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关于价格的形成机理的研究,在18世纪走出来两条路线,一条是亚当.斯密等人的价值论路线,希望以价值概念解释价格形成。另一条就是同时代的尼古拉.伯努利等人效用论路线。
一个世纪之后的十九世纪,马克思以客观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完成了巨著《资本论》,而瓦尔斯紧跟着在《资本论》出版几年之后,以效用论思想完成了《纯粹经济学要义》。
《资》的核心成就就是提出了“剩余价值”概念,而《纯》的最大成果就是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资》以剩余价值学说来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将崩溃,而《纯》则以对一般均衡的存在证明来说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可以维持。
在此后的日子里,建立在价值论(具体说是劳动价值论)之上的剩余价值理论,只在共产社会流传;而建立在效用论之上的一般均衡理论则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学说,一般均衡理论雄霸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一个多世纪时至今日。
马的价值论不用说了,是以能够客观计量的劳动时间为计量依据的,所以是客观价值论。而效用论,一开始自称是主观效用论,但效用论学派的经济学家吵闹到最后,谁也不知道如何测度计量效用,最后,还是用可以客观计量的货币量来测度效用,花钱多就是效用大,终究也还是沦为客观效用论。
其实效用论价值论,只是一个人的两个名字而已,实质内容是一回事。按照汉语的理解,有用的才会被称为有价值,没有人会指着一堆没用的废物说它有价值。所以,价值就是有用性!而有用的东西在用了之后,才有效果,效用就是对使用效果大小的度量指标。所以,价值论和效用论,是一回事,都是在谈论“有用性”,自家人不识自家人,大水冲着龙王庙,混战了两三百年。
为何要说价值论效用论“沦为”了客观?当然是因为客观价值(效用)论是错误的了。
错在哪里?错在“有用”之“用”是个动词,动词就应该前有主语后有宾语,也就是用什么、谁在用、对谁有用的问题。而“用”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主观问题,中外名家多有论述。如《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当中引用的许敬对唐太宗的话,如古希腊的色诺芬所说的“笛子在不会吹奏的人手中就是废物”,如民谣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等等枚不胜举。研究者无视这一点,就彻底让经济学走上了客观价值(效用)论的不归路。
如果坚持主观价值(效用)论,正确的结论就是“价值(效用)是无法计量的”。无法计量,并不等于不能用之来解释交易行为。价值效用其实就是心理学概念,心理学上很多概念都是无法定量测度的,但并不影响行为心理学家用之来解释人类行为。经济学,本来也就应该是“交易行为心理学”。
然而,仅仅是回到主观价值(效用)论的轨道上来,还是不够的。经济学家如果把经济现象看作是“交易问题”的话,就应该认识到,一切交易,都是2+2,即两个私有者交换两种私有物的所有权。认识到这一点了,就知道,这其中,不论是讲价值也好讲效用也罢,都不是只有一个人一种交易物,而是存在两种交易物对两个交易者来说的多重的有用性问题。
再进一步,无论是价值还是效用,尤其是效用,都是交易之后交易者关起门来面对换回来的东西的自我私事,已经和交易行为相互脱离了,物品已经不再是商品了。所以经济学用之解释价格形成机理可以,但也仅此而已,经济学不应过分纠缠于此。
那么,主观的价值(效用)论又是如何面对2+2交易的呢?一时半天说出清楚,你还是自己去读《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