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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央企凶猛”越来越被热议时，我想到的是两年半前本报刊发的一场论 争。彼时，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国有经济应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一位一贯捍卫自由市场理论的著名学者随即撰文，认为这与经济学常识相悖，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是弥补市场失灵，凡是民间愿意干的领域，政府都不该介入。而不得不由政府经营的企 业，也应坚持公益导向、保本微利，而非以利润最大化的保值增值为经营导向。由此观之，上述七大行业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必由国有经济绝对控制。
另一位不那么著名，但曾在中央部委任职，资历更深的学者看后，忍不住撰文反驳：中国学者常引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的作用仅在克服市场失效，中国国企赚钱，一定是进错了行业或“超越了原有目标”。问题在于，中国实行公有制加市场经济，从未将政府或国企的“原有目标”限定为弥补市场不足。前提不存 在，如何推演出“进错”或“超越”的结论？
这两人都是吾国第一流之人才，一个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大陆人之一，一个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在美国拿到MBA的中国大陆人之一。并且除了前者无政府工作经历外，两人的其他背景也相似——都长期在商学两界游走。
他们的分歧，折射的不仅是中国精英阶层对国企下一步如何改革的认识分歧，而且是对整个改革彼岸的认识分歧。
在博士派看来，改革的彼岸就是西方世界努力了三四百年所建成的市场经济+法治的模式。对这套模式，西方经济学理论已经给出了足够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解 释。简言之，就是政府与市场泾渭分明，政府负责提供市场自身不能或不愿提供，但市场运行又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契约执行、财产保 护、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等，市场（主体是企业）则负责提供衣食住行所需的私人产品。而无论政府、企业还是公民个人，都受到法治的约束，在法律面前，政府、企业、公民，是平等的诉讼主体，谁也不能对谁巧取豪夺。
打个比方，政府负责修建球场维护球场并充当裁判，运动员则是企业。运动员不能犯规，裁判员也不能吹黑哨，否则都将受到惩罚。
用这个彼岸做参照，国企改革的下一步当然是继续民营化，对中央企业而言，不仅是通过合并同类项减少数量，而且要实质性的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国有企业占据要津，并且越做越大，无疑是离改革想到达的彼岸越来越远。
但在MBA派看来，法治和平权的目标或许可以认同，但政府不干预经济、国有经济最小化却从未被当作改革彼岸。中国宪法已经明文规定，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要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就必须控制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重大基础设施和 重要矿产资源，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具体而言，就是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行业中的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
以此参照，国企改革的下一步，当然是有限收缩战线的同时进一步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显然，改革的实际操作者——政府，认同的是MBA派的观点。这种认同不能简单地用利益驱动来解释，它暗含着深远的历史逻辑。
在中国，中央政府控制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这个传统是汉武帝时代开创的。著名的《盐铁论》详细记载了朝野上下对武帝时推行的盐铁专营和酒类专卖政策的大辩论，辩论结果是坚持专营专卖。自此，历朝历代，盐铁茶酒等重要物资的生产或销售，均为国营企业所控制，成为中央政府的稳定财政来源。
但是，历朝历代，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又都是有限的，几种由官府垄断经营的商品之外，民间企业仍然是经济活动的绝对主角。北宋的强人王安石为国防计，力图扩大国营经济的范围，但十几年后不得不放弃。哪怕到了官僚资本主义（名为国有，实为权贵控制）的民国末期，民营企业在工业的比重还接近七成，商业的比重 就更高。
因此，1949到1978年的全盘苏化，彻底消灭民营企业，完全不符合中国自己的传统。
其实，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国企改革时，西方各国也在改革各自的国企，他们不需要把国企与执政基础挂钩，因此改革措施很简单，就是大规模出售。英国是战后欧洲国有化的先驱，这次成了私有化的先驱。1985年，国企产出占英国总产出的13%，1990年，降到了4%。
西方对国企的私有化和放松经济管制是同步进行的，这是他们对自己小政府大市场的传统的回归。所谓新自由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对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自 由主义的回归。1980年代中到1990年代末，系统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者们对中国经济改革发挥了很大影响力，标志性的成果，就是国有经济有进有退 写进了十五大报告，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写进了十六大报告。
1997到2004，中国国企掀起了产权改革的高潮，国退民进蔚然成风。
但是，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中国的传统。国有经济可以收缩，但将其作用限定为“弥补市场失灵”，将国企的经营目标定为“保本微利”，就不可接受了。因 此，当香港教授郎咸平2004年夏秋之际呼吁“强政府”、“大国家主义”，中小企业可以是民营企业，但大企业必须是国企时，他实际上是主张回到中国自己的 传统。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方面郎咸平本人似乎不受待见，另一方面他的主张却大行其道。
也有人强烈质疑郎咸平的主张，他们问道：国企之间会有真正的竞争吗？国企与民企真能平等竞争吗？越来越大的国企如何避免落入国家所有=政府所有=内部人所有的陷阱？
2004年底，国资委叫停了大型国企的管理层收购（MBO），这标志着国企改革进入盘整阶段。随后几年，国退民进变成了国进民退。
1990年代中到本世纪初，知识精英们一度形成了改革共识，就是要建设一个有限有效的政府，市场+法治的经济。2004年后，改革共识变得模糊，彼岸在哪里？中国成就与西方经验的交集在哪里？该如何定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否重新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一系列的问题，不仅挑战着国人的智慧，也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转自南方周末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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