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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从地缘系谱上找基因
王石跟我说过两次家谱的事儿。
一是关于取舍。1988年，万科股份制改造，王石放弃自己该得的40%股份。他说，“我查了家谱30多代，我祖籍是安徽，追溯到湖北、江西，全是农民出身。农民要突然有钱了干什么？三件事：修椅子坟、娶小老婆、赌博……”
二是关于传承。2004年深秋，我和王石在杭州对坐闲谈。王石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这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促成了我写《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的宏大企业史计划。
所谓传统，传是“传承”，统是“道统”。
说到中国企业家阶层的传统，就要从传承和道统分开来说：这个阶层是从哪里来的，因何具备了现在的特征，他们又有着怎样的价值观。系谱云云，关乎的是传承。
说到传承，又有两个梳理的方向，一是家族系谱，一是地缘系谱。
以我的观察，现在的企业家绝大多数没有家族传承。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曾经彻底断脉。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明确提出要让资本主义马上“绝种”。他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两个多月后，全国的私营工商企业全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用当时的说法是，“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从那时到1978年，中国没有一家民营企业。状况的改变始于改革开放，从事私营工商活动的人，先是被称为个体户、万元户，到1987年才重新出现了“企业家”这个名词。
在1980年代，从事创业的人，绝大多数是社会边缘人士，如农民（鲁冠球）、城市失业人员（年广久）、大学落榜青年（刘永行兄弟）、复员军人（王石）、国营企业精简下岗工人，甚至刑满释放人员（牟其中）等等。他们无法进入稳定的国营企业、政府机关或军队，因而被“逼”上了发财的道路。1992年之后，开始有中底层的官员和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下海（如自称为“92派”的陈东升、冯仑等人）。在互联网经济兴起后，则又有一大群知识青年创业。这些人全数是白手起家，而且在家族历史上，没有商业世家的传承。极少数的例外，如荣毅仁家族是一个仅见的偶然现象。
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企业家在成就事业后，会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很大，很复杂，但是又必须回答。
也许我们从地缘系谱上，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上海为什么出不了“著名企业家”？
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三十年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哪怕一名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这是一个很让上海人尴尬的话题。去年，上任不久的市委书记俞正声甚至出了一个题目是，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
自洋务运动以来，上海就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商业重镇。当年李鸿章办的四大洋务企业，有三家放在这里——江南造船厂、轮船招商局和江南织造局。名号震天响的上海商人更是如过江之鲫，如办实业的荣宗敬兄弟、穆藕初，办金融的陈光甫、张公权，办航运的虞洽卿，办文化的张元济、史量才，办百货的郭乐、马应彪，当然还有从事黑色暴力产业的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可是，最近这三十年里，上海企业家似乎集体“沉默”。
“沉默”的原因与地缘经济有关。
其一，作为国营企业——特别是轻纺和轻工产业的重镇，在1990年代之前，上海一直被计划体制压得喘不过气来，人才、技术和市场被周边数以十万计的江浙小企业分割蚕食。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及浦东开发以来，上海迅速复兴，不过，它的特征却是政府强力主导，民营企业家仍然无大作为。
其二，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成为航运、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由于体量惊人，因而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坐商模式”，百商汇流，坐地兴市，成为一种惯性思维。所以，上海企业家吸力足够，呼力不足，很少看到他们满头大汗地跑到穷乡僻壤去打市场的。在消费品领域，上海产品只能够在一级市场昙花一现，缺乏渗透力和亲和力，是上海企业的通病。
