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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韩俊
我告诉大家，可能还会出现下一次劳动力短缺的高峰。从2017年开始经济活动人口达到峰值，在这之后也负增长。劳动力短缺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蔡昉：我们将迎来下一次劳动力短缺高峰 L型不是一两年
今天我利用这个机会谈一点关于经济增长的看法，其实在别的场合我也谈过这个，但是好像还没有在北京讲过。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判断形势，遵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引领它，用正确的促进方式，我们有望实现两个“L”型的轨迹，一个是近期的，再一个是稍微长期一些的。
首先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希望是“V”字型，或者说我们不能指望“V”字型的经济复苏，原因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不是过去能够给我们带来“V”字型复苏的需求侧的问题，而是供给侧的问题。一个是说我们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如果它是我们过去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它的消失不可逆转，所以你用这种动能回到原来的增长速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们已经知道的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负增长是从2011年开始的，2010年是峰值，2011年开始下降。我告诉大家，可能还会出现下一次劳动力短缺的高峰，因为按照当时的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在这一段时间内，也就是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以后，劳动参与率还会提高，按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出劳动参与率还会提高，劳动年龄人口乘以劳动参与率等于经济活动人口，就是等于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所以我当时的预测是，从2017年开始经济活动人口达到峰值，在这之后也负增长。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劳动力短缺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但是我又得到一个新的信息，最近我们人口所的同事，无论从我们自己在六个城市的调查数据，还是从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得出过去这些年劳动参与率实际上是下降的，虽然下降不多，但是至少没有提高。假设劳动参与率不变的话，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经济活动人口也就减少。只有假设劳动参与率提高，才会出现经济活动人口的峰值晚一点到来的情况。但是现在劳动参与率还略有下降，那就意味着我们真实劳动力的下降比我这条线显示的要严重得多。这是做了一点更正。
这个人口的趋势不光是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我们的经济增长，还通过劳动力供给短缺，工资上涨，上涨过快就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因此单位劳动成本等于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就提高，加速向发达国家靠拢，我们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就会下降。
我们劳动力的素质，人力资本是靠新成长劳动力来改善的，不断的新鲜血液，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如果这部分人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存量的人力资本低的特征改善的速度就慢。因此我们预测人力资本的增量也是下降的。资本的回报率也相应下降，这是我们知道的，经济新增长理论、新谷点增长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就是当劳动力是固定的，不是无限供给的，就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情况。
再有，资源重新配置，劳动力不断从低生产力部门转向高生产力部门，资源配置改善，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也放慢了。下面那条蓝色的线表示农村16-19岁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口就是每年新增的进城的农民工，而他们2014年到达峰值，这之后也是负增长。
因此，相应的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也就大幅度减慢了，去年只到增长0.4%。这些因素都是从供给侧降低潜在增长率的因素。这是过去预测的，2010年之前我们的潜在增长率10%左右，“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6%，“十三五”潜在增长率如果没有改革发生的话，没有刺激发生的话，潜在增长率就是6.2%。潜在增长率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导致的，因此我们不能假设有一个“V”字型。
我们可以算一下，我们知道了潜在增长率，我们也知道实际增长率，用实际增长率减潜在增长率，如果是正的就证明我们是在能力之上实现的经济增长，如果是负的，就说明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潜能。历史上这个是0，潜在增长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就是增长缺口，最后会表现为“V”字型，从需求侧进行宏观经济的刺激，可以回归到充分利用你的生产要素。因此我们历史上需求侧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都回归了，都显示出了“V”字型。
