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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为什么总受到质疑？
张军
2006年4月底，我被邀请去了芝加哥大学，在那里参加“中国与世界的未来”的国际会议。就在我正式演讲之前的几个小时，却被芝加哥商学院的一个MBA组织拦截过去，在远离芝加哥大学的市中心的一个教学点为部分学生做了一个讲座。我讲了一个题目，什么解释了中国的增长？
对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来说，这不是一个崭新的题目。这只是我最近研究政治治理和经济增长的一个副产品。不用说，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为了这个题目花去了大量的时间。去年，哈佛大学经济系的资深经济学家帕金斯教授在中国发表了一篇文章，从历史和国际的角度分析了过去25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的原因，并与经济增长的国际经验进行了对比。帕金斯教授的看法大概是，中国具备了目前经济学家所知道的几乎全部的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中国并不是简单地重复了其他经济成功增长的经验，政策上的确有一些独特的策略。我相信，要弄清楚这些独特的做法是指什么，需要关注中国政治的约束条件及其治理变化的细节上的东西。而这正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可以对话与沟通的一个地方。只是，这样的对话还不够多，而分歧越来越严重了。
从芝加哥回到上海之后，我便赶去参加了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一个小型学术会议，遇到了从事政治和文化研究的朱学勤教授和从事社会研究的曹锦清教授。当晚，朱学勤约我深夜闲聊，这也是我们面对面第一次的封闭对话。学勤说，在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问题上，你们经济学家好像比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乐观得多。我说，乍看起来，那可能仅仅是因为经济学家多在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而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则是中国的高速增长给社会和政治生活带来的影响。但实际上则可能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在实现向主流范式转型过程中的步履差异。
就以增长为话题，我们来看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视角差异。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时，发现了资本形成（即投资）的重要作用，因为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重）的提高越来越驱动了中国的增长。经济学家明白，投资率的提高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下似乎顺理成章，而在印度却有一个严重的政治阻力。但经济学家往往不去讨论中国增长的政治学，所以并不太深究投资率提高的政治学原因。这是政治学家的领域，他们知道的比经济学家多。学勤兄告诉我，中国在政治上会有相当的弹性，这当然仍会有利于增长。最近的一个证据是，在经历了20多个月的所谓“改革大质疑”之后，胡总书记3月18日的讲话是一个较为积极的信号。但我发现中国的政治学家面临比经济学家更多的约束，因此，政治学的研究比经济学落后了许多年。他们知道的比他们写出来的多。
而对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家而言，他们的训练多以历史学和马列哲学为主，倾向于把投资率的提高干脆解释为农民权益被工业化过程剥夺的结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马上就看得出，社会学家表现出了更多的“人文关怀”，而经济学家没有。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层和转型，经济学家很快就成为了大众的对立面。数年前，历史研究出身的何清涟写文章说，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缺少人文关怀，不讲道德，就赢得了不少的喝彩。今天，对经济学家的这种批评更是呼应和煽动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出现的一个对所谓精英势力不满的情绪。
这里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于“理性还是情感”，而在于我们的社会科学诸领域在实现范式转型中的步履差别，结果导致对经济学的性质和经济学家的作用的误解无法很快消除。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里，受到指责最多的经济学，恰好是社会科学领域里转型最为成功的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实现成功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经济问题的复杂性让经济学家知道他自己代表不了谁，也没有能力“改造社会”，更没有解决问题的秘方。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变得更加理性，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解释现象的目标上，它希望能回答一些非经济学家不能完全明白的现象，希望能帮助政府和个人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经济为什么是这样增长的。即使这样，经济学家也只是明白了很少的问题，不知道的还是多数。而在那些目前还相对落后的社会科学领域里，尤其是社会学，大多数人还在用情感取代理性，还远离着现代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和统计技术，还在用那些阶级分析的方式解读着社会的故事。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认为自己代表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因此很难理性，这与经济学家截然不同。
以收入分配差距为例，经济学家20年来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变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基本弄清楚了形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基本因素，但即使这样，随着数据和统计技术的发展，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机理的研究仍会继续，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水平还将不断改善。就经济学家而言，认识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形成的因素相当复杂这一点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成就。这意味着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简单办法，甚至说“解决问题”这个词都可能过于乐观了。但是，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在另外一些学科人士那里却成为指责经济学家的“罪状”之一，在公众领域大肆渲染。结果，经济学家的理性却被煽起的大众的情感所曲解。
我想来想去，中国在现阶段上出现这样的局面，不是因为我们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出现了真正的“危机”，也不是因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的本领真的那么大（张五常先生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中国经济出现的一些问题真的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主流经济学家造成的话，那倒是赐予经济学家一个天大的礼物了），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科学的转型还不够，还不完全。中国的社会科学还太落后，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学术精神和学术资格上还太悬殊。这是历史造成的结果。这样的格局严重阻碍了社会科学家的理性发展，使社会科学之间的学术对话变得相当困难。社会科学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各领域的社会科学家之间有对话但没有综合，有分歧但没有指责。社会科学落后的表现症状往往是各学科之间缺少对话而追逐所谓理论的综合，过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把理论简单地等同于政策，把理论工作者视为工程师；重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曲解理论研究的功能。至于为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受到质疑？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学成功地实现了向主流范式的转型和理性的重建，赶在了其他社会科学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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