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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扬子木材案与公营复辟
扬子案使公营企业的人再度扬眉，而台湾经济民营化的脚步也因此放慢。
扬子木材案，民营化受挫
扬子木材公司是一家加工厂，负责人胡光是清华留美出身，公司产品包括活动房屋、军队营房、木质桥梁、小型登陆艇等等。 1955年3月15日，“立法委员”郭紫峻质询“中央信托局”贷款给扬子木材公司，指控扬子木材公司向银行及“美援会”骗取贷款外汇，尹仲容身兼放款的“中央信托局局长”，有“官商勾结，图利他人”的嫌疑。另外还有几位“立法委员”也指责扬子公司所造的登陆艇“偷工减料，贻误军需”，要求“行政院长”俞鸿钧调查答复。
这本来是件一般质询案，“行政院”通常的做法是交给贷款相关单位，调查贷款过程中是否有不法之处，再向“立法院”汇报。没想到俞鸿钧却亲下手令，命令“司法行政部”转饬“最高法院检察署”“依法侦查办理具报”。俞鸿钧是尹仲容的顶头上司，他没有站出来支持尹仲容，自律甚严、视名誉为生命的尹仲容在3月19日辞去所有职务，亲自为自己的清白打官司。
蒋介石关切扬子木材案案情发展，在尹仲容提出辞呈，辞掉所有职务后，他还想留任尹仲容为“经济部长”，曾召见“行政院长”俞鸿钧和“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看有无转圜余地。虽然没有留下尹仲容，但“经济部长”的位子悬虚了将近8个月，蒋介石直到11月4日才任命江杓接任“经济部长”。从蒋介石的态度来看，他并没有怀疑尹仲容的操守。
没多久，1955年4月5日，美国驻台湾的代表机构为了此事特别发表声明，说明扬子木材公司制造的登陆艇都经过检查，验收合格，也没有发现该公司财务上有什么不法的证据。10月31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决当事人尹仲容与胡光无罪。
这个案子本来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了，奇怪的是，“最高法院检察署”在判决的当天，立即命令台北地检署提出上诉。台北地检署尚在斟酌，三天后，“最高法院检察署”再次发出命令，质问地检署为何还没有行动，命令地检署“严饬遵照前令，切实办理，毋致延误，是为至要”。这样还不够，七天之后，“最高法院检察署”第三度下令地检署“立即提起上诉，毋得再延为要”。连续三道命令，弄得地检署的检察官不知如何处理，只好遵命上诉，检察官特别在上诉书中开头就写明“奉最高法院检察长命令提起上诉”。
“最高法院检察署”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严厉而急切地行文地检署命令他们提起上诉，太违常理。当时当局许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是史上之特例，因为太不合常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对于台北地检署提出上诉，蒋介石颇为意外，也相当气愤，认为这些挑起扬子案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还有执意上诉的法务人员“无国家观念也”！蒋介石还在某个场合，把“立法院”及“监察院”的从政党员大骂一顿，当晚在日记中写道：“立法、监察两院不肖党员，借物价与尹胡案攻讦行政院各部，嚣张跋扈，动摇政局。”不过，骂完了，又觉得言辞过激，有些后悔，认为以后类似这样的事，他还是应该尊重司法单位的处理，“不作过分之辞为要”。
这个案子一直到1957年2月28日“最高法院”宣判尹、胡等无罪，才告一段落。蒋介石日记显示，1956年7月他就想要尹仲容回到当局，担任“美援会秘书长”。但因为官司还在进行，一直等到1957年8月尹仲容才得以回到当局。
公营企业派复辟
尹仲容下台，俞鸿钧选择江杓接任“经济部长”及工业委员会召集人，“中央信托局局长”的职位则由俞国华接任。江杓的作风及政策和尹仲容大不相同，他也是资源委员会出身，留学德国，曾任“国防部兵工署署长”、“国防部常务次长”。他支持公营企业，性格谨慎保守，不求作为，幕僚提出的方案送上去后，迟迟得不到响应，呈上去的公文也久无下文。
工业委员会化工组组长严演存看不惯江杓的作风，愤而辞职。他的辞职函很不客气，不像中国官场传统的辞呈，他率直地写道：“在你的领导下，我已经无法妥善执行职务，所以必须离开这里。”
