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制度版际互动6]政治承诺真的不可置信吗？——以德国大联盟政府为例（参考答案在1楼）

以下是引用dingding2005在2005-11-27 21:45:54的发言： 青雪的判断，我倾向于赞同。博弈论框架很难容纳“过程”，它是静态的，逻辑的分析框架。为了把静态分析拓展到立宪层次，布坎南和他的合作者有一些努力和成果，但也仅限于民主政治的社会内。因为，例如，我们可以援引得到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谢林1956年的“an essay on bargaining”的看法，即决定了谈判均衡的许多重要因素都是隐秘知识，隐藏在谈判各方所在的文化传统和行为传统内。民主当然有许多局限性，从苏格拉底之死到阿罗和森的定理。但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要实现这一最不坏的制度，需要改造我们的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林毓生最近指出，制度演变对文化和行为模式有反作用。换句话说，正规制度与文化（隐秘知识）是共生演化着的。用博弈论术语解释，就是博弈参与者们的“共同知识”不是静止的，必须演变到能够不断使更民主的规则成为“大家知道的玩儿法”——纳什均衡，及其“漂移”。抱歉，逻辑上这是矛盾。请参阅《制度经济学三人谈》。

就博弈论目前的技术进展而言，我同意它的解释力还有很多缺陷，典型的就是和新古典一样假定人的偏好是给定的。我甚至认为给定偏好而不是让偏好在选择过程中被决定，可能是主流经济学最大的缺陷。信息结构、知识在博弈论分析中通常也是给定的，但是经济学家目前也没有办法大大改进。然而，演化博弈的方法又岂能让人满意？它简直把博弈者当作机械人了。

《制度经济学三人谈》早已拜读，了解了很多经济学以外的东西。但是坦白地说，的确有点“玄”，张曙光先生的评价（参见本版精华贴）代表了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者的看法吧。哈哈。

博弈论的问题如同民主的问题，即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来刻画政治过程？我觉得很难。这似乎是迈尔森近年感兴趣的题目了。我个人对此也有兴趣，但是总隐隐感到将政治过程引入经济学分析，会被政治学家“嘲弄”我们不懂行。

在学者当中，始终可以见到两类立场：1）恪守学科分工的立场，不逾越专业界限。2）以解决问题为主旨的立场，不顾及学科分界。这两种立场各有利弊。我同意马克思的看法：以往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而关键的问题是改造世界。难道我们满意我们的社会吗？如果我们很满意，那么，就应当在学科之内老老实实做一些研究工作，仅此而已。如果我们确实生活得不幸福，冲动着要说出一些话来，那么，请遵循心灵的呼唤，带着对我们生存状况的根本问题的“问题意识”，把学科界限当作次要的制约。只有为了生存得更好而问学的人，或许可达学究天人之际的境界。你们版面里有一个主题，叫做“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周其仁的著作标题，这标题意味着第2类立场，它或许偶然符合了第1类立场，但并不意味着它努力要服从分工原则。在转型期社会的中国，恪守分工原则，我们能感觉幸福吗？或许吧，我觉得，每一位学者都试图选择让自己感觉更幸福的立场，按照“比较优势”的分工原理。关心“小问题”（small issues），我记得这是米尔利斯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给我们的劝告，但我无法赞同，这不符合我的个性，仅此而已。我喜欢Dwhite Perkins的看法：中国经济学家应当思考“大问题”（big issues）——这是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挑战，不是对西方经济学家的挑战（《China Economic Review》Dec. 2004）。当然，大问题也可以仅从经济学角度来思考。所以，我不反对学科分界。我只是不打算恪守这些分界，只是把问题当作首要约束，把分界看作次要约束。如果政治经济学问题把我们带进了政治学领域，如果我们在政治学传统内无法感受到解决所关注问题时的幸福，那么，我们不会考虑是否逾越了边界，我们将自己动手解决政治学问题。阿罗当年也是持这一立场的，今天被政治学界视为“不可忽视的”理论家。西方的学问，其实只分两类：1）基于“理性选择”的框架，不论是否可以实证检验。2）基于“心理分析”的框架，不论是否可以实证检验。

不能再写了，否则，有喧宾夺主之嫌。感谢，感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28 9:06:32编辑过]

dingding2005的发言总是给人启发，且不管内容是否得到赞同。

以何种学术疆界来研究问题，当然因人而异。我说的意思呢，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研究经济学以外的东西，而是认为在当下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和规范化仍然尚待时日的前提下，从专业化角度切入更容易取得成绩，并且形成递增报酬。如果大多数经济学者都去研究跨学科的宏大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学将在混沌中爬行。我完全赞成极少数知识面广的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但是即便如此，我也认为跨学科研究更多地应借助于多学科学者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单枪匹马，这似乎不符合中国学者的比较优势。毕竟，成为Arrow的机会微乎其微，对吧？

实际上，本版很多专题，比如“历史或转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都是跨学科的题目，目的是为大家提供启发性思考。我们很欢迎dingding2005先生对这些宏大叙事的问题发表高见。

兑现给予dingding的奖励200元。

many thanks for your comment and the cash, helpful, to me too.

