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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黄光裕案再度成为传媒关注的热点。披露出来的信息是让人吃惊的，记者们好象挖开了一条曲折淫秽的下水道，它与地面上的光鲜亮丽形成了惊人的反差。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疑问：一个从事家电连锁业的首富有必要构筑一个如此复杂而灰暗的政商网络吗？他为什么要将自己以及朋友们（如果那些同乡官员是他的朋友的话）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他的行为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贪婪？
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话题。它的畸形基础于两个前提，而它们竟都有了两千年的传统。
一是千年以来的官商“一体两面”，自吕不韦、白圭、陶朱公以降的商人群体，一直到晚清的晋商、徽商，乃至民国时期的孔宋家族，无一不体现了这一特征，乃至到今日，人们仍然对此津津乐道，在每年的中国图书市场上，销量最大的企业家传记，不是别人，正是晚清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二是千年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中央集权超过两千年的国家，其基本治理结构从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没有本质性的改变。因集权之需要，中央就必须对某些战略资源――用现在的话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进行垄断性控制，因此，重要的经济权力和资源便毋庸置疑地控制在官员手上。由此，中央集权－资源控制－权贵商业，似乎便内生为一种坚不可摧的利益结构。
在很久以来，中国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贪腐。在1988年前后，吴敬琏和钱颖一把 “寻租”这个政治经济学概念引了进来，根据这一理论，吴敬琏等人认为，目前中国腐败蔓延的主要体制基础是：行政权力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会造成凭借权力取得“租金”即“非直接生产性利润”的众多机会。这种“权力货币化”或“权力资本化”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广泛的寻租环境，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
这样的分析，在今天看来，已达成为一种共识，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二十年前所描述的事实不但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在相当长的可预见的时期内，我们竟看不到根本解决的可能性。
在一个如此漫长而令人绝望的转型时期里，企业家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既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又是一个技巧性的问题。“离不开，靠不住”――也许是一种很生动的心态描述。在中国，一个与政界绝缘的人确乎很难获得资源和超速成长，因此，讨论政商关系，“企业家应该离政治有多远”，一直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其实在于， “企业家应该离政治有多近。”
如果说，黄光裕是一个极端的范例，那么，是否存在另外一些可能性呢？
答案是有的，譬如，过去三十年中，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有一些人与政界走得相当近，互动良好，却没有爆发丑闻，他们不只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比如，鲁冠球、吴仁宝、柳传志、王石、马云、刘永好、尹明善等等。
这些企业家都是处理政商关系的高手，他们的秘诀似乎在于：与政府走得很近，但不与特定的官员走得很近，绝不形成金钱上的对价输送关系。
或问，政府不都是由官员构成的吗？不跟他们走动频繁、形成私密乃至互相“绑架”的关系，怎么能够拿到资源？
这便是问题的关键以及对中国国情的掌握。有两个事实是这种关系可能存在的原因。
其一，大多数的公务员是正直和廉洁的――至少这是他们向往的品质，因此，如果是有利于公众、社会的事务，是他们所乐于支持的；
其二，中国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都类似一个“公司”，被一条叫GDP的鞭子赶着往前走，为了地方经济和部门经济的发展，他们需要企业家的大力支持，而且这种需要往往是随着宏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譬如在2008年底，你可能很便宜地拿到土地，而到2009年初，你可能很容易地得到贷款。在很多官员心目中，经济发展就意味着政绩优异，就意味着仕途通达，这是一个比金钱更大的诱惑。也就是说，在当前的中央集权和“GDP高于一切”的体制下，企业家存在“合法寻租”的空间。
在一个制度转型的漫长时代里，黄光裕式的教训是惨痛的。对政商关系的解读没有标准答案，有的只是一种生存法则。当然，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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