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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上世纪80年代，当“三角债”泛滥成灾之际，生产企业和金融系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流动短缺困难。于是知名学者在大力推行“产权决定论”的同时，又开始关注“解决流动”进而解决银行头寸不足的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扩大消费”成为又一个时髦的新话题。扩大消费固然是好事——至少可以缓解工厂企业“哭爹叫娘”也搞不好的“库存滞涨”难题。问题是谁来消费、如何消费？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薪酬制度执行的是“低工资多就业”体制。一块上海全钢手表需要将近半年的工资，电视机也还是“奢侈品”。电冰箱也只是“万元户”可以享受的。所以庶民想过新生活还得靠储蓄攒钱来购买“三大件”，这就是原本就存在的国民消费的“预算约束”瓶颈。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企改革搞了“抓大放小”，意图在于“甩包袱”搞活经济。当时山东某地一位经委主任在中小企业“招商会”（那时称企业改制）上喊道：“大家回去算算帐，只要政府不贴钱，这个厂就差不多可以归你了。”这位经委主压根就没想过此后接着会有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会出现。就是这个城市里有个利税大户企业被私有化之后，企业的存量资金不见了，库存产品也挪走了。800多人的企业借着政府号召的“减员增效”，一下子下岗了780人，减员超过90%（此后又招进500多人学徒工或临时工）。人事劳务就这么一转悠，工资支出减少了50%还多。政府的“减员增效”政策出台之际只是脑子一时发热，似乎没有想到该给自己之后几十年的经济管理留下后路。
轰轰烈烈的“抓大放小”、“减员增效”，彻底打乱的学者们“扩大消费，解决流动”的阵脚。于是乎，又转而与决策者们共谋“促销战略”。于是乎，这个城市的市长又提出“发展夜市战略”：君不见，这位“文笔韬略”的市长真是扑下身子跑到夜市上替摊主沿街叫卖：“这双鞋子货好价不贵，快来买吧”。夜市上人倒也不少，只是大多只是想看看有什么便宜的“柴米油盐”可以买回家囤起来——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还难说。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周其仁先生首先提出了：“预期收入紊乱”的概念（大意指：当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不明朗时会收紧消费的欲望）。这大概算是最早关注“体制成本”的话题。当然，现在我们知道“消费偏好”、“预算约束”都对“扩大消费”有限制作用。尽管那时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消费偏好”、“预算约束”这些概念，但其经济行为显然是遵守这些定律的。道理连集贸市场上卖鸡蛋的老婆婆也懂得“量入为出”这个道理。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了，周其仁先生的“预期收入紊乱”之说仍然被一些学者和决策者忽略。
“体制成本”实际上与“体制改革”一样，是一个很大的很复杂的话题。首先，“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大系统问题，它至少包括两个大的课题：一是体系的架构如何有效建构；二是在既定的体系架构中如何实现流程再造。“体制改革”和“体制成本”是一个大的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实现管理目标的基础，后者是实现管理目标的效能尺度。这两者构成实现系统目标的控制体系。系统的目标性、全局性、层次性和闭环控制特征等等无一不在“体制改革”和降低“体制成本”中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中表现出来。所以，用系统思想考量这些问题应是一个基本的研究思路：
1、以科研体制为例：现行我国科研体制的痼疾屡遭质疑是个老话题。从立项、资金筹措和拨付、成果评审、知识权益等等都存在诸多问题。科研体制的市场化进程实际上是步履艰难。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成果转化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我国科研成果“睡大觉”现象非常严重，关键是成果转化有一个中间过程被严重忽略，这就是“中试”难以落实：科研机构无能力，企业用户不积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科研体制包括经费预算中都没有这一块。科研成果的评审只是对原理性的东西作出评价（末了不过是写上几个字：“建议进一步完善”）。实际上“中试”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在原理性的基础上对成果进行的完善程度验证（如小批量验证试验）；二是进行商品化的再设计，包括标准化设计、结构优化、可靠性设计、成本控制、生产工艺和流程设计和验证等等。也包括性价比的经济核算和市场营销定位策略等以及投产前的相关技术文档、管理流程的规范化。如果没有这些步骤，90%的科研成果不会转化成产品。
2、庞大的“皇粮”负担：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基本上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体制。2年前的“三公经费”问题就暴露了体制成本高居不下的个中原因，怎么一回事想必各有看法。总之，“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财政体制没有根本解决——这不仅仅是监管的问题。关于政府计划与财政的改革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美国也不例外。有关美国的经验，《政府的价格》一书中用很多具体的案例做了解析，我们不仿参考一下。关键是《政府的价格》中提出这样一个考量的前提条件：政府的计划中哪些是人民最需要的；人民的直接诉求体现在政府计划中的哪些方面。财政制度与政策怎样适应人民需要的计划；管理的效能如何考量评价和奖惩才能做到经济资源效能最大化？《政府的价格》也就此提出政府效能的奖惩和激励主张。如果我们用棋盘下棋来做比喻：那就是中国的“棋盘”是按“步进”规则，而美国则是按“棋路”对全局的作用来衡量，这就是中美两国的不同思维方式。不过，像中国那样为了应付检查把山头刷上绿色涂料的现象，在美国政府的行为中是看不到的。
要说财政负担，中国的“皇粮一族”算是最大的。过去说“吃空饷”，那是对蒋家的民国政府的嘲笑，但不幸的是我们今天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监管自然脱不了干系，但体制的流程滞涨不能不说是根本原因。我们的机构繁杂臃肿，就连那些上世纪60年代“安营扎寨”的“指挥部”、“节庆办”、“协调小组”、“办事处”、“指导委”等等，就连“截访小组”如今还不明不白的“办公”。还有那些时隐时现的“领导小组”指不定哪时会拿出来亮个相，发个文件什么的。至于“抄报抄送”的备案手续，那就看心情如何“随心所欲了”。实际上“编委”也只是个办事的由头。李瑞环同志曾经问道：北京市这么多大沿帽走来走去的，搞不清都是干什么的？除了公务员队伍，数不清的“事业编制”中有些连职能都说不清楚了，只是以“先前就有，留着有用”的说辞保留着（吃空饷的大多与此有关）。在《政府的价格》一书中说，美国的“在编人员”那是要经过详细测算与其有关的工作量的。朱镕基就任国务院总理后就讲过，现在的“吃饭财政非常严重，都吃了还能做什么事”？
下面是周其仁的演讲，不过周其仁尽管强调了降低体制成本，但没有详尽解释。所以笔者在此以引子为标题发表一些看法。读者可以对照下面周其仁的演讲稿阅读。
摘要：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高速增长，根本原因是成本降低。但从2007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呈下行态势，年增长率从14.2％下降为6.9％，问题不容忽视。
