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下面的文章,你会发现作者似乎告诉我们,遭受诟病的原因是社会经济现实的失衡,而失衡的原因是政府的能力没有跟上来,所以还是由政府造成的.而政府能力没有跟上的原因是改革的渐进方式,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所以与经济学家毫无干系,完全是由政府自身造成的.我认为这种观点好象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政府改革经济与经济学家的理论之间有着不可否认的关系.这是大部分主流们自己都承认的.]
大陆经济学家为何屡遭诟病？
原作者 羽良
近日，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表示，大陆改革过去的25年里，经济学家成为社会科学里的公众明星是不正常的现象。同时，丁学良批评了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忙于为利益集团代言，并声言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此文经各大新闻网站转载后，再一次引起大陆公众对主流经济学家话语立场的争议，成为一时舆论焦点。 回顾一下这两年大陆学界爆出的公共话题，多与经济学家有关。其始作俑者，当属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去年著名的“郎顾之争”中，郎咸平一句“大陆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不仅改变了大陆国有企业改革默许MBO的政策现状，而且将公众淤积已久的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不满，惊人的释放了出来。而释放的路径，恰恰就是对大陆主流经济学家言行立场甚至学术道德的指责上。可以说，这是个颇值得玩味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在中国贵为显学的经济学一下子变得如此不堪？为什么以往那些备受人们尊敬的经济学家却接连遭受公众的信任危机？ 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笔者认为应该先明确两个立场，即一不要怀疑经济学家的智商，二不要怀疑经济学家的动机。这两个立场不仅有助于我们避开立场先行和道德指责的陷阱，更有助于把经济学家这个群体放到大陆改革的背景中去理解。事实上，在主流经济学和大陆经济学家屡遭诟病的背后，凸现了大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至今所积累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 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所有社会科学中脱颖而出，在大陆独占第一显学的位置，与这二十多年来大陆改革奉行的“渐进路线”密不可分。改革伊始，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为补充”的经济政策确立，奉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土崩瓦解。可能至今少有人注意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种政治上的社会控制手段，也随之发生剧烈的转型。计划经济体制下，以个体自由选择为代价的收入平均主义，以及严格的人口流动控制，使得人为分立的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得以长期的维持。在今天看来，这种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大“好处”，就是可以用相对低廉的成本和落后的行政管理能力，控制住相当程度的社会冲突。虽然丧失了通过自由市场进行个人选择的权利，但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中国人，在这种平均主义面前或多或少得到了一些“社会主义幻象”。传统中国社会所珍视的家庭和社会伦理也得以保持住一些天然的底线。在这样一个有计划无市场的社会中，经济学最多成为一种经济控制论。 然而，在邓小平“不争论”的政策默许下，政府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只有指标考核没有明确规划的经济改革之路。无论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还是后来的国有企业改制，几乎都是一种倒推式的由下向上的改革，以至于后来海外研究者提出的“中国财政联邦主义”观点，亦是雏形于这种倒推式的经济改革过程。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名为“倒推”，但这一改革过程是得到了各级政府当局的认可和配合才得以顺利进行的。如此造成了以往政府通过经济体制进行社会控制的能力大幅度削弱或者转为隐形控制，计划经济时代的平等主义也随之消散。与经济改革大踏步推进相对应的是，官方对于政治改革一直持一种讳莫如深的态度。加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东欧巨变给官方带来的消极信号，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争论”几乎成为某种社会“共识”。在这样一个改革大背景下，经济学家有着比政治学家、法学家等其他社会科学学者更多的天然话语权。当年汇集了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官方智囊机构体制改革办公室，便是这种天然话语权的实际体现。 更不容忽视的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巨大冲击力，使得中国社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大转折”（语出历史政治学家卡尔·波兰尼）时代。伴随着经济转型的是社会传统价值观的颠覆和再造。当市场得以建立发展，积累个人财富不再是一种“罪恶”的时候，微观上个人积累私人财富、宏观上政府追求经济增长，成为二十年来唯一得到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努力做个有钱人”代替了“干什么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个人价值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针，等于从政治当局的角度承认了“效率优先”的合法性。如此一来，经济学家作为“教人们如何致富，如何经世济民”的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进入公共领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上，经济学家们也的确抓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初期极为有限的政策话语空间中，起到了弥足珍贵的“外脑”作用。举例来说，今天广为争议的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早在其出国留学之前的1986年便发表了他对于国有企业经济性质的研究论文，提出了著名的“国有企业五个不可能”判断，成为日后国有企业改制的理论基础之一。 今天，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史。经济市场化的后果便是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社会分化的新格局也为之形成。在经济总量日趋庞大，经济发展速度依旧高企的时候，中国社会形成了巨大的改革失落群体。这其中包括改革前和改革过程中逐步丧失既得利益的“被改革者”，更多的还是改革中受惠有限的普通民众。很多人发现自己的名义收入翻了几倍，但实际购买力越来越低了。而社会中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出位表演，令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一种“社会只是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冲突心理。更为根本的是，面对着经济转型冲击下的社会巨变，政府当局的管理能力没有相应的提高和改进，以至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稳定因素，如计划体制下由企业和集体负责的个人福利保障，丧失殆尽。而本应接替这一职能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社会政策制订和实施的滞后，导致相当多的社会成员丧失了起码的社会福利甚至社会救济的权利，失去了对社会的安全感。社会冲突的根源由此而生。主流民意，也从追求发展的效率，逐步转变为追求社会公正和程序正义。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奉行效率与分配分离、价值中立，且以研究资源配置效率为己任的经济学家，很多时候的言行就难免不那么让人容易接受了。 不过，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渐进改革之路上，政治改革相对经济改革的缓步慢行，已经愈加显现出可能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苗头。如留德政治学者吴强曾撰文指出的，改革以来，市场几乎成为唯一一个政治控制之外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力量。如今大陆日嚣尘上的对经济学家的指责，已经隐隐把公众的愤怒引向了市场化改革正确与否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从近来医疗体制改革失败后，人们愈加怀念计划体制下公费医疗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计划体制中的“社会公正幻象”已经暴露了中国改革至今社会正义缺失所可能产生的一系列潜在的严重后果。清醒的人必须警惕这一点。 如此看来，大陆经济学家屡遭诟病只是表象。改革过程中的是是非非，仍是今日中国的主旋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25 17:16:32编辑过]
发帖
雷达卡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