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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激烈转向[①]
贾根良
内容提要：传统世界观和数学形式主义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两个致命缺陷，它阻碍了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目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但它却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其基本的缺陷。21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需要一种新的开端，但任何新的研究纲领决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寻求更丰富的支援意识，并通过一种全新的眼光对这种支援意识实现创造性的转化。虽然西方异端经济学各种研究传统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其直觉意识却与现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新的世界观相契合，它对实在性质的认识也免除了数学形式主义的我向思维，因此，它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原创性之发展的支援意识之一。与近年来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趋势相反，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需要一种激烈的转向，并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关键词：异端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 支援意识 激烈转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三个重大的变化。首先，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领域的开创者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流也就不断吸收、融合了这些新的内容，主流经济学似乎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因此有的学者甚至宣称，“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死亡”！其次，主流经济学变得更加数学形式化了，主流经济学越来越用狭隘的术语和数学形式主义对其自身进行定义，这进一步加剧了对异端经济学家的打击和排挤。最后，异端经济学出现了战后以来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大量的贴着异端标签的经济学流派不断涌现并壮大起来，特别是2000年在经济学界出现了学术史上第一次由学生领导的学术造反运动，其矛头直指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如何认识目前西方经济学界异端与主流相分裂的现状？西方异端经济学发展状况如何？为什么说西方异端经济学而不是目前的主流应该成为未来经济学的潮流？而异端经济学为什么在西方经济学界难以改变他们的地位？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为什么需要一种激烈的转向？本文的写作是应《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的邀请，对汪丁丁先生在该刊所开设的《新政治经济学专栏》的回应。汪丁丁的文章表现出了对中国经济学原创性之发展的可贵追求，许多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本文并没有对汪丁丁文章中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而是要指出，除了汪先生所谈到的奥地利学派的异端学说外，作为支援意识，原创性的中国经济学之滥觞还需要注意到更广泛的西方异端经济学其他的传统。
一、当前西方经济学界异端与主流相分裂的现状
主流与异端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具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理含义。主流和异端的地位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某一时期在A国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到了B国或者在另一时期可能就屈居异端地位。例如，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40年代，历史学派在德国一直就处于主流地位，而在英国它却一直处于异端地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制度主义经济学在美国一度处于主流地位，二战结束后却遭遇边缘化，其主流地位也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50年代中期，萨缪尔逊完成了“宏伟的新古典综合”，随后阿罗和德布鲁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定理，目前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基本上就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编写的。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具有那些特征呢？皮奇（James Peach，2003）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特征在于牛顿主义的均衡方法、给定约束下的最优化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②]。尼尔逊（Peter Nielsen, 2002）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包括如下要素：实证主义、方法论上个人主义、公理化演绎、数学、效用主义、享乐主义、理性选择、原子论、静态学、均衡和市场主义意识形态[③]。
