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林毅夫的这个发言稿(黑字部分)来自于10月16日,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举办的“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主题为: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机遇与挑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发言表示,所谓结构性的问题,最近大家谈的非常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产能太高,要去产能,库存太多,要去库存,企业的杠杆率太高,要降杠杆,企业的经营成本太多,要降成本,还有有不少短板。那些这些问题都存在,这是事实。对中国经济的效率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不是这个就是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我个人认为不见得。金砖国家并没有我们国有企业的问题、投资比重太高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那既然没有这些问题,他们经济跟我们表现一样,那一定是有共同的外部性或是周期性的问题。
林毅夫的这个发言不无道理:所谓结构性的问题,最近大家谈的非常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产能太高,要去产能,库存太多,要去库存,企业的杠杆率太高,要降杠杆,企业的经营成本太多,要降成本,还有有不少短板。那些这些问题都存在,这是事实。对中国经济的效率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不是这个就是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我个人认为不见得。我们放眼世界,可以看跟我们同样发展程度的其他所谓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同一个时间里面的经济表现,中国在2010年增长速度是10.6%,2015年是6.9%,但是巴西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7.5%,2015年时是负3.8%,跟我们一样是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比我们大。俄罗斯在2010年增长速度14.5%,2015年是负3.7%,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大。印度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3%,2015年时7.6%,7.6%当然比我们6.9%高,但它同样是从10.3%降到7.6%。2012年时候印度增长速度只有5.1%,我们当时是7.7%,所以印度从2010-2012年它下滑幅度比我们大多了,减了一半,就是所谓的触底反弹。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印度调整国民经济的统计方式,让印度的增长率增加了差不多1个百分点,如果把这两个因素刨除掉,印度在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也是在7%以上,跟我们完全一样。这些金砖国家并没有我前面所讲的那些国有企业的问题、投资比重太高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那既然没有这些问题,他们跟我们表现一样,那一定是有共同的外部性或是周期性的问题。
就过剩产能而言,我国的产能结构中主要成分是低效益、低技术水平的产能以及产能总量结构中相对单调形成的过剩产能。从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看,主要是由于长期计划经济模式以及过度依赖既得红利所形成的产业规划、企业管理和技术更新的滞后所致所致。但是,如果从企业内部的组织体系以及人才技术禀赋来看这些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例如沈阳水泵厂、沈阳鼓风机厂、鞍钢等)仍然存在局部的产业技术优势),关键是思想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缺乏逆向思维和纵向和横向发展突围的眼光。相比山东的潍柴集团,从生产195农用柴油机转向发展我国重型汽车发动机的骨干基地。对于沈阳水泵厂而言,我国大型蓄能发电站和南水北调以及我国东部和我国中东部防洪减灾以及水资源的储备都需要大型和超大型水泵作为装备支持。我们只要在关键技术环节(超大型轴承、密封材料以及叶轮精加工技术上有所突破)加上生产流程的合理化,我国的超大型和超高压水泵就会形成新的具有世界水平的新产业。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产业链有纵向链,也有横向链。比如大型轴承设计材料和精加工设备;水泵叶轮涉及高性能金属材料和五轴数控设备及软件支持;密封材料涉及高分子合成技术的提高,而且这种高分子合成材料也是船舶、深潜设备所必需的关键材料;从管理上讲,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近水先得月”的有利条件,大庆油田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非常适合在老工业基地“发挥余热”。上世纪70年代,日本管理大师石川馨来华讲学时非常重视这个“中国经验”,此后在日本以举国之力普及到全国的企业中大力推广,由此诞生的日本式“TQC(全面质量管理)”,使日本的企业效率平均提高33%以上,“日本制造”迅速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优质产品的代名词。“日本制造”由此甩掉了不良产品的恶名。TQC(全面质量管理)原本是美国实施“曼哈顿工程”中形成的科学管理体系,但是美国人的发明却被日本人大大超越了,关键在于日本人引入了自己所理解的东方文化——人本思想。
