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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山大学演讲
产权与交易费用是理解中国改革的钥匙
张五常的小册子《卖桔者言》，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流入中国内地后，成为启蒙中国青年现代经济学意识影响最巨的著作之一
１９７９年我来广州看我的姐姐。那时候广州晚上全是黑的，街上没有灯；市场上连一只鸡蛋都买不到（笑声），我的姐姐在床底下养鸡（笑声）；到外面吃饭很难找到一家好的餐馆，有时候叫了菜也没有白米饭，因为那时候白米是要配给的。那是２２年前的事了，在座很多同学可能还没有出世。
两个多月前的农历新年，我又来到广州，到佛山一家酒家吃饭。那酒家有一条食街，你可以随意选购东西让他们煮，有汤水部，有海鲜部，有小炒部，有烧腊部……光是海鲜部里就有６种虾，任君选择，琳琅满目，多得不得了。
２２年，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产权制度改了，生活就可以有这么大的变化。所以产权对民生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你们要听清楚，我说的是很简单的东西，这是经济学的基础。在鲁宾逊一人世界里是没有产权的。不需要警察，没有市场，没有银行，没有货币，没有经纪，没有公司，没有律师，只有鲁宾逊一个人。经济学的困难就在于多了一个人。多了一个人后，两个人就成了社会。社会的定义就是多了一个人——我喜欢从简单的角度看问题。
两个人都想要同样的物品，竞争就无可避免。有竞争就要决定输赢。决定输赢就要讲游戏规则。你们打网球有游戏规则，田径也有游戏规则，弱肉强食也是游戏规则，走后门也是游戏规则（笑声）。有了游戏规则后，就可以决定输赢。比如田径的游戏规则是以谁快谁慢来决定输赢。
你一早起来就要开始竞争。你去吃早餐，在这社会里就得有人吃得少一些，有人吃得多一些，所以你的早餐也是竞争赢来的。现在的竞争很简单。我是大教授，但我没有优先权；即使我的父亲是政协委员，我也没有优先权；我考试考第一也没有优先权；但我掏出一张钞票来，我就有优先权了（笑声）。你想要个苹果，我也想要同一个苹果，我拿出２元，你不肯拿出２元，我就赢了（笑声）。
这个用价钱来定胜负的准则，我们要感谢科斯发明的科斯定律：只有明晰产权，才有这种准则；取消了产权，就不会有这种准则。
现在佛山有那么多东西买就是明晰产权的结果嘛。自由市场究竟好不好很难说。我只能告诉你自由市场是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如果你问我喜欢哪种制度，我喜欢全世界的财富、美女，全部要用读书考试来分配的制度（笑声、掌声）。
决定胜负的准则可以有很多很多，市价只是其中的一种。但假如市价不存在的话，或像以前那样是配给的话，那你们就要走后门，或者要排队。你排队花的时间是浪费掉的嘛，你站在那里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
但如果鱼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比如说１０元一条，你能拿出１０元就是你赢了；你拿不出１０元的话就算你是政协委员的儿子也没用（笑声）。那你会怎么样？你就要去工作，去赚１０元来买这条鱼。所以你要拿出１０元，你就要对社会做出１０元的贡献。
市场是有交易费用的。你说要有明晰产权，但明晰产权的界定和保障是很贵的。市场的交易会引致多种的交易费用的，比如说信息的费用、律师的费用、警察的费用。
在华盛顿州，一个红苹果———我２０年前在那里的时候，如果到果园里去买，自己摘————５美分
但市场交易可以赚很多钱，大家都获利甚丰。不是赚１倍、２倍、１０倍、１００倍，也不是１０００倍，起码赚１万倍，可能是１０万倍，也可能是１亿倍，我也算不清楚。为什么能赚那么多？
举个例子，１支圆珠笔，１元１支。这支圆珠笔是用塑料制造的，里面是石油工业的油，还有金属在里面，还有一个伟大的发明，那就是有一颗珠子在笔尖那里，可以有很多颜色的变化。现在国内劳动力工资水平，保守估计，是５元人民币１小时。就是说一个普通工人工作１小时就可以买５支圆珠笔。
但如果要你自己从头发明、制造这支圆珠笔，就算在座的６００人全是世界一流的天才，你们穷毕生精力，从一无所知做起————比如说你们是从一个荒岛出来的————我要你们制造１支圆珠笔，你们６００人穷毕生精力也不能制造出来！但是现在就是一个挖路的工人只要挖上１２分钟就可以买１支圆珠笔。