他表示，进入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国的成本再度走高。我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中的状况好比“三明治”——夹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一方面不具备发达国家的前沿技术，一方面市场成本大幅上升，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相比已不具备绝对优势。周其仁认为，进入2017年，中国经济仍然需要坚韧不拔地推进改革。
以下为周其仁的演讲实录，由思客编辑整理：
国际形势：外需萎缩，逆全球化怎么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的增长？首先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元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元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两个经济体中间之前有一道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
现在把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了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现在有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力量的冲击。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有一大群人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不懂金融，也不懂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
现在的全球化格局，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的人均GDP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所以，特朗普出现了，特朗普的当选反映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可以同等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社会矛盾就会起来。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什么都干，从袜子到汽车，再到飞机，最后大家优势趋同了，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萨缪尔森问道：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那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如果是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国家，那么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偏偏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
国内形势：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上升
其次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改革开放后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物美价廉全世界的买家当然买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首先要变成产品，这个过程需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原来导致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2002中国冲进去，把世界市场和原来的障碍打开了。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入”，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进去了，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们的体制成本显著地降下来了。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的新问题是成本又上来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对待新科技的态度一波三折，还有城市化，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浪费了很多设施，我们要跟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发展城市化，人们愿意去的地方应该好好投资，比如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些人不愿意待的地方要还林、还环境，建设特色小镇。
2017年经济的增长靠体制改革和创新
怎样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创新。
中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中的状况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特性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东西。比如美国的苹果卖到全世界，人们通宵排队买，这就是他有你没有。现在中国夹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底下有印度、越南，他们的成本比中国便宜，招商引资的力度也比我们当年强，都学会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体制成本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政府主动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成本很难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低，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所以，2017年要继续改革突围。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如果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能不能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这是商业世界里头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唯有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是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总之，2017年经济的增长要靠创新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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