我国是荒漠化比较严重的国家,尽管几十年来植树造林成绩显著,但荒漠化的程度仍然在增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单靠人工植树显然效率是一个大问题。我国工程机械近十几年来发展较快,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产品发展方向过于集中。对于大面积荒漠植树而言,没有大中型机械化植树造林机械,我们的人工造林不可能实现遏制荒漠化的进程速度。山东西部有一家大型工程机械企业近年来销路一直不好就在于传统思维的禁锢:工程机械就是推土机、装载机、挖掘机。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工程机械的功能如果加以优化组合就可以生产出大型机械化植树造林机械。这种机械可以同时栽种6-3种不同的树种,因此可以解决生态平衡的问题(这里特别指出:由于认识不足,我国西北早期植树造林只强调速生林种,由于无法解决抗病虫害的问题至今已经出现大面积死亡)。这种大型机械化植树造林机械可以实现快速一次性完成不同树种的均衡交差栽培,并且效率大大提高。跟值得关注的是,大型机械化植树造林机械本身的结构和动力系统与现有的推土机、装载机和挖掘机有高度的相关性,所以产品转型并不困难,生产流程也无需做大的调整。由此可以引申出我国机械化造林工程体系的新模式。特别是我国现有大量的55式、64式坦克都已退役,这些退役装备也为大型机械化植树造林机械提供了大量的再生资源。我国目前这方面做的很不够,只有少量的简单改装成林区灭火车辆。
林毅夫认为:展望未来的中国经济,外需那一部分确实是不可乐观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是要更多的靠内需,并且中国确实也有不少体制机制结构的问题要改革,所以我们应该像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面表明的,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之下,来进行结构性改革。而且我认为适度扩大总需求跟结构性改革并不是矛盾的,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补短板是干什么?经济当中有很多短板,比如现在在制造业确实有很多产能过剩,但是我们的产能都在中低端,比如2015年我们单单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到1.2万亿美元,这些都是国内自己不能生产的。还有我们的基础设施,今年6、7月份下几场大雨,全国有1000多个城市淹水,严重的地下管网老化。我们环境恶化的问题,要绿色增长,那也要投资。我们还在城镇化的过程,现在我们城镇人口比重56.1%,发达国家城镇人口普遍在80%以上,农民要进城就要住的,公共投资都需要投资。所以我们在扩大内需当中投资的机会非常多,而且经济回报率跟社会回报率都高。
对于拉动经济而言,扩大内需的关键环节是拉动实体经济产能的国内基本需求。而不是去搞那些“高消费”的需求。例如某县提出发展“精品蔬菜”:芹菜36-42元一斤,韭菜40-60元一斤等等,还有精品山猪肉、精品大头鱼等等,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发展,但毕竟不可能成为蔬菜市场的主流。我们的轻工日用品、食品、药品等等毕竟还要从满足95%以上人群的基本消费出发才是可行之路。上万元的髫餮大餐虽然利润丰厚,但富人毕竟有限。据统计,我国贫困人口至少还有7000万,也就是说,基本的住房和家用电器和服饰产能至少还能从1亿人口中找到广阔的市场。这就是上面所说的“扩大内需的关键环节是拉动实体经济产能的国内基本需求”。从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来看,大家电行业情况是比较合理的。机械行业的问题是低水平的同质化比较严重,一方面低附加值产品产能闲置,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靠进口解决急需。我国的无人机产能占世界的70%,但关键零部件几乎全靠进口。机器人产业也是如此,我们所需的机器人运动执行机构基本上都是需要进口。我们国家的的仪器仪表工业最大的短板就是高性能敏感材料几乎都靠进口,例如数码相机目前仍然是日本产品的天下。家用医疗电子产品也不例外,目前我国医疗器械市场上,除了西门子等几家大型医疗器械主导我国医院的检查需求设备之外,我国内需求的电子血压计,医用制氧机等基本医疗器械,日本的欧姆龙公司在我国占据了65—75%以上的市场份额,而这些产品都是出自大连的欧姆龙(中国)公司。这个规模并不大的子公司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量就在于日本的欧姆龙公司长期以来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其产品线涵盖了整机和几乎所有的仪表组件和材料,是一家技术并非世界顶尖,但却是世界第三大仪器仪表专业研发和生产企业。所以由于自身产品线与电子医疗器械的相关性,所以大连的欧姆龙(中国)公司毫不困难地实现了对中国市场的占领。到不前为止我国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几乎都无例外地在“仿制”欧姆龙的产品。
我们的企业家有个普遍的毛病就是不重视品牌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共识度。例如,上海的“美多”收音机、“美加净”洗漱用品等等在那个年代已是家喻户晓,知名度极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招商引资过程中,仅仅是为了点外方投资就把自己的品牌丢掉了。实际上外商跟你合资,给你几个钱,就是利用你的生产条件和人力资源把你自己的品牌吃掉。于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美多”、“美加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三洋”和“欧丽雅”。从此中国年青一代记住的只有那些洋品牌,几亿中国人认可的“美多”和“美加净”从此不再有人记得。可以说,中国的国企丢掉的财富中,文化价值比物质财富更多。一汽的“红旗”也是完全忽视品牌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文化价值,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只是到了“奥迪红旗”遭到国人痛斥才幡然梦醒。以上这些都是惨痛的教训。
有一个概念我们必须清楚:自主设计和自主制造并不等于就是你的自主知识产权。例如,919大飞机尽管是自主设计,但毕竟是国际合作的产物:发动机、电传及导航系统、安全舱门等都是进口的。这与空客和波音的全球采购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我们不能生产或是可靠性还达不到要求,后者则仅仅只是为了获得更低的成本价格而外购。这就是中国和欧美产能的根本差距所在。也就是说这种短板仅仅是中国的短板,而不是空客和波音的短板。所以去产能必须先要看这种产能过剩的短板在哪里?是总量的还是技术的或是管理的短板。比如,中国一汽关于“红旗”的发展思路首先就是管理层决策的短板。
总之,经济危机是要付出代价的,去产能也是有成本的。所以,过生产能只是相对而言,必能简单的一去了之。
林毅夫说:现在杠杆最高的行业是建材行业,如果说我们投资需求维持适度增长,建材的价值稍微往上扬,这些建材行业有利润的他就会还债,那杠杆率就会下降。如果维持合理的投资增长跟家庭的收入增长,家庭对这方面的需求就会增加,产能过剩就会容易来做。所以从补短板开始的投资,本身也是去产能、去杠杆的过程,而且如果家庭收入比较好,每个家庭对住房需求就会增加,所以住房库存也就会被消化掉。