以下是引用nie在2005-11-28 10:21:24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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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种学术疆界来研究问题，当然因人而异。我说的意思呢，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研究经济学以外的东西，而是认为在当下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和规范化仍然尚待时日的前提下，从专业化角度切入更容易取得成绩，并且形成递增报酬。如果大多数经济学者都去研究跨学科的宏大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学将在混沌中爬行。我完全赞成极少数知识面广的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但是即便如此，我也认为跨学科研究更多地应借助于多学科学者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单枪匹马，这似乎不符合中国学者的比较优势。毕竟，成为Arrow的机会微乎其微，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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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术研究来说，个体与集体的力量都不可小视。虽然“成为Arrow的机会微乎其微”，虽然“应借助于多学科学者之间的合作”，虽然“从专业化角度切入更容易取得成绩，并且形成递增报酬”，但从人自身发展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在当下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和规范化仍然尚待时日的前提下”，“单枪匹马”——正是一个新的开端，相信会有更多人加入进来的。如同SFI，如同正在发展的ICSS 。 （。。我说远了，不好意思）

顺便问一下，何谓“中国学者的比较优势”？（思考“大问题”或“小问题”么？或者是“从专业化角度切入更容易取得成绩，并且形成递增报酬”？）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28 15:44:52编辑过]

大家在讨论什么。学科分工和学科融合的问题吗。nie，似乎需要另外设计版面了。哈哈。在阁下没另开版面前，说点，尽管与dingding的重复，但不说不快了，见谅，见谅。经济学的发展似乎是非常迅速的，以至于有了经济学霸权主义的说法。为什么经济学拿到这种不好说褒贬的帽子，想，原因在于，在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后面往往是经济利益问题。所以，政治和经济在现实中是客观性的结合在一起，而在学科研究中是结构性的结合在一起。文化，是政治和经济问题不能回避的东西，因为文化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价值观影响行为，行为是政治和经济问题研究的核心。这样，政治、文化、经济在现实中互动存在，在学科中认为划分。分工，有分工的必要和好处。这种辩证问题不说也罢。但，就大的问题研究而言，能分开吗。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学的特质，使其在对人类行为的分析上，有着其他人文学科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只是不可替代，不是不可弥补。

关于这个版面本来的问题。也说点，承诺的可信程度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获得完全信息，从而分析出对方遵守承诺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出对方违背承诺的成本和收益。前者，可能比较容易获得，因为制度框架给定，承诺给定，成本收益自然给定，或者说因为成本收益给定，前两者才能给定。后者，则未必。因为，我们无法全面获悉对方违背承诺的激励动因，或者说行为选择的原因。所以，给出第三方，是为了在无法获知违约信息的情况下，假定对方一定会违约，然后以第三方来增加违约成本。

但，个人观点，联合国等组织在监督国家合作、政治承诺的方面，是不可选的。我的意思是，从现实中来看，联合国在维护世界秩序、国家合作之间有很大的局限性。就它所承担的职责而言，它的能力很虚弱。基本上是一个各国利益的谈判场所，而且还是个不怎么健全的谈判机构。当然，联合国在发展平等对话、和解问题等等方面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但，如果，从制度本身来说，承诺需要制度来确保其可信度，制度能够确保承诺可信，在于制度本身超越了构建承诺的主体。也许，就国家的政治承诺，如果联合国能够确保其承诺可信，那么就需要其提供和构建超越国家的制度体系了？世界性的制度？ 别问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纯属想到写到。空泛的有点不象话了。哈哈。就这样吧。

谢谢楼上的提醒，请大家就事论事，讨论何种制度安排下能够有助于政治承诺实现，特别是求解联盟博弈的那道题目（怎么无人回应？）。

捣鼓了半天，终于把答案贴上去了，希望图片能够清晰显示。

楼主计算Shapley值，希望能够解答PCT范畴内的问题？我仍认为，这与Acemoglu的立场不甚相关。除非，我们能够给出一项判据，让我们能够指出，当这一判据成立时，德国大选属于PCT范畴，当这一判据不被满足时，PCT失效。我觉得，不难想象这一判据。例如，我们可以想象，在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里，个人主义效用函数尚未取代家族主义（王朝效用函数），故而，控制最高权力能够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越了个人毕生效用的贴现值，因此政治权力，不仅在大陆，而且在台湾和新加坡，成为与“王朝福利”密切相关的因素。这时，根据Acemoglu论文开篇的解释，PCT应当失效。所以，存在一个临界贴现率r，存在权力结构G，存在偏好结构P，使得在G内存在一些群体，由它们的偏好决定的贴现率小于r从而他们既得的权力在现存制度下能够产生的全部未来收益的贴现值超过任何制度变革可能带给他们的未来收益的贴现值。所以，三元组<r,G,P>提供了所需要的判据。

还是一起来探索吧。

如果上帖的思路可以接受，那么，可能的推论之一是：当政权不稳定从而贴现率迅速增加时，未来收益的贴现值迅速贬值，此时，权力集团反而可能承诺实施制度变革，只要个人效用最大化与王朝效用最大化是可以分离的。这情形类似于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的合作解的发生。不赘述。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3 11:27:48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