在交易上赚钱，可以有如此大的利益呀！你看看你自己现在穿的衣服，要是你自己来制造怎么能行？自给自足在今天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在交易上却可以赚很多很多。
为什么能赚这么多呢？同学们通常会说这是“比较优势理论”，英文是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弗里德曼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但我不同意。现在他也同意我了（笑声）。比较优势理论有点帮助，但第一重要的是专业生产，专业生产使学习费用降到很低。大家各自专业生产，然后到市场上交易，大家的利益都很大。
因为专业化的缘故，就有人去做专业研究。新的发明一出来，几千年都不会消失。你想到一点，他想到一点，日积月累就是很多。我们现在的日常用品，都凝结了许许多多前人的发明。专业研究、专业思想、专业生产，然后大家在市场上交易，大家都赚很多。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市场；要有市场，就要有明晰产权。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律。没有明晰产权，就没有市场，就这么简单。
明晰产权的定义，是我发明的（笑声），有三个含义：使用权要明晰；收入的享受权要明晰；转让权要自由。所谓转让权，包括出租权在内，所以使用权不是指一定要我自己使用，而是说使用的决定权在我。有了这几个权利，就是明晰产权的定义。
举个例子。假如我这手表是值钱的，我要拿出来卖，就要价高者得，你给１００元，我就卖给你。但是现在我这手表不卖，你们排队来拿吧。那得到手表的人排队所费的时间就会刚好值１００元。但你花这些时间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呢？
大凡财产任人取用，就会有这种后果：物品或资源的所值烟消云散。这就是我说的很重要的“租值消散定律”。比如说这个湖里养了鱼，这些鱼是我私人所有的，你去钓可以，给钱吧。但假如那个湖任人垂钓，所有人就会都跑去钓鱼。结果钓鱼所花的时间的价值，等于那些鱼的价值，结果鱼塘的租值等于零。
如果鱼塘的产权不明晰的话，要么就没鱼在里面，要么就人人都去钓，耗费与鱼的价值相抵消。但如果鱼塘是属于某个个人的话就不同了。我不会让那么多人去钓，我要收租，那就有租值存在。你要给租金我才让你去钓，我不会让所有人都去钓。
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尽量减少租值的消散。其中一种办法就是明晰产权。那个鱼塘是我的，你要去钓鱼就要付租金给我，你不给钱给我，我不让你钓，这是界定权利的第一种办法。
第二种办法呢，取消明晰产权，但资源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权利是用等级特权来界定的。县有县的特权，队有队的特权，行政官员分多少级，老师分多少级，非常复杂。这就是用人来界定权利。
要知道，在这个社会里，人一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坦白地说，这是上帝造成的，怎么可能平等？每个人都不平等。某方面是可以平等的，但不可能每方面都平等。
在明晰产权制度里，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不一样，有人富一点，有人穷一点。但正因为产权不平均，人权就可以平均；人权平均，就可以搞法治，可以搞司法，因为司法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的资产不平等，但人权可以平等。
如果资源以人的特权等级来界定权利，人权是不平等的，不可能搞司法制度。可以讲纪律，可是不能够讲法律。怎么可能讲法律呢？根据等级，高官的儿子犯法，跟我的儿子犯法，处分就不同。你不能说这种制度不好，只能说这种制度与明晰产权制度是不同的。
自由市场的交易费用很大，但交易利益也很大。中国改革之前，交易费用很大，虽然没什么交易。交易费用是指在鲁宾逊一人世界里没有的费用，根据这个定义，搞人际关系是交易费用，走后门是交易费用，交易费用非常大。
在国民总收入里，交易费用的百分比只要跌一点点，就会富有很多；但只要上升一点点，就会变得很穷。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中国的交易费用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非常高。我１９７９年回中国时，看到那些人上班时从早到晚就在谈论怎么拉关系，到什么地方才能买到一只鸡蛋，可见当时交易费用占的百分比一点也不少低。
