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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笔记之：台湾的经济改革 作者：田成杰
《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郭岱君/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这不仅不能算是一本宏大巨制，且有过于轻描淡写之嫌，书中对诸多事件的描写都很短，缺乏细致、全面的资料、分析和研究，更无法反映改革中必然遇到的矛盾、冲突和复杂性。对于大陆人士而言，透过本书，可以大致了解“解放后”台湾经济、社会变迁的大致脉络：蒋氏父子的变化，“陈诚伯”的英明领导，台湾“改革之父”尹仲容等技术官僚的巨大作用，美国的援助及对台湾开放的促进，“管制”PK“市场”、“民营”PK“国营”，主义之争（中国人为毛都喜欢搞这个？），清廉的台湾政府等。相对于解放后胜利者在大陆瞎折腾的“波澜壮阔”，以及改革开放至今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台湾的经济改革和之所以成功的政治原因——正像一位评论者所说的，在专制独裁的腐木上，是开不出盛放的经济之花的，既可作为大陆改革深化的借鉴（当然，大陆想不想借鉴又另当别论，并且，目前的迹象更似“反向”借鉴），又为两千多年专制传统的华人社会的政治改革，保留了希望：谁说华人社会不适合自由、民主呢？
本书确实过于简略，分析和研究更是缺乏，可供摘抄的内容并不多，遗憾。
人类的历史进程表明，高效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然生成的。它需要一些基本条件，包括民众的信仰与社会机制，这个社会机制必须能够激励人们参与生产，相信自己能从努力中获得回报，并保障财富的安全与分配的公平。
“新的办法”必须从意识形态的改变开始，先有思想的改变，然后推进制度的变革。当然，任何改革都会引起既得利益团体的激烈对抗。在这个时候，改革者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制度的改革上，都不能犹豫或退让，唯有坚定不移地战胜强大的反对势力，才能建立新的制度。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台湾尝试了20世纪最富戏剧性的经济改革。…建立了中国经济史上第一个高效的市场经济。
（大陆改革后）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贪腐、所得分配严重不均；此外，市场经济由于功能不良而承受了巨大的交易成本…引起社会许多不满…最大的问题是，过去30年来的发展模式已经遇到瓶颈，深化改革迫在眉睫…改革开放政策已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正是由于蒋介石与国民党都把在大陆的失败视为奇耻大辱，彻底反省，他们才放弃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的主体框架，悄悄地重塑台湾的意识形态，通过威权意志，选择了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
国民党决定朝民营化的方向发展。遗憾的是，没过多久，当局与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就开始反扑，想借“扬子木材案”把改革者拉下马，民营化的脚步也因此受挫。
辩论的结果仍然是以改革派的胜利告终，开启了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改革，不仅外汇贸易管制的闸门打开了，台湾经济力量有如出柙的猛虎，飞快奔腾；同时，经济政策的思维也变了，过去想的是“管制”与“安定”，现在则是想尽办法方便外销，促进发展…新的经济制度最终取代了行之多年的计划经济。
经济要发展，仅仅在外汇贸易方面改革是不够的，还需要观念与习惯、经济环境等方面的改善。唯有剔除文化习惯与社会环境上的阻碍，台湾的经济才能顺利推进。
国民党领导人不像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领导那样害怕放权，也不像自己以往那样，担心财富创造会威胁他们的统治。相反，他们渴望打破窠臼、建立新的财富创造体系，不但自己接受了新观念，而且设计了允许发展私营企业的制度…使台湾顺利地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
胡适…（离开大陆）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人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GCD）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他（蒋介石）检讨的是自己及国民党，并没有归咎于共产党。在他看来，所有这些问题与败因，“并不是中共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1949年2月3日，蒋介石回到家乡奉化，看到乡民的生活依旧贫穷，几乎和20年前没有什么差别。国民党主政20年，竟然自己的家乡人民生活都没有改善，他自觉惭愧……下定决心：“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尚不算晚。”
1950年7月2日，台湾省第一届县市议员的选举，台湾选民投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县市议会直接选举的票。
铁腕推行土地改革的陈诚得到台湾农民的爱戴，农民亲切地称他“陈诚伯”。1965年陈诚病逝，许多农民流泪不舍，出殡时，万人空巷，成千上万的农民携带家眷，跪在道路两边为他送行。
（国民党内）的一些人无法改变他们多年来计划经济的信念，认为民营化是对三民主义的背叛；还有些把民营企业当作毒蛇猛兽，以为一旦民营化，国民党会失去对经济的控制，进而危及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
1954年3月2日，陈诚…：“要充分发展经济建设，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此即保障私人财产、扩大企业自由，替私人资本开辟一条平坦广阔的出路……今后我们不但要修改妨碍企业自由的各种法令和办法，同时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可以让予民间的企业，尽量开放民营…这是一个政策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观念问题。”
改革意味着当局要放掉手中的控制权。一旦放松管制，民营企业势必快速成长，民间的政经势力必然逐渐强大，而当局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会随之减弱，这很可能会危及国民党对台湾政治经济的控制。
（www.earm.cn田成杰2016-11-27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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