但问题是，由于近20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新古典经济学在目前的是否仍居于支配地位？皮奇（James Peach, 2003）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仍然是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科兰德（David Colander, 2000A）则宣布，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死亡，不能再用新古典标签来描述当前的主流经济学了[④]。戴维斯（John Davis，2003）对此做出了总结，认为至少存在四种看法，它们分别是：（1）尽管承认在主流经济学内部有新思想和新方法，但是在本质上，主流经济学仍然等同于新古典经济学；（2）新古典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中处于主导地位，但主流经济学也包括其它在性质上是非新古典的经济学；（3）主流经济学表现出多元主义的环境，新古典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中居于稳定的但是少数地位，但也并不存在由一种或者几种非新古典的方法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4）一种或者几种非新古典的方法主导着主流经济学，而且新古典至多是处于一种下降的地位[⑤]。
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虽然它们已经对传统意义上的新古典经济学有所突破，但除了个别经济学家如诺斯、青木昌彦和斯蒂格利茨等表现出背叛主流经济学的倾向外，所有上述发展实际上都只是在保护带层面上的修正，新古典内核并没有遭到根本性的抛弃。有限理性毕竟还是理性的假定，它与异端思想有关习惯和有限认知的深刻见解仍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主流经济学的所有新发展都没有逃离均衡分析的框架，而这种框架长期以来就遭到异端经济学的反对，而且，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无一例外的坚持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这也是从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直接继承下来的。因此，戴维斯指出，将主流与异端经济学区分开来的仍然是本体论预设上的根本分歧，主流经济学仍坚持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世界观，而异端经济学则是以制度—历史—社会结构的观念作为其分析框架的，这是主流与异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戴维斯的概括是很中肯的，当前的主流经济学虽说有所发展，但其精神仍是新古典的，在无视异端经济学存在的情况下，主流内部所谓的多元化状态与多元主义科学精神仍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目前，主流经济学虽坚持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世界观，但其内部在具体观点上的分歧和变化似乎使这些经济学家们在划定他们所谓的主流地位时发生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数学形式主义作为主流的定义就比从前变得更加变本加厉了，数学形式化作为科学的标志就成了主流经济学打击异端和新思想的锐利武器。正如劳森（Lawson, 2003）所引用的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在一名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理论就意味着模型，而模型就意味着经济思想必须使用数学形式来表达……在越是高级的课程中，经济理论越是使用更多的数学模型加以阐释……因为所有的模型都是不完全的……对简化的假定提出过多的质疑是不礼貌的表现……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是建立一个更好的模型，也就是更好的理论……”[⑥]。因而，主流与异端经济学的区别还在于，前者把数学形式化看作是科学的根本标准，而后者则采纳了更灵活和更广泛的标准。自边际革命发生以来，异端经济学家们就对经济学中的数学形式主义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正如科兰德（David Colander，2000B）所指出的，“经济学史是方法论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常常被描述为数学方法与非数学的历史和制度方法之间的斗争，这是主流与异端的一条分界线”[⑦]。
在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界，主流经济学的垄断性控制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以美国为例，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多元主义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后的美国经济学界已被新古典经济学所支配。就大学教育而言，本科生教学是基础性的，也是知识传承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在这一层面上也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科恩（Steve Cohn, 2003）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大约有140万学生接受了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学习，最为畅销的20本宏观经济学入门教材基本上都是新古典的，只有不到1%的学生使用的是非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教科书[⑧]。因此，几乎所有美国“顶级”大学的经济学系都成了新古典主义进行思想统制的工具，而不是多元化思想交锋的场所，在这些地方，许多学生可能从没有听说过异端经济学的思想。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学生的声明书所严厉批评的，“哈佛大学只提供了一种经济学模型，对于分析经济及其社会后果来说，它没有提供批判性的视野或替代性的模型。由于没有对经济思想提供一种真正的市场，哈佛大学没有准备把学生培养成具有批判性的思想者和具有参与精神的公民。……哈佛大学剥夺了学生们的智力能动性，阻碍了他们做出自己的决断”[⑨]。面对这种局面，索多鲍姆评论道：“经济学家们推崇竞争，但为什么竞争就不能应用于他们自己的学科呢”？[⑩]