现在中国改了一个制度，交易费用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降低了，一下子就富了很多。
我对中国只是关心，无意改进社会。我知道自己不行，这是自知之明。假如领导人来问我的意见，我是乐意提意见的。至于他们接不接受，我是不紧张的。
所以有什么会议之类，我从来都不参加。因为参加这些会议的经济学家都有他们的意图。很坦白地说，有些人自己买了很多物业，所以他给政府的建议就是要救物业。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意见。弗里德曼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言不由衷的话。这是我很佩服他的地方。
中国的改革还应该更快些
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把按人的等级来排列的制度，转变为按资产来排列的制度。这是重点，但非常困难，中国已经算是做得相当好了。我在１９８１年写书推断中国改革的发生，就知道一定会有这种转变。但我没想到转变得这么快。我是中国人，血浓于水，所以再快我也觉得不够快，我还是希望它能改变得更快。
很多人赞成渐进，比如说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钱颖一都赞成渐进。可是我不同意。他们理论上分析出来要渐进，但他们不明白这个世界。渐进有很大的问题，一定要急进。
大致来说界定权利有三种方法，不是两种。一种是以人的等级特权来界定权利，改革前的中国就是那种；一种是以明晰产权来界定权利，现在中国就是要转变为这种情况。
但中间还有一种，就是以管制来界定权利。界定什么权利？界定贪污的权利！这就是印度的情况。在印度，你管手表的进口，我管某种外汇管制，他管生产手袋的审批，各有所管。有管制，就有贪污。你贪污手表，我贪污手袋。这种权利界定得很清楚。贪污权还可以自由买卖，还可以继承。
海关的贪污权也界定得很清楚。你星期一、三、五贪污，我星期二、四、六贪污（笑声），界定得非常清楚。现在海关贪污权界定得很清楚，比如说走私的权利就界定得越来越清楚。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拿一张价目表出来给你看，走私有几种，你要我担保安全性有多高？绝对安全的是一个价。各种价格全都有，非常清楚。如果用管制来界定贪污权利的情况制度化了，那就无药可救。看看印度，无药可救嘛！（笑声）
中国的问题是，上面要管制，可市场是自下而上的，管制从上面来，又要搞市场经济，中间就弄得一塌糊涂。所以中国如果渐进的话，印度这一关就很难过。你要一步跨过去，所以我就说一定要快，一定要有一整套的改革推出。
弗里德曼提出一个“砍老鼠尾巴”的比喻。他说砍老鼠的尾巴要一刀砍下去，不要一寸一寸地砍，长痛不如短痛嘛！（笑声）１９９３年我带弗里德曼去见一位中国的省长。省长说，教授啊，我们中国的老鼠是很多条尾巴缠在一起的，先砍哪一条呢？（掌声）弗里德曼哑口无言（笑声）。我当然知道答案了，很明显啊，所有尾巴一刀全砍掉嘛！（掌声）
如果政策不是配套地一起推出的话，麻烦就很大。哪样先做哪样后做，很难决定，很容易出错。弗里德曼一向主张放开价格管制，１９８８年我们向中国领导人极力推荐这一点，结果一团糟。１９９１年，科斯拿诺贝尔奖，那次是诺贝尔奖９０周年庆典，请我代表科斯发表演讲。我碰见弗里德曼，我跟他坐下来喝咖啡。我说，弗里德曼，我们建议中国取消价格管制，错了！他说，怎么会错啊？
我说，那些国企解除价格管制，价格就会上升，但生产并不一定就会跟着上升，这就麻烦了。工人的工资不够买生活必需品，因为物价涨了，但生产没有增加。
假如是企业的产权明晰，价格一上升，它的生产也会马上跟着增加，大家都获得好处嘛。但国企就不行了，因为国企是不管赚不赚钱的嘛，哪管你价格升不升？所以应该将国企产权明晰与放开价格管制一起进行。弗里德曼同意了。
国企的问题是，在里面工作的人是花别人的钱，不花自己的钱，做错了也不一定马上就给炒鱿鱼。
国企每一个成员没有固定的股份界定，股份权不可以自由转让，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花别人的钱总不及花自己的钱那么小心。在西方，对企业经理的约束就是转让权约束。像波音公司，我拿着它的股票，我不喜欢这个经理，我就把股票卖出去。股票一跌，那经理马上就要给炒鱿鱼。
有人说主张急进改革，苏联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但苏联的问题是先搞政治改革。个人财产权利还没有界定清楚，就开始推行民主，那将是灾难性的。所以，苏联现在的经济比中国差得远了。
取消外汇管制，取消户口管制，取消海关管制目前中