我国的基本建设目前还是以计划为主导,市场机制很不完善。铁路、公路和水利设施建设都是如此。我国的房地产业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出在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上。就世界建材市场而言,中国的品种和质量也都说得过去。为题就在于是不是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近20年来房地产大起大落,乃至基本建设的大起大落都与宏观调控失衡有关,”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格局始终没有改变。这种状况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建材产业。我们一讲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想到的无非就是修铁路、建公路、筑港口这类的事情,全然没有考虑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纵观10几年来的自然灾害,全国水利设施和江河湖泊的治理是非常滞后的。尤其是只注重“动脉血管”,忽视“毛细血管”的怪现象普遍存在。似乎只有大工程才是政绩。从今年的水毁工程和造成的经济损失来看,80%%都处在水网的“最后几公里”。我国现有湖泊和蓄洪区的蓄水能力不及上世纪50——60年代的40%。就农业灌溉而言,自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已建成的“最后一公里”的农田灌溉系统基本上消失殆尽,不复存在。河南林州的“红旗渠”也是历经万般险境保存下来的不多的农灌工程之一。洪水既是灾害也是资源,我国是严重缺水的国家,所以变害为利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要像荷兰、以色列那样重视水的问题。作为建材行业是水利工程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来源。关键是要解决“财政分灶吃饭”的问题。还有个问题就是水利和国土资源不易分家,它们本就是不可分而治之的整体。抓好现有水利工程科学规划和建设标准的提高,以及工程设计、施工质量与验收非常重要,必须彻底杜绝设计、施工与验收的“政出一门”。投资的来源也应当多元化。项目规划尤其是要注重系统的综合利用和配套,不能只盯着“关键大项目”,要从整个水系来合理规划和建设。趋利避害才能国泰民安。
房地产业要市场化,要加强制度监管。尤其是要与“土地财政脱钩”。我们不能不承认:任志强几年来的预判不是没有道理的。土地标王的一再登高并不是好现象,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买房者都清楚。
林毅夫最后:展望未来,我们确实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如果我们把当前经济挑战的主要原因看清楚,然后对症下药,这样不仅能够维持我们经济中高速的合理增长,并且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它本身就是结构调整、结构改革的要义,那我们的增长质量也会同样的得到提高。
前几年笔者总结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引进全面质量管理(TQC),在我国国有企业进行推广。这是我们第一次全面接触西方的先进科学管理体系。全面质量管理(TQC)强调的是“预防为主,质量第一”。在TQC定义中,质量的含义是广义的,即不仅包括产品质量也包括工作质量。这个工作全面质量管理(TQC)质量也是广义的,即包好所有工作及服务的质量。全面质量管理(TQC)的基本原理是基于系统控制原理和数理统计工具。强调“一切用数据说话”,变“事后检验”为“预防为主”。并且强调系统的全过程可控性。从实践经验来看,从1988年到1992年几年时间,国有企业管理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主要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当然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文革期间下厂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无疑是为后来的全面质量推广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先期认知”。)从那时起,我就意识到这项管理技术不仅仅可以用于企业管理,而且可以用于国家事务及社会诸多领域的管理,甚至包括司法管理(2011年曾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运用系统管理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的探讨》。这个问题目前国内鲜有学者研究,不过近来终于看到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戴维·奥斯本、彼得·哈钦森合著的《政府的价格》一书。该书共分5各部分,在第四部分明智地管理:以内部改革促进外部绩效下的第13章“明智的工作流程,来自产业的工具”中就全面质量管理在这一章开始,作者指出:“有时候,改进绩效涉及及发展出新的策略,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它们只需对现有工作进行重新设计。在众多技术中,我们将讨论其中最重要的3种:“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群策群力”和“业务流程再造。“全面质量管理体系”是这些工具中用得最普遍的,它帮助你在自己的工作中作出持续的改进(笔者注:这就是TQC管理的核心——PDCA循环,即著名的“朱兰螺旋”,也就是说TQC管理通过PDCA循环,质量改进是螺旋上升,不断提高的过程)”。 这大概是国内引进的第一本关于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尽管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当然,由于篇幅所限,该书不可能进一步详细阐述,另外国内出版中由于翻译过程缺乏专业管理学者的参与,所以个别地方不够准确。但不管怎讲,制定一项政策法规,因果分析总是要搞的。
最后,作为一种启示性参考,本文末尾以附件的形式提供2个以全面质量管理体系所提供的基本工具“因果分析图”和“流程图”做出的管理流程控制分析(供参考):
1、2、
说明:上述黑字的全部是林毅夫的发言稿全文,红字是笔者的分开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