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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题跋
如果你不能衣食无忧，
那么做科研是一件风险极高的谋生差事。
如果从事你专业方向的科研工作者供不应求，
当然你就遇到好运气。
一旦出现科研工作者的产能过剩，
你就倒大霉，
就像本文中的主人公。
其实论坛里如此之多的考研者，
绝大部分都在重蹈莫承章的覆辙。
悲剧每天都在上演。
在美国为米折腰做科研的一个案例
2014-02-01 09:08:38
莫承章最后检查一遍题目，摘要，方法，引用文献，八张图两个表还有四个附加视频，点击submit，把论文送到Circulation Research (循环研究)。他把网页切换到YouTube，打开杰奎琳. 杜普蕾的大提琴《往事缠绵》。莫承章有点感伤。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在学术上最后一篇文章。
昨天老板把老莫叫到办公室对他说：“NIH今年经费很紧张，我还只有两个RO1课题，实验室今年可能要缩小。你在我这里干了这么多年，一直都干得很好，但这次与个人才能和工作态度没有关系。让你有点心理准备。”老莫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就出来了。
一种失望，一种茫然，一种无奈缠绕着老莫。他没有告诉他老婆和儿子。他老婆最近检查出乳腺有一个小肿块，医生建议尽快做手术。他儿子去年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学的是生物化学，至今找不到工作。现在修些课程，想考医学院或医生助理。儿子身体不太好，经常犯胃疼。
上周末莫承章打电话回家，老母亲很不舒服，保姆又走掉了。莫承章的姐姊忙了好几天，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保姆。保姆费一个月要1800元人民币，还嫌少。得寄点钱回家。但现在美元兑人民币，比值才是1:6.2。寄1000美元回去，不低什么用啊。但1000美元是莫承章一家三个多月的伙食费。
前个月刮大风，门前的大树折了一根分枝，把莫承章的屋顶砸坏了一个角。保险公司至今找不到鬼影。修屋顶，最少要8000美元。
常言道：时来顽铁有光辉，运退真金无颜色。
莫承章以前也曾有光辉的时段。莫承章出生贫寒，父母都是很普通的工人，识字不多。家中有四个兄弟姐妹。莫承章从小养成节俭，勤奋的习惯。加上悟性比较好，赶上改革开放，莫承章曾是家族中的骄傲。莫承章曾四次拿省课题，两次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中国医学核心期刊上年年有文章。那一年还破格晋升副教授。
到美国十年，莫承章先后在Circulation (循环) 等一流杂志上发表八篇第一作者的文章，非第一作者的文章有十三篇。这些文章使莫承章来美第三年顺利拿到绿卡，第六年晋升assistant professor。但近几年，莫承章则诸事卡壳。
申报NIH的课题三次，三次都不中。评委每次都婉转指出申请者是在中国受的教育，在这里或那里欠缺些东西。最后莫承章发现主要原因是老板没有帮他顶力。没有老板顶力相助，想要挤进那小于12%的中标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老板压根就不想让莫承章独立，只想让莫承章帮他做文章。
实验室有28个人，分别来自中国，韩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国，希腊，德国，土耳其，俄国，印度，荷兰，伊朗等。美国本土公民很少，主要是秘书。老中只有三个，年龄都偏大。前两年有一两个年轻点的，后来都回中国去了。实验室最年轻的博士后今年34岁。队伍明显的老化。但有什么办法呢，想动的，动不了，不想动的，还得走人。实验室有6个单身大龄青年，其中只有一个人前年拿到美国心脏病协会的SDG （Scientist Development Grant）课题。此课题只够付自己的工资。都三十老几快四十岁的人了，都还没有自己的课题，远谈不上有自己的实验室，建立自己独立的研究方向和事业。一旦裁员，没有人知道自己还能做别的什么为生。能够回到各自的祖国，也非易事，因为能回的早就回了。没有文章，没有课题，哪里都不看好。有些文章仅仅是文章而已，大多数的用人单位，希望你能带来新的方向，新的增长点。心血管研究已经是很成熟的学科，没有全新的模型，全新的技术，哪里来新的突破，新的方向？对于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做实验只不过是一份工作而已。而科学研究，或者说科学研究的运作机制，要求每一个研究者都有创新能力。随着网络和数码技术的普及，科研经过30多年的飞速发展，几乎已经达到了极限，每一项新的突破都变得越来越困难。每一个博士和博士后，都要接受很长时间的教育和训练。他们都是很勤奋的，但他们所付出的不能保证有收获。都快四十岁的人了，还没有成家，没有房子，没有存款，每天都受到失业的威胁，那日子真他妈的窝囊啊。要拿到基金，得有文章。但一篇象样点的学术论文，少则需要一两年，多则三五年。很多人三五年还做不出一篇文章来。研究论文是做出来的，意思是时间主要花在做实验上。五年还做不出一篇文章，兄弟在这条道上基本上就没有前途了。可五年还做不出一篇文章的博士或博士后，多得很。但此时已经不可能另谋生路，只有破釜沉舟了。老板的压力还要大，一但课题接不上趟，他自己也得走人。医院和学校更加。这十多年来，各大学的科研机构和地盘不断扩大，大量贷款盖起了很多新楼房，建了不少新研究所，招生逐年曾多，以便从国家抢占资源。一旦多几个实验室关门，高学历的学生找不到工作，那学校的麻烦就大了。
长久以来，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就是要优胜劣汰，让强者有更多的生存空间和资源。但就目前的情况，这种机制失灵了。政府不愿砍科研经费，科学技术太神圣了。政府还希望增加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来创造新的产业，提高竞争力和就业。学校也在拼命扩地盘，挣项目，揽大款，招学生。但这种想把科研教育当作药品来医治经济衰竭的做法，其弊病之严重，已见倪端。在莫承章为数不多的同学朋友中，已经有三个失业，分别是耶鲁，宾州大学和UCLA的研究人员。他们在美国都混了很多年。在Tufts和NYU还有几个朋友，也都很郁闷，在等待走人的通知，不知下一步什么办。几乎没有朋友能发出跳大槽加工资买房子的正能量。
这种环境和氛围中，科研的基本原则，如严谨，客观和重复性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莫承章清楚他的同事最近在Nature Medicine, Circulation等一流杂志上的文章，都不能掩盖人为修饰的痕迹，在一些小杂志上发的文章，就更不计较了。从老板到伙计，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甚至审稿和编辑都睁只眼闭只眼，他们或多或少与老板有些瓜葛。
这些不得已而为之的风气，是一种毒药，就象可卡因，开始吸进去令人精神百倍，成了神仙。很快就成隐，不可收拾。几年前莫承章认为这些小动作只是少数，不碍大局。那时他们老板至少还有两千万，都是从私人捐赠得来的。他们研究室也从五六个人曾加到最多时三十三个。这笔捐款去年底就用完了，老板还有两个RO1。两个RO1课题只能维持五六个人的实验室。还有二十多号人去干什么呢？为了保住饭碗或拿到课题，还有什么戒律能阻止一个研究者不把观察例数从5调整为8呢？如果这种变动不是外行人可以查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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