如果我们还认为潜在增长率10%的话，现在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率一减，就得出粉色那条线，我们也有增长缺口，因此我们也觉得还可以回归到原来的水平上。但是事实上正如我前面说的，我们测算的结果，现在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到了6.2%，这是“十三五”平均。如果按照我们实际测算出的潜在增长率看，我们没有这个缺口，所以两者实际增长和潜在增长能力是相符的，没有缺口，不能指望回归。如果还形成“V”字型，那就意味着你超越了自己的增长能力，就可能是过热的经济情况。
我们不想“V”字型，我们要想“L”型。近中期有一个“L”型的轨迹，“十三五”时期我们的经济增长下限和上限应该是什么样的？下限肯定是按照“十三五”时期我们测算的，假如什么都不发生，就是正常趋势，我们平均是6.2%，当然每年是不一样的，是逐渐向下走的，但是没有这么陡。我把纵轴弄得很小，以便让大家看得清楚。这就是下限。上限是什么呢？加上了一些可能的改革红利，我们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没有那么快了，我们还会有一些适度的帮助企业的措施，甚至我们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带来一些劳动力供给，这些都是微弱的，不是大幅度的见效，但是可以达到“十三五”时期平均6.7%，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个期间就是可行的。
到目前为止蓝色的线是实际增长率，是在这个区间的，没有问题。但是到这区间，今年实现了6.7%。我们设想，如果从明年开始我们的改革红利逐渐显示出来，不用太高，就保持在今后四年平均6.5%的话，最后的结果会逐渐向上限靠拢。如果是这样的话，和这两条上限和下限相比，这条线接近于一个中近期的“L”型轨迹了。从中近期看，“L”型轨迹的取得也得靠改革红利，必须得靠改革。
为什么我们要设上限和下限呢？简单的说，设下限是必要的，如果你突破了底线，突破了潜在增长率，就意味着会出现周期性失业，我们目前没有周期性失业，但是我们不希望突破这个底线，这是保民生的一个基本需要。但是超越了上限的话，就意味着你一定是用刺激的办法，会导致增加的流动性进不到实体经济，最后流向了那些和你的竞争力比较无关的产业，导致经济泡沫，而这种情况我们当然也不想看到。而我们现在最应该操心的不是增长速度，而是经济风险，我们不希望有这个风险，所以我们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可能做好的话，我们争取得到一个“L”型轨迹。
长期的“L”型轨迹是什么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领域非常多。我简单列几条，其实很多改革都是具有这样效果的。
一是户籍制度改革，两条非常明显的供给侧效应，可以提高劳动力非农产业的参与率，从农业转移出来，或者本来40岁以后他可能想回去了，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就把他留下了，这样我们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劳动力的供给就提高了。
清除了制度性障碍，劳动力会继续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我把这个叫库兹涅茨过程，这种人口劳动力的流动是改进生产率的，否则新成长的进城的劳动力已经越来越少，如果户籍制度不改革，那些到了一定年龄往回走的人会多于每年进来的人，他回去，农民工回到家也不是不工作，也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他的就业就是在生产率更低的部门就业，因此那个过程就变成了逆库兹涅茨化的过程，那样会对我们的经济增长带来新的负面影响。户籍制度改革还有需求侧的效应，就是扩大一个消费的群体。
二是“三去一降一补”，既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把资源配置得更有效率，还可以提高资本的回报率，都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能力的。当然我们的教育、培训、增强人力资本、生育政策调整可以增加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同时这些都会带来附带的需求侧的改革效应，但是更主要的，直接见效的，带来改革红利的是在供给侧。这是我们改革的措施。
按照前面我讲的这几个方面，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生育率的调整提高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等等，可以组合成不同的改革情景。因此，我们预测到2050年，这是不怎么改革的，改革的力度不大，按过去的趋势进行的；有一定的改革；改革幅度更大一些；第三种情况是改革力度最大，而且我们预期生育政策的调整会产生效果，未来的总和生育率会接近1.8的水平。
总之你的潜在生产率是要下降的，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必然增长速度是要下降的，因为越来越需要你的自主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不同的改革的情况就会带来不同的变化轨迹，在情景三这张图上最接近于一个长期的大“L”型的增长轨迹。这种能够变成“L”型的增长轨迹就是我们改革带来的潜在增长率的提高，也就是改革红利。如果说什么时候你真看到了“V”字型的变化轨迹，我想它应该是刺激出来的结果，与其说我们期待它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回归，还不如说我们更应该警惕它所带来的经济风险。
按照我刚才测的情景三的情形，我们估算一下，中国未来什么时候跨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完全是按照第三种情况，未必是真发生的，但是它是一种最好的情形。按照那个预测，2014年人均GDP是7400美元，目前大概8000美元左右。到2022年我们可以达到12600美元，就是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门槛，这一步已经跨进去了，但是跨进去并不那么安全、并不那么保险，因为历史上有些拉美国家，比如阿根廷进入过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后来他又退回来了，到今天也没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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