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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人们在回顾历史时，都提到当年新旧政权交替、国共两党兴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民心向背。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何以短短三四年时间就民心丧尽、退守台湾、结束了其在大陆22年的短暂统治呢？前些天出版的《东方瞭望周刊》有一篇文章，非常值得一读。文章主题《冀朝鼎：经济学家在“潜伏”》，副题《他给国民政府的这些“祸国”建议很简单：与民争利》。
冀朝鼎与其弟冀朝铸在当代中国大名鼎鼎，冀朝铸曾任周总理的翻译，上世纪九十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他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他不知道，冀朝鼎也是革命的共产党人，1949年以前他唯一的上级是周恩来。1963年8月13日，任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的冀朝鼎突发脑溢血逝世，正在外地的周总理赶回北京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并在审阅悼词时，亲笔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近500页的《成败之鉴》回忆录中，专有一个章节：“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1941年，冀以私人秘书身份，随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甫从美国归国，后“潜伏”在财政部长孔祥熙身边，任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掌管1亿美元，影响国民政府货币政策。陈立夫说：“孔(祥熙)、宋(子文)两人都认为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参与财政方针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陈立夫痛心疾首地感慨，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家们纷纷要求拿回被日伪侵占的实业资产，但国民政府以大兴国营事业之名，将接收的庞大敌伪资产改组为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公司等。官僚资本以国营面目得以形成垄断。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上书国民政府：“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成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
据陈立夫回忆，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按六折还本，发行美元储蓄券到期不予兑现以及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评价：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国民政府与民争利，丧失民心，固然有冀朝鼎建议之“功劳”，但也确实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才得以施行。重温这一段历史，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谁与民争利，谁就是祸国殃民。那些拼命与民争利的垄断企业，也应当想一想埋下的将是什么样的隐患。(苏文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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