国企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用特权维护既得利益的问题。几个行业都给堵塞住了，一个就是金融。不开放金融，就不可能有金融中心。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一个金融中心是天大的笑话。刚才我跟你们中山大学黄达人校长说，中国没有金融中心，不开放金融，怎么可能搞商学院？学生读的书，里面讲的制度啊，融资办法啊，都是外国的嘛。金融中心要搞，就要取消所有外汇管制，要允许外国银行进入，要让外国的经纪进来。但现在这些全都给控制住了。我看中美签定的世贸协定，看不到取消外汇管制的条款，那怎么能行？
第二个问题，要让农村的劳动力能够转入城市，已经转了很多，但远远不够。一个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太高是不可能富裕的。这很容易嘛，取消户口管制就行了。把土地给农民，界定他们的产权，允许他们把地卖了，拿着本钱到城里去碰碰运气。
不用担心治安问题。因为城市人口增加，收入也会增加，只要不贪污，治安一定能搞好。１８６８年日本明治维新，突然之间那个５岁大的皇帝，听了宰相的劝说，在一纸法令上签了个名，日本的土地权可以自由转让，农民无事可干，大量涌入城市，政府完全没有准备，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要知道，明治维新是日本经济大增长的时期。
香港也是一个例子，解放后很多人跑到香港去，文革时候很多人跑到香港去，香港一点问题也没有。还有深圳，２０年来，深圳人口暴升１０倍，有什么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政府千万不要管它（笑声、掌声）。
第三个问题，要发挥中国最大的长处。最大长处是什么？人力资源。中国人努力、勤劳、“物美价廉”（笑声），脑力很厉害。像在座各位的脑力就很厉害。怎么发挥这个长处？取消海关吧！随他自由进出口。中国人哪里需要政府来保护？我们跟老外竞争，政府为什么要绑着我们的手脚？保护我们就等于绑着我们的手脚，那叫我们怎么去竞争？我认为根本不需要保护，完全不需要。如果中国绝对开放，取消所有的进出口管制，与外国直接公平竞争，完全不需要什么世贸组织。中国人怎么可能输？不可能的！（长时间的掌声）
现在要做的，就是取消海关。海关有什么用？有海关就会有机会，有机会就一定会贪污，怎么会不贪？就像有个一丝不挂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动心也办不到的（笑声）。
张五常多怪论：经济学的目的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解释世界；所有权是一个误导的概念，产权才重要；靠竞争赢得的垄断是不应该反对的；经济学家所谓的影响不过是“时势造英雄”；经济理论掌握通透，简单之极，而复杂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彰显不过证明年青辈经济学家正在走下坡路！
张五常之论，黄钟耶？瓦釜耶？
经济学非数学游戏，也不能改造社会惟一用处就是解释世界
经济学的目的不是改造社会，也不是数学游戏，而是解释世界的现象。一定要先有现象，然后才去解释，所以你一定要先知道世界是怎么样的。我所有的论著，都是从一个现象入手，然后用很基本的理论解释这个现象。
有很多经济学者认为产权不重要，他们搞的是所谓生产函数，英文叫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但它能解释经济繁荣吗？产权就可以！为什么那么多学者认为产权是不重要的呢？我的答案很简单：许多经济学者是很蠢的嘛！
现在的博弈论，我不知道它解释了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啊！像我的“佃农理论”，是要解释为什么台湾的农产品在管制下产量会增加。我写的关于买戏票的文章，是要解释为什么价格高的座位会先卖完。我写中国的婚姻，为什么女人会缠脚，为什么会有童养媳，这些都是现象。
可现在，我看了１００篇文章，看完了连一个现象都不存在，这是数学吧？不是经济学啊！现在博弈论已经搞了２０年了，你告诉我吧，它解释了哪一个现象？给一个我吧，我只需要一个！
我走的经济学的路子跟年青辈经济学家的主要区别在于，我对世界的事情认识很多，他们是坐在象牙塔里，很多数学，很多博弈理论，没什么内容。你要解释世事就要先了解世事，最蠢的学者就是解释完全不存在的东西，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我几十年来一直坐在玉器市场、古董市场里，走来走去就是研究这个东西。我也做过生意，亏本的也试过，这样才知道外面在发生些什么事情。我和科斯比较相近，他也知道很多。