主流经济学的垄断地位及其对数学形式主义的迷恋，始终遭到了异端经济学家们的强烈反抗，但这种体制内的抗议始终无法减缓主流前进的步伐，反而招致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异端学者的进一步排斥和打击。然而，意想不到的是，2000年6月，法国经济学学生们发起了“使法国主流经济学陷入震惊和恐惧境地”的请愿运动。由法国学生领导的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终于从体制外打开了一个缺口，迫使法国教育部做出教学调整。2003年3月，哈佛大学学生发起了开设替代性的经济学入门课程的请愿运动。为了保住哈佛大学和经济学系原任课教授的面子，作为折中的结果，哈佛大学最终不得不答应在经济学系之外开设学生们所要求的课程。作为这场运动早期文献的汇编，《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英文版于2003年出版，中文版也于200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目前，这场运动的地域范围已从法国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异端经济学家们的热烈欢迎。值得注意的是，在“学生们的宣言中，完全缺乏异端经济学从前常见的小心谨慎的词语，他们无视这些异端学派通常的假定：新古典霸权将继续下去”[11]。学生们的造反总是充满激情的，他们并不考虑成败的结果如何。但在笔者看来，由于路径依赖和制度锁定，新古典霸权在西方经济学界被颠覆的可能性并不大，相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统治越薄弱的地方，经济理论创新步伐的加快就越有可能发生，例如在我国。假如是这样，我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趋势就必须被放弃，但问题是西方异端经济学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它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替代性的视野吗？
二、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发展简况
虽然目前西方经济学界异端与主流的分裂是在战后才变成突出的问题，但其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12]。我们知道，由门格尔、瓦尔拉和杰文斯发起的边际革命，经过马歇尔的整理和精练，才以其较完备的形态而出现，1890年马歇尔刊行的《经济学原理》在当时作为教科书使用达30年之久。20世纪30年代初，罗宾逊和张伯伦丰富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但这种经济学只是一种微观经济学，不能解决“大萧条”的危机，凯恩斯革命的后果之一就是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受到了20世纪初自然科学革命的深刻影响，他与过程哲学家怀特海过往从密，重返剑桥后修改出版的《概率论》成为一本数学名著，但他深深怀疑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他的经济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与新古典经济学不相容的。但是，萨缪尔森通过清除掉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预期和有机整体哲学的革命性思想，在战后初期却把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的经济学杂揉在一起，形成了战后20多年的“新古典综合”主流派，萨缪尔森1947年出版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也正式开启了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在那时，“掌握了数学理论的经济学家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少壮派。他们是一群自命不凡的家伙，决心清除经济学的马厩牛圈，使经济学变成像物理学那样严格精确的科学” [13]。萨缪尔森、德布鲁、肯尼斯·阿罗、库普曼斯和柯林等是用数学规范了经济学的大人物，在经济学领域领导了一场革命[14]。这些数学形式主义的始作俑者们可能从没有想到，现在“经济学家们已经逐渐地把这个学科转变成了某种社会数学，数学系所理解的分析上的精密是最重要的，而经验相干性（正如物理学系所理解的）则是无足轻重的。如果一个论题不能由形式化建模所处理，它就简单地被交付给智力的低层社会”[15]。
但是，无论新古典经济学如何披上数学形式主义这种“科学”的外衣，它所基于的19世纪陈旧的机械世界观却是无法掩盖的。正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所评论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16]。然而，数学形式主义却加强了这种机械世界观在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造成了主流和异端明显的和直接的对立。主流和异端的分裂至少早在古典经济学解体后就已形成，19世纪下半叶所产生的历史学派、马克思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老制度学派直接和间接地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前身——边际学派的反对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异端经济学在美欧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但到60年代末又开始活跃起来，并在以后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派，如70年代产生了后凯恩斯经济学和法国调节学派，80年代产生了新熊彼特学派，90年代产生了女性主义经济学。到20世纪末，演化经济学这种新奇的和显著的主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主导了欧盟有关经济政策的研究活动。
