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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两星期前我用这篇文章的题目写了初稿，是打算在12月5日发表的，但因为文章的先后次序而被改迟了。殊不知《人民日报》比我棋高一着，在12月7日发表了“理论与实际”，提出令人瞩目的马克思“过时论”。 中国要用事实去考证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件我期望很久很久的事。不管香港某些评论家认为这并不是新发展，不管中国当局后来对“过时论”加以修正，我仍认为“理论与实际”的内容是中国人在思想上的一个大跃进。我很欣赏文内的几句话： “我们的口号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起来。要想懂得实际，就要投入到实际中去。经济是个汪洋大海，有许多问题是书本上没有的，要求我们到实际去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熟悉经济决非一两年之功，没有若干年的苦功，是钻不进去的。” 这些话是“卖柑者言”，我怎会不同意呢？曾几何时——是1979年吧——我在国内对两位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说：“你们对马克思奉若神明不是科学研究应有的态度。任何人都可以错，马克思也不例外。我反对的不是你们将一个错的理论坚持是对，而是你们没有将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理论，试以事实去支持或以事实去推翻。”当时，这两位学者对我的建议毫无反应。 中国人对“权威”作宗教式的崇拜，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较早时有圣贤，近代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有毛泽东思想。这些崇拜是一个知识落后民族的特徵。而“崇拜”本身又加深了知识的落后。这些不幸竟然发生在一个以智慧知名的民族里，怎能不叫人叹息？ 所以我认为“理论与实际”的发表是极重要的。我很现实，很明白中国在思想上的改进还要过万水千山，很明白马、列的神像是不会轻易地被取下来的。但毕竟《人民日报》的评论是问了一句忠于智慧的话：究竟我们所崇拜的能否经得起事实的考证？我衷心希望这忠于科学的态度能不断地普及，不断地一般化。 我一向以为在对中国民生有影响的理论中，马克思的为祸最深。马克思是外国人，容易被神化；他的《资本论》有祥尽的中译本，且几十年来在中国被迫奉读的人不计其数；他善用口号及术语，文字有力而又富煸动性；虽然他的分析及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却能把理论写得似通非通，似懂非懂。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于是就变成了一件“皇帝的新衣”，只有天才才能明白，不明白的就非信不可。 大约在三年前，我在中国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上看到一篇孙冶方先生所写的文章（已故的孙冶方先生是当时中国的经济权威）。文内认定历来的所有经济学者中，只有马克思一人能真正地明白价值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天才！这种“引证”，是不能被任何科学规格所容许的。 近几年来，中国确实是比以前开放了。自由市场及产权制度的改进，已经有了初步的成就。这些转变及其带来的效果，逐渐与马克思理论起了冲突。所以近两年来，中国的经济学者就花了心血，试将马克思的理论加上“现代化”的阐释，希望能够保存马克思理论正确无误的形象。这个新阐释游戏是不难玩的。马克思的理论一向都是模糊不清。正如高斯（R . Coase ）指出，模糊不清的理论永远不会被清楚地证明是错的。要将一个模糊地错的理论，以“新阐释”改为模糊的对，并不困难。 马克思误解了李嘉图 问题是，马克思的模糊理论架构，却是有一个毫不模糊的基础。这基础若是清楚地错了，整个马克思理论的“上盖”就会塌下来，什么阐释也保不了。这个不模糊的基础就是“劳力价值定律”(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那就是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基于“所有价值都有是从劳力而来的”。这个基础定律，马克思取自李嘉图——所以共产中国一向都重视李嘉图。历来有不少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者，都以为李嘉图提出了“劳力价值定律”这是个不幸的误解，近人史德拉(G. Stigler)曾作了很精辟的改正。很明显地，根据本文开始所引用的李嘉图的话，李嘉图自己是否认了价值与劳力是有着一定的关系。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误解了李嘉图的愿意！ 在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主要的生产资源（中国称为生产资料）是劳力和土地。又因为当时是地多人少，未经劳力开垦的土地不值钱。所以这期间的经济学者，很容易得到一个错觉，认为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劳力而得来的。至于那些可以不劳而获的宝石或珍品，及其它显然与劳力多少脱了节的价值，经济学者都有不大重视。马克思既认定所有价值都是从劳力而来，资本家“不劳”而获就成了“剩余价值”，是剥削工人而得来的。《资本论》滔滔数十万言，还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劳力价值定律”。 到了十九世界末期，土地价值急升。有些经济学者就认为这些“不劳而获”的升值，是要不得的，给地主享受不公平。持有这观点的首要人物是美国的亨利·佐治（H·George ）；他以极有煽动性的文字写成《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 ），提倡所有税收应该在土地上征收。我们的孙中山先生，是个医生，对经济一无所知，跑到美国为革命筹款，读了佐治的《进步与贫穷》，自己加上了孔夫子的“天下为公”，写成了“三民主义”。中国人之所以一穷二白，无知及盲目崇拜都是原因。 马克思由头错到尾 到了二十世纪，资本家的高瞻远瞩、果敢判断及承担风险而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渐被经济学者认为是一些极有价值的生产资源。奈特（F. Knight ）的博士论文一举成名，是众望所归。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的进展一日千里。“劳力价值定律”就被公认为谬论；知识资产投资的理论大行其道！至于那些因为对市场需求估计错误而使劳力血本无归的现象，经济学教授们在课堂上就喜欢提出“劳力价值定律”，来博取学生们的哄堂大笑！ 严格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 中国要搞现代化，“劳力价值定律”怎能不被放弃呢？有了市场，对需求估计错了的劳力，血本无归——但劳力怎能没有价值？在今年十月，中国正式承认工商业是可能有亏损的，也承认亏损大的部门应该关闭。劳力毕竟是可以没有价值，这是马克思所不能容许的。科技及知识极重要，中国的执政者是肯定了的。但知识资产是否劳力？若说这是抽象劳力，要怎样度量才对呢？若是度量不了，任何价值都可以归知识所得，劳力的价值又从何而定？最近中国提出了知识“商品化”，是一个维护马克思的“现代化”的权宜手法。但一个天才用五分钟时间而可得的知识，可能要比一个蠢才的终生劳力有价值。马克思究竟是站在哪一边？ 中国政策难自圆其说 中国对进出口加上多种管制，政府批准进出口的文件就因而大有价值。劳力何在？为了争取外汇，外商在中国投资，雇用工人的薪金远比国营企业为高；外国游客到中国，付出的价钱比港澳侨胞为高。难道同一劳力，其价值可以有内外或中西之分？ 以上提出的现象，都是“劳力价值定律”难自圆其说的。马克思理论的模糊“上盖”，可以被“新阐释”模糊地加以维护，但“劳力价值定律”的基础并不模糊，是维护不了的。近年来我看到不少中国的经济学言论，分析“合理”价值，及劳力价值加“合理”利润的问题。这显示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思想上的斗争，是开始转移到“劳力价值定律”的基础上。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这个定律错得清楚，“新阐释”起不了大作用。单看这个从“上盖”到“基础”的转移，我就认为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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