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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笔记之：帝国衰落的社会解读 作者：田成杰
《中华帝国的衰落》，魏斐德/著，梅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有别于传统通史的编年体叙述，《中华帝国的衰落》系从构成传统社会主要结构的农民、士绅、商人三个群体入手，剖析中华帝国如何一步步实现秩序、走向强盛，又陷入困境的过程。对于已经习惯于常规“革命”历史观的国人而言，这是一个了解中国社会的新视角。下面是该书的一些摘抄。
儒家正统蔑视商人，恰恰是因为商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有道理！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著书立说之时，正是强大的商人开始挑战既有的贵族秩序之际。因此，他对商业的轻蔑意在垂范未来，而非描述现实。换句话说，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为农民和手工业者不耻。后者也仅在名义上比前者优越而已。
——嘴里骂，心头想，口是心非是国人悠久传统了！
（中国16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发展成工业革命。
——只能萌芽，无法成长…
17世纪，苏州有七十位主要经销商以固定价格向劳工承包商购买布匹，而非自己雇用工匠织布。如此一来，商人们满足于按市场机制调整价格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根本没有提升技术的意识。因此，中国的商人或许能跻身世界一流商人的行列，却永远成不了大资本家。
——有道理！
明清的商业成功，并没有自动为商人带来社会保障。财富可以买来政治影响，却永远无法让官员俯首帖耳。商人们甚至连一个属于自己的辖区也没有。
——权力才是真正的主人！
（中国）16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根本算不上自治市镇。大多数大型贸易中心，首先被视为由督抚和州县官员进驻的行政中心。
——政治中心才是“真”中心！
简而言之，（中国的）贸易是一种必须向皇帝购买的特许权利。
…执照在中国有属于它的特点，即：它与发证当局和领证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密切相关。牙商无法购买有法律保障的正式执照，只能以私人名义付费给个体官员。而那名官员被他人取代后，就需要洽谈新的合约。显然，优势在官府一方。
——从古至今，一直如此啊！
…执照在中国有属于它的特点，即：它与发证当局和领证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密切相关。…显然，优势在官府一方。既然这种执照一直都是暂时性的，那每次回收和再给予，都会使官员受利。
——其结果就是“贪官轮流做”…
19世纪中期，山西票号商人资助如左宗棠等地方督抚大员时，是其最接近罗斯柴尔德或伦巴第财团之际。19世纪90年代，当规模更大、实力更强的西方银行业随着帝国主义进入中国时，票号终究还是败下阵来。
——即便没有西方银行的冲击，山西票号恐怕也难以持续——谁知道权力哪天又变了呢？
（盐业的）利润如此显而易见，当然会有人期望总商们有所表示。总利润中有一部分自动拨作馈赠、酬酢及贿赂历任监督盐场的官员之用。皇帝每逢节日和寿诞，也能直接收到捐供…这种变幻莫测的各种非正规规费，促使贪官寻找各种借口（如走私猖獗、贩售私盐等）向盐商及其担保人敲诈更多钱财。
——“潜规则”！
官员与商业利益的密切关系，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核心。这个局外人眼中或许充斥着任意征税和随意贿赂的腐败系统，其实是受不成文的规则和经济现状制约的，实际上运作良好、规则微妙的非正式官-商机制。
——至今仍是如此！
中国历史上不乏反叛者成功建立起一个朝代的例子。比如汉朝或明朝，便是如此。但任何想要完成从匪首到皇帝过渡的叛军首领，都必须要得到士绅的支持。因此，这些有志于皇位的人，绝不可能放弃儒家的治国模式。
中国历史上不乏反叛者成功建立起一个朝代的例子…（但）在叛乱即将成功的罕见时刻，平等的口号基本上就被抛到了一边。而旧朝代那套古老而熟悉的华美派头，则被再次采用。所以无论是宗教起事、盗匪造反，还是农民叛乱，对现有秩序基本上都没有威胁，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政体。
——历史的简单重复。