异端经济学各流派都反对新古典主流对经济学的狭隘定义，并试图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展一种替代性的分析框架。例如，1988年在伦敦附近的一次会议上酝酿成立的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是一个具有广泛基础和多元主义的论坛，每两年出版一本论文集，2005年开始出版发行由霍奇逊主编的《制度经济学杂志》，他们提出了替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第一，对实际经济体制中的相关趋势和联系进行渐次的和批判性的抽象分析，而不是采用把虚构看作是正当方法论的做法，这种方法论回避了对真实世界现象进行分析的困难。第二，分析是开放性的和跨学科的，除了经济学，它还要利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中的相关材料，而不是采用一种以僵化的方法对经济学进行定义，这种僵化的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应用到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分析上。第三，它把经济看作是一种在历史时间中得到发展的累积和演化过程，面对未来，行为者面临着严重的信息问题和激烈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在理论的焦点上唯一地集中在均衡上。第四，它所关注的焦点是交互作用的社会过程和推动技术转变的力量，通过交互作用的这种社会过程，偏好得以形成并发生改变，它还关注这些要素在一个整体的经济系统中的交互作用，而不是把个人和他们的偏好看作是既定的、技术看作是外生的、生产和交换是分离的。第五，它把市场本身就看作是一种社会制度，必然是由其他社会制度网络如国家等所支持的，市场不是没有限制的，也不是机械地优先于其他制度，反对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理想的或自然的秩序，反对把市场只看作是个人的加总。第六，它认识到了，社会经济体制依赖于通常是脆弱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生态系统，并嵌入于其中，因此在理论发展和政策建议上，反对忽视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流行趋势。第七，研究是价值驱动的和政策定向的。它认识到了民主参与过程在识别和评价真实需要中的核心地位，而不是把手段与目的、事实与价值分裂开来的效用（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忽视了行为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矛盾和不平等。第八，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从以下多种多样的著作家那里获取灵感：约翰·康芒斯、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尼古拉斯·卡尔多、迈克尔·卡莱茨基、维廉姆·凯普、梅纳德·凯恩斯、马歇尔、卡尔·马克思、缪尔达尔、佩鲁、卡尔·波拉尼、琼·罗宾逊、约瑟夫·熊彼特、乔治·沙克尔、亚当·斯密、索尔斯坦·凡勃仑、马克斯·韦伯，并一直到制度主义和演化的思想[17]。
总的来说，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特点，但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前者基于社会历史的方法，在经济研究中强调历史、制度和社会阶级间交互作用的核心作用，而后者则基于方法论个人主义，提出的是一种普遍适用的非历史的理论，他们分别代表着经济理论研究的两种不同传统和方法。近年来，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之间的交流不断在增加，一个重大的进展就是他们发现相互之间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之处，除了对主流经济学都持批判态度外，他们基本上都赞同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因此，劳森提出，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可以通过批判实在论统一起来。实际上，虽然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中的一些涉及范围比较全面，但每个流派在研究复杂社会经济系统某种方面更突出，如老制度在制度、“新熊彼特”在技术、马克思在阶级、女性主义在性别和种族、后凯恩斯在宏观经济学方面等，因此，通过一种新的研究纲领，我们可以对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进行创造性的综合[18]。综合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而且，正如生物杂交产生变异和新物种一样，杂交式的综合还有可能导致重大的理论创新。综合的目的并不是要限制各流派的发展，而是要在寻求共同的基础上通过相互竞争导致多样化的发展和繁荣。
三、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的性质
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是当代经济学的前沿，而异端经济学的综合却是21世纪经济学潜在的潮流？无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异端经济学多么歧视，也无论西方异端经济学各种研究传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更不论这种潮流在西方经济学界能否成为现实，但只要是西方异端经济学的世界观比主流经济学更先进，只要是它对实在性质的认识免除了数学形式主义的我向思维，那么，如果我们要发展一种回到现实的经济学，尤其是我们要发展一种原创性的中国经济学，我们就需要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上进行激烈的转向。我们知道，19世纪下半叶的达尔文革命和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产生了一种动态和演化的宇宙观。如果我们把目前主流与异端的分裂追溯到这个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当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先驱们在19世纪70年代以牛顿主义的机械世界观为基础发动“边际革命”之时，19世纪下半叶所产生的其他经济学流派都试图在牛顿主义的机械世界观之外寻求新的思想，其直觉意识与现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新的世界观具有一致性。但由于这些流派的产生早于物理学革命，许多流派几乎是与达尔文革命同时发生的[19]，因此，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对现代宇宙观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也是无法避免的[20]，但无疑它是现代宇宙观的先驱，比主流经济学的世界观更先进，这就是我所说的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所具有的性质。
