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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才能利用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呢？这就需要增加生产的迂回度以及提高技术水平，而这些都有赖于物化劳动或产品（资本）的积累；只有以丰富的物化劳动为基础，人们才可以采取更迂回的生产方式，才有时间发展生产力。显然，物化劳动或资本根本上又是社会劳动创造的。因此，资源量实质上就不应该用它们的物理量来衡量，而应该用人类用以获取、利用资源的劳动量来衡量的。也即，只有劳动才是衡量和反映资源数量的真正尺度：随着物化劳动的不断积累以及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可利用的资源量也就越来越多。同时，社会劳动一方面提高对既有资源的利用能力，另一方面又是稀缺的；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劳动就是经济学更为核心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劳动的配置，也涉及到劳动的分工。为此，马克思经济学强调，人类不能无限量地生产出人类需要的各种产品，主要不是因为资源的“稀缺”，而是因为生产作为一个物质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延续；为此，马克思经济学特别注重对社会劳动的研究，致力于通过有效配置社会劳动时间来增进价值的创造。也就是说，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历史的演化中看到了资源外延的扩大，从而更深刻地研究劳动分工和资源创造等问题。
其次，就弱势者福利的提高和收入的分配而言。要促进社会福利尤其是弱势者福利的提高，在促进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还必须考虑这些财富的分配。事实上，市场机制引导的劳动分工可以有效引导资源配置和创造出更高的分工收益，这些分工收益是全体生产要素在共同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合力作用的产物，这些合力和合作剩余都属于公共属性，它不属于单个生产要素所有，从而需要在所有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但是，基于市场原则的分配是力量博弈的结果，这并不能很合理地体现各类形态物化劳动对合作剩余的贡献。譬如，在资本力量非常强势的社会，可以使得劳动者仅仅获得接近于单干的“退出”工资，而美其名曰不接受此水平工资可以自由退出正体现出市场雇佣自由；但事实是，个人不加入企业或其他生产组织而选择单干所获得的报酬确实要更低，但它一旦加入到生产组织中劳动有效性就极大提高了，这对以资本形态的物化劳动而言也是如此。
事实上，尽管斯密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做了乐观的预计，但后来的发展却呈现出与理论格格不入并且每况愈下的严峻现实：通过工业活动对财富的追求愈来愈成功，但它带给大多数人的却是苦难。西斯蒙第在多次访问英国后写道：“在这个令人吃惊的国家，似乎在进行一次伟大的试验，以垂范其他国家。但是，我却发现这里的生产在不断增长而快乐却在递减。这个国家的民众似乎和哲学家们一样忘记了财富的增长不是政治经济的目的，而是为所有社会成员牟取幸福的工具。我曾在每个社会阶级寻找幸福的踪影，但它却无处可寻。”[15]正是由于工业革命发展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冲突问题，因而提出一个合理的分配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李嘉图将确定调节分配的法则视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穆勒认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越需要更好的法则；西斯蒙第则更是主张依赖国家政策来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主张通过立法的手段赋予工人新的有尊严的地位，主张实行工厂法来保障工人的工资，主张实行利润分享以促进劳动阶级向上流动，主张通过累进制税进行财富再分配，从而改良的新自由主义代替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即使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占支配地位的20世纪初，庇古也强调，通过收入平均化可以提高社会总效用；随后，勒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勒纳原则：如果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那么在既定的产量水平下，收入的平均分配能实现社会总体效用的最大化。
显然，经济学说史表明，财富的分配问题成为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过渡过程中集中讨论的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一问题的考虑，西方社会的社会制度不断得到改进，市场机制也日益健全，从而逐渐把既存制度视为合理的。同时，在古典主义时期，对人类社会的整体福利以及上层集团的利益较为强调，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权力的分散，普通个人的福利将变得愈益重要；因此，当前经济学也就是要关注一般百姓的福利问题，这不仅涉及到财富的增长和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同时也要探究个体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经济学说史也表明，不同时期经济学所处理主要问题是不同的：在古典主义时期，关注的是如何创造财富，而财富创造本身是在共同体内协作完成的，而创造出的财富有面临着分配的问题，因而古典经济学家特别关注公共领域的关系和制度；在新古典主义时期，公共领域的关系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已经逐渐理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逐渐成熟，因而新古典经济学就特别关注既定禀赋下如何获得效益最大化问题，这主要涉及的是私人领域的理性行为方式。所以，正如韦森所说，“尽管经济学的任务随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而变化了，但经济学的本质和意义却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的变化。……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向人们展示，通过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人类社会才能最有效地创造和最佳地使用财富，从而增加个人、群体、国家乃致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16]
可见，要真正理解经济学科研究的根本目标，就要关注经济学科的研究本体；要真正理解经济学研究的现实内容，就要分析不同时空下的人类需要。事实上，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经济学所关注的对象是不同的。例如，在古典主义时期，经济学家关注了是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特别是在物质资本积累不多的情况下，如何增加生产性劳动以及如何促进分工成为当时研究的重点，由此出现和壮大了劳动价值理论；而到了古典主义后期，由劳动投入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限度，因而自李嘉图开始的古典经济学们如穆勒、西斯蒙第、马克思等都转而关注分配问题，并把建立一个合理的分配制度视为经济学建立的基石。接着，随着西方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全和社会制度的日益健全，自边际革命开始新古典经济学家逐渐把研究从生产转向个人消费，同时，由于当时的消费还主要局限于物质方面以及生产越来越依靠积累的物质资本，因而新古典经济学把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过，随着物质财富和物质资本的日益丰富，人们的需求也逐渐从物质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非经济领域，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也有所变化，开始把理性的人如何行为视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五、尾论：经济学科的应然和实然