在当代人眼中，和珅事件却是乾隆晚期贤君形象华而不实的标志，与其早期的统治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清朝正是在他的统治期间，走上了下坡路，短短几十年，便径直落到谷底。
（清朝）海关监督第一年压榨来的钱财，能收回他之前的投资；第二年压榨来的钱财，能完成皇帝的配额；最后一年压榨来的钱财，才会归他自己所有。
——贪官也有投资回报期哦…
马嘎尔尼和中国东道主之间的大部分争论，都停留在礼仪上。清朝官员坚持认为，英国大使必须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属国之礼…马嘎尔尼同意行单膝下跪礼后，协议才终于达成。但此时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所以其他议题都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
——没办法，这个国家只管面子…
1816年，英国派阿美士德使团再次来到清廷。他的使团取得的进展，甚至还不如马嘎尔尼的使团。关于叩头的争论变得异常激烈，以至于阿美士德根本没有见到嘉庆皇帝，便离开了北京。
——死到临头了，还装逼！
怡良用卜卦算出的出兵吉时，正是雨季的高峰时期。因此，他的主力部队都深陷泥泞的道路中，被补给马车所阻，无法顺利集结，而且素以善战为傲的水师竟然晕船。于是，指挥官们只得避开舟山，一边沿着海岸线来回转悠，一边假传捷报。
——算卦出兵，深陷泥泞，水师晕船，一边逛游，一边忽悠…短短几句话，就是一幅“国军”英勇作战的写真啊！
一般而言，列强都齐心协力确保中国的完整。这样，它才不会像土崩瓦解的奥斯曼帝国那样，成为欧洲各国的征战场。19世纪末，在一种全新模式的帝国主义热潮结束利益均分的通商口岸时代前，中国一直都未从属于某个独立而排他的势力。
——这就是制衡的作用。
炮舰外交背后蕴含的精神就是蔑视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即便鸦片战争后，中国仍采取过去千年来处理华夏与蛮夷事务的老一套做法来从事外交。正如汉朝官员们讨论应付匈奴的最佳办法，在如何应对欧洲人这个问题上，清朝官员们也为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争执不休。
——的确应该蔑视！
军事地方化的代价之一就是主要督抚之间的猜忌。他们维护自己的兵力和武器，不愿将其投入到别处的战争中。李鸿章这种心胸狭窄的做法，自然会遭到其他人的记恨。十年后，他这次明哲保身的行为就遭到了报复（指甲午海战的失败）。
（甲午海战）割让这么多领土（台湾和辽东半岛）虽然耻辱，但割地对象是日本，才是让中国人更为痛苦的事。被文明与中国迥异的欧洲国家打败已经够糟了，但眼见昔日模仿中国文化的“倭寇”击败大清帝国，无疑重重地打击了这个国家的自尊。
——“小日本”，那个“小”字，才是中国恨日本的根本原因（相反的例子是蒙元，现在还把成吉思汗当作自己的英雄。在崇拜强者方面，中日其实是一类货色）。
民族主义对辛亥革命及其后果的解释，旨在证明蒋介石独掌国民党大权的合法性。因为实现了孙中山遗志发动北伐，蒋介石成了这位革命创始人的合法继承人，因此理应坐上国民党领袖之位…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也必须高于其他参与者。因此，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几乎都成了孙中山的个人成就。
——虽然蒋被后来的“新中国”所不齿，但却继承了蒋的理论，奇怪吗？其实是专制政党的衣钵相传…
仔细研究一番“国父”与辛亥革命，就能发现很多矛盾的迹象。孙中山不仅与内地的秘密会社关系糟糕，他亲身参与的起义也只有一次而已。
——孙中山、洪秀全、李自成…政治需要！
1911年10月10日，武汉那场十分关键的起义完全是场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叛乱，根本没有联席孙中山。事实上，叛乱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因为新军元帅黎元洪和湖南革命领袖黄兴之间的僵局，孙中山作为双方妥协之下产生的候选人，才在上海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运动中，尽管孙中山最高领导的地位毋庸置疑，但正如上述矛盾现象所示，说他在辛亥革命中具有同样的权威，则与事实严重不符。
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并非一场连续的、计划周详的政变，而应该被看作各省脱离帝国掌控的系列活动。
——对！
（www.earm.cn田成杰2017-9-17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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