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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煤勾结”一个含糊不清的词 “官煤勾结”一个含糊不清的词 自2004至今年能源紧张,煤价一路上扬,同时煤矿安全治理工作也的确强于以往,奇怪的是大小矿难在这个重点治理的行业中仍然频频发生甚至多于往年,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违章生产所造成的矿难事故背后多少又都牵扯着失职渎职,官商勾结和腐败现象,所以近期各种媒体上“官煤勾结”一词就产生了并使用率还很高。 本文的题目是《“官煤勾结”一个含糊不清的词》不是说；“官煤勾结”不可恶，而是说这句狠话没有说清问题的实质。如果把“官煤勾结”放大了说，就是“官企勾结”或“官商勾结”，与其它的“企”和“商”不太一样的是煤矿企业获利的过程让人们眼睁睁的看见了死人太扎眼了！而那些“十五小”“新五小”企业或那些污染严重的企业有法不依为所欲为是否也存在着“官商勾结”呢？(如；河南沈丘黄孟村——水污染引起致病死亡的癌症村，央视《新闻调查》有报道)由其是那些管理层收购等“国退民进”的企业是否也存在“官企勾结”就更无法说清？官员入股、官员拿“干股”充当保护伞，其它行业是否也存在，如果其它行业也存在着同一性质的问题，那就不单单是解决“官煤勾结”的问题，而是要系统的研究整个制度设计、政策导向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了，特别是“改革”的理论导向及现实的操作不从这个层面去考量，单独提出个“官煤勾结”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发生矿难的企业及当地官员都不会服气！（可能他们会自认为撞枪口了。只有“官煤”才狼狈为奸吗？） 所以我把“官煤勾结”一词只能是看成是应付舆论的即兴之词，咬狠嘴，说狠话，这种就事论事的处理方式显得没有了层次，更谈不上所谓“深层次”了。有文章说；“官煤勾结”如“猫鼠同窝”是矿难的根本原因。如今的媒体跟着“泥瓦匠”走，“官煤勾结”这句狠话如一堵新墙，把所有的不中看的东西砌到了里面，再抹上灰就可以“交工”了。我看问题没那么简单，如果上文中提到的其他行业也存在着同样带有普遍性的官员失职渎职、官商勾结和腐败现象，等到出了事在“抓奸”，政府忙的过来吗？ 8.2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记者李景卫《法律是矿难的生命线》一文，介绍澳大利亚必和必拓矿业集团下属阿平煤矿。其中有几组数字，可以罗列在此，1979－1999年，20年间发生死亡10人以上特大矿难6起，总计死亡69人，近几年年均产量达2.5亿吨至2.9亿吨，2001年度百万吨煤的死亡率下降到0.014，2003年是“零死亡”。 首先，说：必和必拓矿业集团人们不会忘记，就是今年上半年参与铁矿石制定价格的世界三大公司之一，为提高中国铁矿石进口价格做了“贡献”。阿平煤矿只是其旗下的一个企业，从产量看企业规模也不小，按百万吨煤的死亡率看，中国的煤矿企业几乎完完全全的没法比，差距在哪呢？投资、技术、管理规模中国的企业哪一方面都有差距，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最根本的差距人家是“垄断性竞争”的大企业，目标瞄准的是世界上的竞争对手，并管理者深谙着产业发展的规律。有不止一个报道：某某地的矿区大小煤窑200多个，老板有几百个，结果“各村的地道全挖通了”这能不出事故吗？违背产业竞争规律，违背产业发展规律才是中国矿难事故的实质，可我们看到的只是李毅中同志在到处“救火”。 有个资料不足的文章说；法国依云小镇的依云牌矿泉水是世界名牌。价格极高，世界著名 的宾馆饭店都有销售。说“资料不足”是我不知依云小镇上到底有多少公司在灌装矿泉水，可我知中国的茅台小镇注册的公司实属不少！并且生产的大多是所谓“浓香型”白酒，其中包括2元一袋的“茅台镇五年陈酿”。中国“国酒“酱香型”茅台”的未来路又在何方？（茅台集团自己也在生产同一品牌的“浓香型”酒，不是自毁前程吗？这是本文题外话）。 其实，上述问题在各行业普遍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一路走下来，从发展乡镇企业，个人承包，“靓女先嫁”再到“国退民进”，企业管理层收购等等整个过程，就形成了今天的局面。这里并不是说这个过程不对、不合理，而是说这个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现在有时间、有经验和教训或更多可供参考的知识该去认真的总结反思了。“文革”后历史的因素、现实的情况、决定了“改革”之路的唯一的选择是“摸着石头过河”。事实上也是一次次在困境中选择，“困境”的选择往往就慌不择路，今天人们可以静下心来思考以往的过程有哪些问题，有什么方法可衔接过去与未来。 上述现象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了改变计划经济模式，而设计或推行了“完全竞争”模式所造成的。即所谓“充分竞争”，理念上是要退回到“原始市场经济”那去。其实这个理念还有一个前提，就是“精英”们完全否认“计划经济”这段历史，完全否认49年以后至“改革”前的组织及国有资产的合法性。所以这些年“分”就变得“合法”了，直接分不到要间接得到，就大面积的产生了腐败，产生了“官企勾结”或“官商勾结”。 “完全竞争”模式下的本土企业，在WTO后或外资全面进入中国市场条件下的改革，走市场经济之路的起点也需要有一个较高的集中度（这里隐含着逻辑、现代工业是靠规模的效率，上下游的产业链的互动，才产生竞争优势，可为什么象“土地承包”一样，把企业都完全肢解为“车间”了呢？）挤压下就只好每况愈下，本土企业门槛越来越低的恶性竞争，矿难事故频发，环境污染，贪污腐败，“血汗工厂”都由此产生 。 