就现代宇宙观观或世界观来说，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先驱性和先进性在20世纪最后25年所爆发的复杂科学革命中得到了证明。我们知道，西方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一直在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发展一种对19世纪末以来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替代的经济学体系。因此，蒙哥马利（Michael R. Montgomery, 2000）指出，复杂理论是最近才上升为对新古典主流经济理论进行替代的一种运动。他对复杂理论与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新古典主流经济理论之间的区别进行了总结，我们不妨把这种总结照录如下：第一，（像它所依据的19世纪的物理学一样）新古典理论是建立在线性化基础之上的，而复杂理论则强调了经济现象的基本的非线性；第二，新古典理论认为，对人类总体行为的理解完全可以通过对孤立地来看的“代表性行为者”的理解来达到，但复杂理论却认为，这是一种“合成的谬误”，它没有认识到在总体行为中所发生的“深层次的”交互作用（“网络”或“网状系统”）。第三，当新古典理论强调均衡是经济科学的基本出发点之时，复杂理论则强调了非均衡过程（或内在的是多重均衡过程）是他们科学的基础。第四，当新古典理论突出“理性预期”的时候，复杂理论则强调了预期形成的理论，这主要包括行为者在真实的经济中通过实际的学习所产生的适应、演化、归纳和“暗中地摸索”的过程[21]。
如果我们对西方异端经济学共同的方法论基础有所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蒙哥马利对复杂理论与以一般均衡为基础的新古典主流经济理论之间的区别所做的总结同样也适用于西方异端与目前的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正如我早先就已指出的，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先驱大都也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而演化经济学则是复杂科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科兰德（David Colander, 2000B）指出，“异端对标准经济学的许多反对将被看作是现代复杂学派反对标准经济学的先驱：德国历史学派反对均衡方法，转而相信历史的重要性，相信不同的时期可能是独特的；制度主义是因为新古典理论太简单而反对它；奥地利学派则把市场机制看作是自发秩序的一种例证，再次为集中于突现秩序的复杂理论提供了一种先驱；激进学派在观察经济的单一途径之外看到了更多的方法。……（在思想史上，有关复杂观点）最有趣的故事与异端经济学家们有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有某种接近复杂观的思想”[22]。科兰德的这种观察无疑是正确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1998年所组织的美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的一次会议就专门讨论了经济思想史中的复杂理论。
但是，正如蒙哥马利所观察到的，“从《作为演化复杂系统的经济》两卷论文集来看，复杂理论家们把他们的工作看作是使新古典主流转向一种新型的形式化模型，而既不是使主流远离数学模型范式，也不是增加它对非数学分析的容忍”[23]。因此，科兰德认为，“虽然人们可以在许多领域发现，这些异端学派是复杂理论工作的先驱，但是复杂经济学却不是从这些学派中发展出来的。复杂经济学是从标准经济学中发展出来的，它最好是被看作一种自然的演进——经济学领域对变化着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技术性工具做出的反应。复杂方法与标准经济学共同关注于形式化的数学，坚持形式化的科学方法。……因此，在我看来，这些学派中没有一个会导致复杂经济学。他们将有可能把标准经济学引向别的地方”[24]。科兰德担心什么呢？他担心的是西方异端经济学将有可能把经济学的主流引向“非数学的历史的和制度的方法”。正因为如此，科兰德才强调，计算机和模拟是复杂方法的基础，复杂理论的提倡者赞成采用比标准经济学更新的甚至更复杂的数学和统计学，虽然许多异端经济学家是复杂理论的先驱，但是，“复杂经济学的方法与标准经济学是相当一致的，因此，它不会与许多异端传统相适应。……复杂经济学可以用标准的科学方法吞并异端的见解，这只有到现在才是时候了”[25]。哎，西方异端经济学多么悲惨的命运啊！
然而，在我看来，这正是复杂学派致命的错误，目前的复杂经济学越来越脱离现实，甚至比主流经济学变得更加“我向思维”了。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并不反对有限地使用数学和计算机模拟的方法，但正如我已指出的，在经过对西方异端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之后，新的经济学主要的是使用比较的、历史的、制度的和解释学的方法，在经验性的或案例性的实际经济研究中发展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而并非如复杂经济学那样主要是在实验室中通过计算机模拟进行经济学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所产生的只能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复杂学派的错误与目前的主流经济学一样，他们都没有认识到经济复杂的性质[26]。社会经济现象要远比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复杂的多，认知、思想、知识、制度和新奇的持续突现等这些质的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最为关键性的变量，数学方法无法对这些变量进行研究和解释。因此，与复杂经济学和目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看法相反，社会经济现象越复杂，数学方法越高级的所谓高级经济学实际上是越低级的方法。而且，由于宇宙的秘密首先是意会性被感知到的，正如《易经·系辞传》所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人类的语言是如此地丰富尚且不能充分地表达研究者的思想和意会性知识，何况定义明确的数学公式呢？在经济学中，正如主流经济学的历史所表明的，数学方法的使用不仅没有导致最前沿性的思想创新，反而阻碍了新的世界观的传播。因此，数学形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宗教信仰，而非科学的态度，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长期以来对经济学中如何使用数学的直觉态度无疑是正确的。