严演存是杰出的化工专家，是尹仲容延揽到工业委员会的，他离开工业委员会后，进入民营企业，卓有成就，后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教学与研究工作。他极为佩服尹仲容，可惜没能等到尹仲容复职，他就先行离开了。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东南纺织公司申请进口一批棉布。这是极单纯的例行申请案，一般来说，由承办单位照章批准就好了。可是申请书送进“经济部”，14个月没有下文，东南纺织公司多方打听，原来是在“部长”办公室躺了14个月，江杓迟迟不肯核批。后来东南纺织公司气不过，一状告到蒋介石那里，上层出面，才获得通过。
江杓担任“经济部长”那两年，“公营事业派”显然占了上风，“民营派”则备受压制，经济发展的速度自然也随着慢了下来。虽然后来司法还了尹仲容清白，但台湾经济发展的进程却硬是被拖慢了两年，尹仲容也饱受疑谤与煎熬。当时协助尹仲容打官司的王昭明认为，尹仲容后来壮年骤逝，跟这段时期身心受到折磨有相当的关系。
为什么会发生“扬子案”？
扬子木材案背后的因素众说纷纭。扬子公司负责人胡光从他几位知道内情的法律界朋友处得知，这件案子非比寻常，其实是件政治案。尹仲容的顶头上司“行政院长”俞鸿钧早就对尹不满，尹得罪了俞却不自知。因为俞鸿钧个性谨慎，而尹仲容却快人快语，经常无意间顶撞了俞。例如，俞鸿钧担任“经安会主委”时，在“行政院”报告经济事务，总是咬文嚼字，慢条斯理。心直口快的尹仲容几次打断俞鸿钧的发言说：“还是让我来说吧！”言者虽然无心，但却让俞下不了台。到了1955年，俞尹两人已势同水火，因此俞鸿钧才会把一件寻常的“立法院”质询案交给“最高法院检察署”侦办。
也有人认为，尹仲容整顿公营企业时裁撤了上万人，加上管制进口，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其中不少是官员和民意代表，那些人早就怀恨在心，一有机会就趁机报复。
追随尹仲容多年的王作荣也认为，郭紫峻在“立法院”的质询只是个起火点，其实尹仲容受挫是迟早的事。尹仲容勇于任事，执行民营化及整顿公营企业时，一连串强势的作为得罪了太多人，他的敌人早就在各个角落等着反击。
但这件事也夹杂了政治恩怨和个人利欲。有人认为尹仲容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替罪羊，因为当时“立法院”的主要派系CC系与“行政院长”陈诚不和，偏偏陈诚施政强势，不太买CC系“立法委员”的账，所以这个案子表面上是打击尹仲容，其实是要给陈诚一点儿教训。例如，提出质询的“立法委员”郭紫峻、几位质疑尹仲容操守的“委员”，还有那位违反常情、再三催促台北地检署提起上诉的“检察长”赵琛，恰巧都与CC系有渊源。
不过，王作荣、沈云龙都怀疑，除了政策与派系之争外，还有其他原因。尹仲容担任“经济部长”后，仍兼“中央信托局局长”、工业委员会召集人，身兼数职遭忌。尤其是“中央信托局”属于财政系统，尹仲容脚踏两条船（经济和财政），难免与财经势力冲突。当时已有人对尹仲容提出警告，暗示他辞掉“中央信托局”的职务，但尹没有理会。他还刻意要保留“中信局局长”职务，因为“中央信托局”便于融资，对他推动民营工业非常重要，有了“中信局”，才方便给民营企业提供担保及贷款。不过他不领“中央信托局”的薪资，以为这样可以堵他人之口，没想到最终还是把自己拖入了泥沼。
这里还有一个案内案。后来确实发现当时有位“中央信托局资深副局长”，觊觎“局长”的职位，是他找出了一些扬子木材公司的材料，拿给和他同一派系（CC系）的“立法委员”，攻击尹仲容，要把他轰下台。这件案子水落石出之后，那位“副局长”不但没有升为“局长”，反而连“副局长”的职位也丢了。
此外，经济思想的冲突，也是原因，当时有些舆论直指尹仲容做了“现代企业经营思想观念的牺牲品”。他走得太快，让很多人跟不上。
虽然扬子案背后的因素错综复杂，同情尹仲容的人还是责怪俞鸿钧太没有担当。严演存指出，“立法委员”的质询本来是很寻常的事，扬子案700万新台币贷款未如期还款，“就业务言，没什么了不起，根本不可能成为刑责。真正原因是少数民意代表存心作难，而当时‘行政院长’俞鸿钧未能挺身为其担当，就此事而言，俞鸿钧似乎缺少主持公道的魄力”。
不论背后的真相如何，扬子案使公营企业的人再度扬眉，而台湾经济民营化的脚步也因此放慢。倒是尹仲容，虽然备受屈辱与折磨，却没有因此打击而心灰意冷。相反，他趁此空闲，潜心于经济理论及台湾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认真读书，等待下一个机会再显身手。
（www.earm.cn/田成杰2016-11-3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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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郭岱君/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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