从起源学上看，经济学科的基本研究对象是组织，集中研究组织的管理和规范问题。这包括这样几大要点：（1）经济学科研究的根本对象是组织，这从家庭组织发展到企业组织再到国家组织；（2）经济学科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优化组织的运作机理以及相应的管理规范，以提高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效率；（3）经济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组织内部如何分工以促使既定资源投入创造出最大化的财富，组织如何分配收益以维护互惠协作，组织如何监督和惩罚机会主义行为以维护联合行动；（4）经济学科研究的基本框架包括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益分配和制度变迁，这四位一体就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显然，组织本身是社会个体以及契约的形成的，组织的运行必然关涉所有成员间的关系，关涉所有成员的利益，因而有关组织的事务就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一般地，只要涉及人与人之关系的地方就属于公共领域，相关的事物就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而现代社会的企业组织、非政府组织、大学以及慈善组织等的成员也都处于一种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些组织的运行。因此，经济学科的研究领域根本上在公共领域，其合理名称就是“政治经济学”。
然而，边际革命以后尤其是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确立，主流经济学研究取向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关注组织问题，而是转向了孤立的个体行为，集中关注抽象的个体交换而非具体的组织运行。正是由于对组织这一研究主题的偏离，经济学科的名称也由“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它不再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分析人的行为以及福利分配等问题，而是集中于物质财富和资源配置的研究。也即，现代主流经济学舍弃了伦理学内容而集中于工程学的内容。同时，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在集中“发财致富”的私人领域而非“经邦济世”的公共领域，就产生了收入分配两极化的现象，产生了私人繁荣和公共贫困共存的局面，从而也就无法解决整个社会不断重复的经济危机。为此，凯恩斯创立了观经济学而重新关注了财富（收入）创造问题，试图重新将经济学拉回到公共领域的范畴。然而，凯恩斯经济学主要是源于应对特定经济萧条危机，主要靠粗放式物质资本的投入(消费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而没有真正关注劳动分工、收益分配和制度改进等核心议题。
同时，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学仅仅关注鼓励的个体行为，它就刻意模仿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这不仅使得自然主义思维得到复兴和壮大，而且努力将微积分等工具运用到经济学中而形成了支配性的边际主义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不研究分工和分配等有关组织的议题，根本上就在于自然主义思维和边际主义分析的内在缺陷。例如，就劳动分工而言，（1）分工是建立在个体异质性的基础之上，而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的抽象还原论就将社会主体化约为同质的原子个体，当然也就无法理解分工；（2）基于内生优势的分工揭示的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边际分析的结果却是每个选项同时拥有而只有量的差异。同样，就收益分配而言，（1）基于边际主义分析，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收益分配统一在生产原理之中，这里的分析又以一系列的理性假设和信息假设为基础；（2）基于伦理自然主义，现代主流经济学将现实市场中的收入分配视为合理，这里完全忽视了市场主体的异质性及其权力不平等。
显然，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个体行为和工程学的研究，将经济学科打造成一门理性选择和资源配置的学科，从而得以大量使用数学分析工具和形式逻辑推理，并在自然主义和肯定性理性思维下将经济学发展为一门解释性的学科。这样，现代经济学家对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就视而不见了，不仅在行为分析时忽视社会联系以及由此衍生的亲社会性行为，而且在提出经济政策时也忽视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目标，社会公平、收入分配、公共贫困、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都被置于“效率”标准这一拇指原则之下。同时，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中，自私自利成为明智的选择，它不仅可以使行为者的利益最大化，而且通过“看不见的手”可以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正是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每个人都奉行“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经济人信念，以致联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等社会纽带开始解体了，经济活动中的合作变得越来越少，内生性交易成本越来越高，最终严重制约了社会秩序的扩展。
事实上，经济学本质上毕竟是一门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究其原因，现实生活中任何经济行为都必然是社会性的，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即使纯粹的资源配置也必然会影响他人的利益；也即，任何对经济现象的研究都必然是公共领域性质的，都必须考虑整个社会关系。显然，涉及公共领域的观点和理论必然会牵涉到强烈的价值判断和立场，因而此方面的研究根本无法照搬自然主义的分析思维。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什么重要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直接视为自然科学的，最多只是强调经济学科的科学性发展以及纯经济学的理论构建之意义。因此，我们就必须思考，集中于工程学内容而形成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究竟有多大意义？其实，作为一门具有非常强现实性的致用之学，经济学科是不可能长久脱离实际的，它必须关注如何处理和应对各种经济问题，这也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色。
大约180年前，李斯特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古典经济学就写道：“有些人深信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已经达到了圆满境地，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增添；但是另一方面，那些用哲学的或实事求是的眼光来读这些著作的人却认为这门科学根本上还没有存在，还有待于建立，认为在没有建成以前，使用着这样一个名称的所谓科学，只能算是一种‘占星学’；不过由‘占星学’发展成为‘天文学’是既有可能也是大家所希望的。”[17]李斯特的忠告可以更好地适用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推崇市场而贬斥组织，热衷于构建封闭环境的理性行为模型，乃至由此来构建逻辑化市场；但实际上，市场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它并非自然之物而是社会构建之物，社会秩序以及市场行为活动也不是简单的、自动生成的结果。因此，现代经济学就面临着如何向传统回归的问题，这就要求重新回到组织的研究上，回归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需要根据新的形势来创新构建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原理，从而真正成为经世济民或经邦济世的学科。
第二部分：研究方法参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43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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