其三，以上海的区位优势，百年以来，最容易做大做强的产业分别是航运码头、金融、地产、文化和重化工业，而上述产业绝大多数仍是国有资本密集之地，所以，上海容易出大企业，却出不了大企业家。
上述的三个特征不改观，上海还是出不了荣宗敬或马云。
苏南：中国实业摇篮
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最活跃、声势闹得最大的地区是江苏南部的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费孝通先生将之总结为“苏南模式”。
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在两大民生产业拥有绝对的优势，一是棉纺业，一是面粉业，而苏南企业家则是这两大产业的绝对领先者。无锡的荣宗敬尝言，“中国人，有一半是吃我的，穿我的。”其言豪迈，百年后听来仍很向往。
苏南的兴盛有历史的渊源。自隋唐开通大运河之后，苏南一带就成为鱼米之乡，水稻种植非常高产，面粉业也因而繁荣。此外，这里的桑蚕产业一直十分发达，号称“衣被天下”。晚清洋务运动之后，英国和日本的缫丝织造技术引进中国，很快在这里生根。最早的民营织布厂就是由苏州人创办的，晚清状元、南通人张謇下海经商，办的就是丝织工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业，从事的也是这个产业。
苏南地区地杰人灵，民众性情温和，土地平坦，水网交织，便于交通运输，并且，与上海接邻，商流与人流均无比便捷，所以，是最理想的工商之地。这个地方的人脚踏实地，好办实业，百年以来，成为中国实业的摇篮。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滩，最活跃的商人主要有两批，一是来自苏南的实业家，二是来自宁波的金融家，他们合在一起称为“江浙财团”，是国内势力最大的金钱力量。
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苏南一带的社队企业也没有完全消失。这些企业独立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成为了一股很奇特的经济力量。在资产关系上，它们属于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所有，不过，它们的经营活动却操控在某些“能人”手中，这些人甚至还是公社或大队的领导。在1978年之后，随着消费市场被激活，城里的国营企业受体制约束始终无法展开手脚，这些天生地养的社队企业竟“意外”地成为了活跃市场和冲击计划体制的主流力量。这就是中国崛起的“草根秘密”。
“浙商”其实是两帮人
自明清以来，便有“商帮”的说法，晚清最显赫的是晋商和徽商，他们以从事金融流通和货物流通为主业。1978年至今，金融业一直没有开放，金融商业的智慧全无用武之地，所以，晋商“转型”成了煤老板，徽商则无迹可觅。
近三十年间，最出名的新晋商帮是浙商。在全国，浙江的民营企业成分最高，知名的企业家也最多。
事实上，如果从地缘来研究的话，浙商其实是由两帮人组成的，他们的禀性大有不同。
一帮人属于长三角流域，也就是浙江北部的杭（杭州）嘉（嘉兴）湖（湖州）和宁（宁波）绍（绍兴）地区，这些地区属于传统的鱼米之乡，近百年间，以上海为中心，与苏南的苏锡常为上海经济圈的两翼，其成长模式基本属于“苏南模式”的范畴。在早年的上海滩，企业家组织——上海总商会的会长长期由浙北人士担当。
另一帮人属于武夷山系流域，也就是浙江南部的温州和台州地区，这两个地方在历史上与闽北合为一个文化圈，是渔民文化。自古以来，因天远地偏、土地稀少，民众有下南洋和外出做小生意的传统，是四海为家的贸易一族。这些人对商机有天生的嗅觉，对任何产业和地域均无依恋，从未有扎根的念头，信仰“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倒”。近三十年来，温台商人先是以走私起家，形成了最早的小商品产销市场，成了最早出名的私人企业主集群，费孝通先生将之与“苏南模式”对比，称为“温州模式”。到1999年之后，完成原始积累的温台商人开始转战在各个领域中当炒家，从炒房到炒棉花、炒煤炭、炒小水库、炒小油田等等。
与其他地域的企业家相比，浙商有一显一隐两大特征：显性的一个是，他们的勤劳与守信，隐性的一个是他们的凶猛与好赌。近年以来，在国内股市的二级市场上，充当“涨停敢死队”的大概有一半是浙江人，而在更为凶险的期货市场上大赢大输的，也是他们。
在某种意义上，浙北帮在地缘上与苏南更亲密，而因为早年的“金融记忆”，他们除了善于实业经营之外，在资本市场上更为激进。浙南帮“好投机而轻实业”，与地理条件非常接近的广东潮汕商人有气质上的惊人类似。
用熊彼特和德鲁克的说法，所谓企业家精神是由两个元素构成的，一是自由的精神，二是创新的精神。在中国，哪块土地容易长企业家，只要看这两条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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