你可以到美国的石油公司问问，在全世界正式的石油专家中，真正懂的，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是我张五常。我做石油研究，花了６年时间，逐个部门、逐个油田看，那些油是怎么出来的，我全都知道。我有个同事在华盛顿大学研究石油管制问题，他算是比较好的经济学家了，但他不懂石油工业，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写了一本书，所以错得很厉害。
世界很复杂，不可能用几条方程式就搞掂嘛，问题在于你有没有理论能解释到这个现象，你说你要搞新理论，你要告诉我你的新理论能解释到什么现象？你说的现象是什么？是不是事实？那些年青辈经济学家，你问他能解释什么，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对这个世界不了解嘛。
年青辈经济学家的数学，平均是博士数学家的水平，越来越厉害。但你问他这个符号代表什么？他就说不上了，搞得很抽象。现在整个博弈理论，我就认为这个概念不好，我过去写论文是把它放在注脚里的，现在年轻人反而又翻出来了。你说经济学是数学，写得很美观，很有学术性，也是一种游戏，可以发表，可以拿诺贝尔奖，但你能解释什么？你能解释人的行为，我就服你；解释不了，就是废物。
真正可以做到解释现象的，全世界数起来也就只有四五个人。所以我跟弗里德曼这么谈得来就是这个原因，大家一开口就知道对方在讲什么。我是要解释的，他也是要解释的。我跟科斯也很谈得来，他也是要解释的，Ａｌｃｈｉａｎ（艾智仁）也是要解释的，今天没多少这样的人了！
我跟弗里德曼都是从事实出发来研究经济学的。研究的出发点都是现实存在的东西，不像现在的年青辈经济学家，他们的出发点是一个方程式。
你要解释世事，你就要先知道世界是怎么样的。不是那么容易知道的。像石油吧，是很复杂的问题，一个细节没搞清就会全盘都错。又比如说玉器市场，我在街边卖玉时学过，为什么那玉石不切开再卖呢？为什么连着石皮卖？要用灯照着去猜里面是什么，那些专家要学３０年才能猜到两三成，要是切开了就完全不用猜了。那些专家好几百人，每人花几十年去学猜里面的玉好不好，为什么不切开来卖呢？切开来就不用猜了嘛，大家都不用这么麻烦了，为什么就是不切呢？我为这问题搞了好多年。这就是经济学研究。
事实是不能解释事实的。比如说天下雨，天上有云，但不能用雨解释云，也不能用云解释雨。这里面有规律，不能自己解释自己，一定要拿理论去解释，这就是工夫了。年青辈经济学家不懂得这个。
我们的理论走到很深的地方，但能用的一定是很浅的理论。你一定要走回来。世界很复杂，深的理论不可能解释得了，理论越简单越好。所以我现在用来用去的都是大学本科一年级的理论，但我抓得很准，因为我曾经走得很深。走到深处又走回浅处，这样来回几次，用的都是最浅的理论。但现在的年青辈经济学家不是这样，他们惟恐不够深，越搞越深。
复杂理论是不可能解释世界的。世界复杂，你又用复杂理论，天才也搞不成。比如说科斯的理论非常浅，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弗里德曼）是很浅的嘛，Ｓｔｉｇｌｅｒ（斯蒂格勒）也是很浅的嘛，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萨缪尔森）也很浅，就是Ａｒｒｏｗ（阿罗）也很浅，这些全是我的朋友。轮到我，我比他们更浅，我对市场的认识比他们都多。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对于货币的认识比我多，但对于市场的认识我就比他多。几十年了，我就抓着那么一点理论，我就什么现象都可以解释，清清楚楚。所以我跟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很谈得来，我跟他讲我知道的市场现象，他跟我说他知道的货币现象，完全没冲突，一讲就明白了。大家一坐下来，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现象，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分得很清楚。科学的方法，如何假设、如何抽象、如何解释……都很清楚。
现在的年青辈经济学家不知道什么是现象，全是一堆数学。但像Ａｒｒｏｗ，他也是搞数学的。我跟他说玉器市场的事情，他听得津津有味啊，因为他搞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信息费用），他觉得玉不切开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老跟着我说：“Ｓｔｅｖｅｎ（张五常的英文名），你跟我说，你跟我说。”像他这样一个以数学出名的人，对世事还想多知道一点。年青辈经济学家整天坐在那个Ｃｏｍｐｕｔｅｒ（电脑）前，就想知道世界、明白世事，那是不可能的。
