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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今天第一次去参加由哈佛经济学系、商学院和法学院联合组织的“法、经济学与组织”午餐workshop。哈特教授之前特意叮嘱协调人将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加入邮件清单。今天报告论文的是哈佛经济系的博士研究生，题目是“西非的国家、法律和产权”。
时下的经济学越来越不像是“文科”了。从学科基础来看，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大量引入。从研究论文来看，一篇“面面俱到”的论文需要使用各种绘图软件、数值模拟软件、计量软件和排版软件。有了这些要求，理科生很可能比文科生更能适应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尽管学科综合化的趋势也在加强，但经济学和历史、政治、法律和社会学等纯文科的融合仍然必须借助各种数量分析工具，否则经济学就在这些纯文科面前失去了优势。翻一翻政治科学的论文，你会发现几乎充满了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形同经济学论文。像哈佛这种跨院系研讨会能够举办，也足以说明经济学“工具化”的厉害。耶鲁大学还有一本杂志，就叫《法、经济学与组织杂志》。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也许这是经济学研究在思想疲乏时代的次优选择。就我所熟悉的制度经济学领域而言，自1990年之后，鲜有理论上的重大进步。我的博士后导师哈特教授是契约理论和企业理论的泰斗级人物，年过花甲还坚持不懈推进理论创新。他去年和今年连续两年在QJE上发表论文，试图通过引入行为经济学来为不完全契约理论找到坚实的基础。但是他每周参加的三次研讨会，90％的论文都是经验研究。我曾和他私下交流过这个问题，真是世易时移啊。另一个领军人物、MIT的Acemoglu教授是建模高手，但是其理论框架仍然没有超越诺斯和马克思。而当各种理论高下难辨时，经验研究大行其道也是理所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十年契约理论的经验检验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对于中国经济学者来说，很多年轻人会认为这是好事。至少，工具化建立起一道屏障，阻止了大量试图凭借大众传媒作为经济学家殿堂门票的投机之徒。相对中老年学者而言，青年学者疏于经验，自然重于技巧。更何况，很多青年人对于国内文章的“思想”是相当嗤之以鼻的。当内容高下难分时，形式无疑是一种有力的信号。于是，大量形式上正确但内容上空洞的论文出现在国内一流刊物上。最近几年，《经济研究》发表的理论模型的文章可能不到发表总数的10％。如果统计发表概率，可能更低，至少我本人的理论文章没有一次顺利发表。我曾开玩笑说，以后公布发表记录时，应该注明文章类型究竟属于“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但这样快速的形式化和“矫枉过正”的策略，会不会激起中老年学者的反感，从而阻碍了学术评价标准由“双轨制”向“单轨制”转轨呢？2005年那场风波便是明证。对青年学者而言，如何辨识“休克疗法”和“渐进改革”在经济学界的施行，是一次需要大智大勇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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