谓能者多劳。对于求教者来说，占用的时间可能不算很多，个把小时或两个小时，但是，对于帮助别人的教师来说，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在现在的大多数学校里，都会与业务考核产生较大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的最后结果，那就是难以产生业务尖子，即使产生了，也难以起到对大家都有用的作用。
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斤斤计较的量化考核，在于过分夸大了工作量的作用。更进一步说，在于我们的学校考核一位教师，依靠的不是人的判断，而是机器的判断。
我认为，对于一个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对教师工作量的要求只需要有一个极其粗糙的最低标准的估算即可。比如，上完多少节课，就可以了。余下的，就是领导的“人治”。高水平的大学必须是这样的人治，而绝不是生产队记工分式的“量化数字管理”。只有人治才可能考虑到“质”的问题，只有人治才可能考虑到长远的利益，全局的利益。当然，这样的人治也必须是在一定规章制度下有监督的人治，也就是说，治理的不好的人将会被撤换。
对于一个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的大学，对教师的管理应当是宽松的，让教师对自己的行为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绝不可以卡得很死，更不可以斤斤计较。要相信自己的教师，绝不可以像管理工人甚至像管理囚犯那样管理教师。当然，关于各类教师，也应当有不同的宽松度，都是总的来看，应当是宜宽不宜紧。
对于一个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不宜用所谓“绩效工资”，只应当用固定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只会使教师去追求短时间内的“绩”，只会去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而对于一个大学的“生产过程”和“产品”，无论的教学还是科研，最重要的是质。离开了“质”去说“绩”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而如今我们所做的，则恰恰是忽视了大学教学中最重要的“质”以及没有正确估计科研的“质”（科研的质的估计也不是那么容易和简单的事情）。
调动大学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绝不是光凭“绩效工资”所能够奏效的。古人所谓的“士为知己者死”，也不是用金钱就可以实现的。用金钱可以做到的是商人的买卖和贪官污吏的贿赂。没有钱是不能的，仅有钱也不行。对于高水平的大学，教师需要的是体面，即在较为体面生活基础之上的尊重和自由。如今的绩效工资，少数人得到了大量的钱财，大多数人既没有得到适当体面生活所需的工资，更没有得到尊重和自由，反而成天生活在领导们像鞭子一样的话语之中。
要想让有可能成为更优秀教师的人能够真正成为更优秀的教师，也就是说，要让高水平大学里的教师安心而认真地搞好他们的教学和科研，教好学生，做出有水平的研究工作而不是灌水的工作，就必须给他们一个相对安定和宽松、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有相对安定和公平的收入。努力的程度和其他条件相仿，基本的收入也应当相近。科研的成功与否有运气的成分，但是不能让大学教授们像赌徒那样盼望着运气的惠顾，更不能让他们成天像小贩一样去斤斤计较自己的“工分值”。所以，我认为，在大学里，教师们的基本收入应当按职称或岗位而固定，不应当跳动太大。
现在的大学普通教师的工资，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工资，实在是太可怜了，这样下去，对于我们国家的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将来，是非常不利的。要想让这些教师对学生做出好的榜样，他们的收入和待遇首先应当是一个榜样。应当想想，在大学各院系的公共场合被展出的像小贩那样被一分一分计较的“他们老师”的年终“工分”明细时，会给围看这些“明细表”的学生们留下怎样的印象，产生怎样的影响。因此，我看国家现在最迫切需要的并不是什么X人计划，而是要给广大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一个有尊严的物质和精神待遇。
至于对做出特别优秀工作的教师，当然应当对他们的工作给予特殊的物质奖励。但他们的基本工资，仍然应当按教师的级别分配。某某学者，X人计划之类的不应当有额外的特殊工资岗位。
当然，教师的收入固定了，有些监督和管理的措施也要跟上。例如，学校的教授应当与公司的老板或雇员分开，如果一定要兼职的，应当订立合同，分清权益和职责，公私分明。像现在这样一笔糊涂账，既是对学校不负责任，又容易使这些教师个人陷于刑法之中。
前几年，我写过一篇《大学要像温吞水》（2011-12-19《科学时报》，本人博客2011-12-3，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12874-514498.html ），文中说道：
温吞水是吴方言词汇，不温不火、慢条斯理之谓，似乎贬义的成分多一些。但是，生命就孕育在温吞水之中，在热火中不会有低熵的高级结构。我看大学就应当像温吞水，平和、雅致，甚至看上去有点懒散。大学是做学问、教学问的地方，不要急扯白脸，不要气急败坏，不要急功近利，不要逼人跳楼上吊。
大学人要有尊严，要过有尊严的生活，应当是精神贵族，不是暴发户，更不是流氓。要想发大财，就不应当在大学里混事。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出大师？因为中国的大学不像温吞水，像铁匠炉。
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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