有些年青人是很聪明的，他的问题是总想刻意创新。但做学问，不要总想着是不是创新，做到最后，是创新的就是创新，不是创新就不要创新。
我是中国人。中日战争时候我在广西逃难，我年青时的朋友全都死光了，我自己脚上还有当年烂的疤痕。
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经常被踢出学校，因为那时我看不到自己有前途啊。
后来我有机会到外国求学，那是１９５７年。那时有美国的学校肯接收我，我看到有知识就会有前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有前途，所以我读书非常用功。
关于垄断、所有权和交易成本的惊俗之见
垄断的成因有四种。第一种是垄断者有特别的天赋，如邓丽君那样的歌星，她的垄断权是不应该被禁止的，否则就得割断她的歌喉。第二种是有发明的专利权或版权或商业秘密，这种垄断权也不应该被禁止，否则谁还有动力去搞发明创造？第三种是各国反垄断法律通常针对的垄断，这就是在市场竞争中把对手杀下马来，这种垄断有垄断之貌而无垄断之实，“垄断者”时时惧怕败军之将卷土重来，所以不应该禁止。只有第四种垄断是要反对和禁止的，这就是因政府管制或立法来阻止竞争而产生的垄断。
微软显然属于第三种所谓的“垄断”。微软案子输了，因为有个很好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微软却没有用到，就是应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分析，把软件跟硬件捆绑是为了保护软件产权。
盖茨不是因为垄断而输，而是因为他赚了太多的钱。但是信息产业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要让一个人赚很多很多的钱，才能吸引很多人进这个行业。现在把微软给杀了，那谁还敢去试？所以信息产业就垮了嘛，你看那些告微软的公司，现在日子也不好过。我一听是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ｒｋ做控方，就知道微软要输了。他们请的是ＭＩＴ一个九流的经济学家，怎么能胜过Ｒｏｂｅｒｔ Ｂｏｒｋ？如果是我做辩方就不同了。实不相瞒，我曾经做过很多大垄断案的辩方，像ＡＴ＆Ｔ的案子，就是我做的。
所有权不重要。比如说我香港的房子是我的，你说那房子是你的也无所谓，你说它是国家的也无所谓，只要你进来我有权打死你就行。也就是说，明晰产权不包括所有权。要明晰产权，但不要所有权，我一向都是这么说的。６０年代，我跟科斯、艾智仁他们争了很久。我问，为什么法律书上这么重视所有权呢？他们答不上来。后来我写文章界定产权，就说得很清楚：不需要所有权。
所谓所有权，英文是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ｉｇｈｔ，就是远古时代那些牛羊之类在田野里走来走去，我要辨别哪只牛是我的，就烧个铁印，烙在牛身上，我一看牛身上“张五常”这名字是我的，那只牛就属于我。所有权的概念就是这么出来的。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所有权只是个ｔｉｔｌｅ，名义上的东西嘛。
彻底的承包制，就是明晰产权。你说这工厂是你的，你爱说就说吧，只要我有使用决定权、收入享受权和自由转让权，你说这是谁的我都不管。
没有产权，就没有市场，这是科斯定律，不可能被推翻的。不讲产权，怎么竞争啊？你没有市场，因为产权是市场的前决条件，这是真正的科斯定律。所以你不可能不讲产权。有些人说只要有竞争环境，不要讲产权改革也可以，完全是胡说八道。
英文ｃｏｓｔ很难译。有时译成成本，有时是耗费，有时是费用，有时是牺牲，有时是代价。我觉得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应该译成交易费用，你们译成交易成本，应该是不对的。
不能将交易费用改成交易成本。交易费用这个词是我发明的，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要用“费用”这个词。成本这个词是错的，因为成本有一个历史的含义在里面。比如你问这杯子的成本是多少，这杯子已经生产出来了，成本是多少钱啊？你说是１毛钱，但那是你昨天生产它的时候是１毛钱，过了时的成本就不是成本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应该是费用。