可吴敬琏不这样解释，他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认为；一部分有权力的人利用体制漏洞发财致富，“转轨”时期借的经济体制漏洞从中浑水摸鱼，并担心第三种社会力量带来的社会危害性，“一方面可使改革陷入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泥坑，另一方面可使不明真相的群众误以为在当前的原始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种种违反社会正义的丑恶现象都是改革的产物，对改革产生抵触思想。”文中可知一部分有权力的人“致富”或“浑水摸鱼”，可又是怎样产生那么大“体制漏洞”，“转轨期混乱”又是怎么形成的却语焉不说。但明确无误的把“当前”改革的方向拖到“原始市场经济”，才产生“种种违反社会正义的丑恶现象”，这才接近真实，可不应是“改革”的必然产物。 49年以后“计划经济”留下的这份资产通过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才能使其效率最大化，这是选择改革切入点的问题。“原始市场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还原西方历史，没有体现中国特色）。选择走“原始市场经济”的本意是企图还原一个产生原始积累的条件，通过“积累”或发展民营企业，产生民间力量产生新的中产阶级，可在中国这个“积累”的过程，就必然是从掠夺国有资产开始，从“官商勾结”开始。所以就不存在吴敬琏所说的“不明真象的群众误以为”的问题，只能说吴敬琏们的逻辑只有一半合理性，那些“成功人士”因此也一半是人一半是鬼。因此，带来的乱多于民主进程。实现民主也有多种途径至少不是今天这个逻辑。 本文从矿难事故或“官商勾结”说起及谈到问题的根源，事实上是与吴敬琏们对世界对历史和文化，对国情对曾经的国企的判断和认识都有所不同，因此也不是这一篇短文可以说清的（因此要另说） 总之，“官煤勾结”应该放大了来看，不是一个行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事情，而是整体的政策设计和真实的国情产生了错位。只有真正读懂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现实的格局，才能做出切合实际的判断。治理“官煤勾结”除靠道德和法律或行政命令之外，大企业整合分割市场也是建立或维护整个社会纪律的有效途径。（大企业的行为不仅仅是靠“垄断性竞争”体现自身的效率）《南风窗》2005，8月下期，有一篇题的《当改革进入深水区》赵晓与新望的对话。如果我参与对话的话，我要回答三个问题；一、“内部人”问题。“官煤勾结”或“官商勾结”，身在其位的官员都有可能把行政资源置换成经济资源，既是代言人又是受益者，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人“成功”，背后也能看到多少官员倒下，只要我们不改变“主流”们做下的 “发展民间力量”这个“乱局”，“勾结”就不会结束，官员也是“经济人”怎么会有其它选择呢？“利益集团”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合法利益，就一定不择手段的攫取，况且途径又如此之多。在“原始市场经济”的逻辑蛊惑下，各地各行业都有大量的“官煤勾结”恶例在先，某一部门官员的违规违法都不重要了，而是重新拿出好的对策约束“内部人”。第二个要回答的是“地方分权。”我的思维方式“分与合”可以一起操作，现下的结果，如：新望文中所述，人们看到“分权”带来的破坏性力量，掠夺性力量“比较多”，我认为这种看法很真实。第二和第三放到一起答更容易说清，赵晓说：“只有资源变得分散了，权力变得分化了，内部人主导改革的情形才会相应改变，真正的新制度才有可能出现。”赵晓的说法很有代表性，这个逻辑直接导致了“教条主义者”帮了骗子们的掠夺。（我不往“合谋”上想）如果，在一个行业“地方分权”变为跨地域参股的组合，其结果就会资源集中了，“权力变得分化了”。跨地域重组资源集中的过程中形成多股博奕，（地方都有各自利益）在出资层面“权力变得分化了”的同时，经营管理层，权力又集中了。这也有点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地方“资源”的管理者和地方政府的纵向被管理关系放到了“跨地域企业”的框架下还“一股独大”吗？如果，地方的大企业和重要行业都放到这个框架下不就解决了“政企分开”的问题了吗？几个“地方”整合成一个企业，实现“垄断性竞争”的格局不就避免恶性竞争的问题了吗？（地方税收分配问题在我写的《治乱中国》一文中提到。）从上至下推动的改革，是从行政力量准许企业“分”开始，资源是国有的为什么不可以有条件的“合”呢？煤矿几乎分成一洞一企，国家粮食局分成了一店一企，一摊（摊贩的摊）一企，能不“假大米”，“陈化粮”吗？“分散”到如此地步能不乱吗？赵晓们为“学理上正确”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是否要斗到底呢？等待民企作大、等待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力量来整合，只能坐失良机。用大机构并构整合资源，看看今天的股市就知道什么是整合的选择了。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按这个思路我提出了，组建跨地域大型投资公司（有别于中央企业一股，跨地域多家“地方”吸纳“非公”的投资主体多元化企业，即；行政参与与和平招股相结合），因为整合资源，这才是治乱的正途。请参看我发于“地球经济坛” 《 治乱中国，操作中国》。 另外：德隆唐氏，科龙顾氏，张海们为什么失败？“蛇吞象”的胃自然难融资。国企不一样，它有充足的资源，问题是尽快建立有效的组织，死抱“民企”不行，改革必须有阶段性成果，改革必须得到喘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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