交易费用最好的定义就是鲁宾逊一人世界里不存在的费用，不可能想像到有的费用。鲁宾逊生产要费用；捉鱼要费用；他爬上山看云，猜明天会不会下雨，这种信息费用他也有；他摘了苹果要搬回山洞里，那种费用也有。但鲁宾逊那种制度里没有市场，没有警察，没有法官，没有银行，没有走后门，没论资排辈，全都没有。这些就是交易费用。
有些交易费用的存在与交易没有关系。文革哪有什么交易？但文革时的交易费用很高很高，比如说人们整天学红皮书、背语录等等，都是交易费用。问题是，有交易的交易费用与没有交易的交易费用难以区分，所以只能说是鲁宾逊一人世界里不可能想像到有的费用。
经济理论简单之极
绝大部分的所谓创新观点都是废物，一文不值。刻意去创新是犯了学术上的大忌。找到一个自己认为需要解释的现象或问题，翻阅一些有关的论著，就放胆地自己去想，想时要完全不顾及有没有新意———到最后，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经济学的发展在走下坡路！１０多年前我就这样说。当时持这观点的有布坎南（Ｊ．Ｂｕｃｈａｎａｎ）、科斯（Ｒ．Ｈ．Ｃｏａｓｅ）、雅伦（Ｗ．Ｒ．Ａｌｌｅｎ）等人；不肯定的有巴泽尔（Ｙ．Ｂａｒｚｅｌ）、艾智仁（Ａ．Ａｌｃｈｉａｎ）；认为后生可畏的有赫舒拉发（Ｊ．Ｈｉｒｓｈｌｅｉｆｅｒ）。今天，这些人都一致同意“走下坡路”这个说法了。
为什么经济学会走下坡路呢？这个问题就不容易有一个一致的答案了。科斯认为今天的后起之秀多用数学，以致没有内容。弗里德曼也认为数学用得太过分。艾智仁及巴泽尔认为博弈理论过于普及，而这理论其实有没有可取之处还不知道。贝克（Ｇ．Ｂｅｃｋｅｒ）、德姆塞茨（Ｈ．Ｄｅｍｓｅｔｚ）等人则认为博弈理论是走错了路，是不应该鼓励的。
有实用性的价格理论，永远都是那样“浅”。问得浅，答得也浅，困难就是要明白重点所在，而这个“明白”是要花很长的时日才可以掌握到的。
价格理论之所以是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基础，是因为一旦掌握得通透，简单之极。问题是这“通透”来得不易：概念要懂得透，重点要拿得准，引用时要来得活。要达到这样的水平，我们要由浅入深，由深转复杂，然后再回到深，又再到浅。我自己来来回回几次后，３０年来就只懂得用浅的，而忘记了深的或复杂的了。
我这一辈的理念是，理论不是真实世界的影照，而是真实世界的阐释。成功解释所用的理论永远都是那么浅，浅得有点难以置信。
一个现象可能由好些不同部分组合。要把整个现象解释，可用几个不同的简单理论，逐部分击破。在经济学来说，不同的简单理论，归根究底，来来去去都是两招基本的原理（自利假设和需求定律），活学活用，千变万化，可以推出数之不尽的理论来。
我这一辈的经济学者有一句格言：大概地对比精确地错更可取（Ｒｏｕｇｈｌｙ ｒｉｇｈｔ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ｗｒｏｎｇ）。今天，年青的经济学者似乎不知道这个哲理。他们以高深的数学，复杂无比的统计，“电脑”、“电脑”一番之后，以小数点后三四位数字来表达他们的学术结论。这些精确的错，是自欺欺人的玩意。他们好像没有想过，世界复杂无比，而统计学的陷阱多如天上星。
所以今天那些经济学的后起之秀写的文章，我一看其理论就觉得复杂无比，不想再读下去。
伟大与渺小——对大经济学家的若干看法
１８、１９世纪英国有个大经济学家叫马尔萨斯（Ｔ．Ｍａｌｔｈｕｓ），他说人口是几何级地增长，所以粮食很快就不够吃了。胡说八道！中国明朝初期中国的人口是６０００多万，现在人口上升了２０倍，人均寿命是六七十岁，比明朝时候上升了差不多一倍，但每个人的生活都比明朝好了很多。
马歇尔（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经济学原理》里的理论很多是错的，但他的架构很好，架构的轮廓很好。他综合了所有前人的东西，建成这个架构。所以我想问题也是在他那个架构里想的，他错的东西我就不管了，我改进了他很多地方。但现在很多年青的经济学家，我看不到他们有什么架构，这是一个问题。
斯密（Ａ．Ｓｍｉｔｈ）《原富》的英语原作是我读过的所有书籍中惟一令我产生畏惧之心的作品。它是经济学的第一本巨著，但２００多年来，没有另一本经济学论著可与它平起平坐：哲理纵横，观察入微，博学多识，文笔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
没有谁读过《原富》会不觉得自己是渺小的。洋洋近百万言，其博学多才乃我平生仅见。
斯密的重要结论就是自私给社会带来好处，他忽略了自私也可能给社会带来坏处。达尔文讲进化论，说进化是根据经济原则进化的，说进化是一直在改进的。斯密讲自私，说人是被迫要自私的，社会制度是逐步改进的。他那社会改进的观点影响了达尔文，达尔文就有了进化论，所以达尔文的思想是从斯密那里来的。
我的看法呢，自私会对社会有利，但也可能对社会有害。在某种情形之下，自私的害处可能会将人类灭绝。达尔文研究物种进化的时候，他不知道在几亿年的历史上有这种事情发生：有些生物曾经很蓬勃，突然之间灭绝了。为什么会这样？
斯密与我的观点最大的分歧就在这里。我很崇拜斯密，但我认为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只是集中讲自私对社会的好处，而忽略了自私对社会的坏处。所以有很多事情他都解释不了。
斯密错得很厉害，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伟大归伟大，错归错。有些人也许什么都对，但我还是瞧他不起。斯密是伟大的思想家，但人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整个世界都看透了的。我对市场的认识比斯密多，他关于市场的很多说法是错的。
斯密屡有小错，但无伤大雅。他的主要论点的整体，不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越来越对。大思想家就有这样的能耐：分拆开来好些地方都错，但合并起来的整体却是对的。
人力资本不是新的概念，从１９３０年到现在都有，是Ｆｉｓｈｅｒ（费雪）首先提出来的。他是一个很伟大的经济学家，但很多人完全不看他的文章，真可惜。你问现在那些搞Ｆｉｎａｎｃｅ（金融）的年青辈经济学家，他们完全没有看过Ｆｉｓｈｅｒ。Ｆｉｓｈｅｒ是个天才，我是他的拥护者。我对Ｆｉｓｈｅｒ的理论弄得融会贯通。
我这人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好，我就会学到你的全套本事。我对Ｍａｒｓｈａｌｌ（马歇尔）、Ｆｉｓｈｅｒ的东西很精通，但我不喜欢的人的东西我是完全不懂的。
弗里德曼永远喜欢深入浅出，其言论与观点清楚绝伦。你懂不懂经济学没有关系，但总知道他在说什么。好些行家认为，弗里德曼在口才上的清楚明确，２０世纪无出其右者。
我是艾智仁他的学生嘛！学生有什么理由不超过老师？他的东西我都融会贯通了，他的错误我都纠正了，怎么能不超过他？
经济学家其实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力
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超乎常人之意料；事实上，统治我们这个世界者，仅只是这些思想而已。———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经济学不可以改进社会，怎么可以改进社会呢？但作为经济学者，我们被人利用则是可能的。
有很多经济学者是很蠢的，他被别人利用了，还真的以为自己很有影响力呢。我呢，你们要利用我我也无所谓，但我不信我有什么影响力。现在市场经济理论占上风，我张五常刚好在这里，那些产权、交易费用理论，刚好是我和科斯他们几个人发明的，我又会写中文，那就“时势造英雄”了。
弗里德曼５０年代初期写了一本书，真的是怎么也卖不出去。２０多年后，１９８０年他又和夫人写了一本书，其实第二本没有第一本好，但第二本成了全年美国最畅销的书，全世界译了很多个版本，卖了几百万册。我问他，你怎么现在厉害了那么多？他说不是这样，是“时势造英雄”。
所以我们很自量，讲什么政策，讲是讲，但你听就听，不听就算，完全无所谓。
我的兴趣就是解释，当我解释到一件事情之时，自己知道逻辑井然，可以整晚都睡不着，太高兴了。那种骄傲之情啊，不到那个境界你是不会明白的。你在科学上的追求，好像爬山一样爬上去，到了相当的高度，往下一看，看到下面的人还在爬，多少人连路都找不到，你会有一种很骄傲的感觉。
我对凯恩斯是有很大的反感的。１９３６年他写了一本书很出名，就认为自己很重要。他对经济大恐慌有很多建议，是大英雄嘛。他明知道所有的人解释他的理论全都错了。别人说他是主张大政府的，而他自己说不是。他觉得自己这么重要，这世界有这么多人崇拜他，而他们都错了。但就因为他们都错了，他就是大英雄了，所以他就不去改正他们。他说等他们搞得更糟糕时再去改正他们。但等来等去，他自己就死了，就没得改了。我对凯恩斯是很鄙视的。政府想将自己搞大，就把凯恩斯抬出来，捧为宗师。
所以经济学家的所谓“影响力”，都不过是“时势造英雄”造出来的。就像现在你们要搞市场经济，就把我张五常就当成了英雄。其实我什么影响力也没有的，但你们喜欢利用我就利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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