四、支援意识、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学的激烈转向
按照我上述的看法，读者自然就会得出我的结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新古典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是经济学的悲哀。为什么比新古典经济学潜在更优的异端经济学没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霍奇逊在谈到20世纪作为演化经济学“丧失了机会的世纪”时指出，数学形式主义在经济学中被制度化之后，与之不相适应的演化思维就被边缘化了，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就必须根除这种制度化。霍奇逊的这种看法同样适用于对异端经济学命运的解释。然而，这个问题远为复杂的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还包括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的统治地位，异端经济学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新的世界观发展成系统化的和成熟的经济学框架所遭遇的巨大困难，主流经济学对异端的排挤和打击的制度化，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之后美欧国家不存在像中国目前这样的重大制度变迁对新经济学的需求，冷战时期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以及库尔特·多普菲所指出的，“威特在他的论文中着重阐述了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效应，其原理也可以被用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怎样成为主流，解释由此所导致的经济学科的衰微”[27]，等等。因此，正如布赖恩·罗斯比曾经指出的，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意味着对我们自身学科的研究就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机会”[28]。这个问题可以成为一个专题论文的题目，我们在这里无法展开讨论。
前面我已经指出，由于路径依赖和制度锁定，新古典霸权近十几年内在西方经济学界被颠覆的可能性并不大。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我国尚未形成统治地位，而且它也不可能形成统治地位，因此，异端的综合并由此产生一种新的经济学在中国最有可能。德国演化经济学家何梦笔先生非常赞同笔者的这种看法，并向笔者指出，西方国家的演化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门户之见，这种综合很可能只有在中国才能得到更快和更彻底的发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生物学中的“异地物种形成”原理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按照这种原理，现有物种之间的竞争有利于这些物种渐进的“有效率”的突变和选择，但这种竞争禁止了需要一套互补性（超静态）突变的新物种的形成。换言之，当自然选择的压力有利于现有的每一物种对环境进行适应并与其他物种共演时，它禁止了新物种的形成，自然选择的压力甚至导致了演化过程的停滞。这种停滞的“间断”或新物种的形成及其演化往往只能发生在远离现物种的边缘或孤立地区的特殊环境中，这就是“异地物种形成”的条件。这个原理不仅解释了历史学派为什么在古典经济学家群星灿烂的英国遭到压制，也解释了新古典主流不可能在历史学派曾占统治地位的德国繁荣起来，更说明了新型经济学的大发展不可能在美国发生。因此，中国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这种旧范式的发展上落后于美国，这不是灾难，而是机遇，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激烈转向的理由，这种转向实际上就是一种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过程，而冲决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想罗网则是一个先决性条件。
但我们在这里需要指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激烈转向决非意味着否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被打上了机械世界观的更多烙印，但它对观察许多局部的现象还是比较有用的。而且，我们也不能把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全部归之于新古典经济学，如果是那样，我们也就太抬举他们了。正如我在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的一次报告中所指出的，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也凝聚了许多异端经济学家智慧的结晶，只不过是这些内容按照新古典精神被改造了而已，如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和某些分析范畴等；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创造者和发展者的著作中存在着比目前的主流更丰富和更开放的思想，如帕累托和马歇尔的著作，在马歇尔的著作中存在着大量的异端思想，这是他之所以成为演化经济学先驱之一的原因。总而言之，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学发展总的态度应该是多元主义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在西方经济学的引进上我们严重地忽视了西方经济学的异端传统。更为严重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太贫瘠，无法为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提供支援意识，这是我之所以强调激烈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可以从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但是，对于这种传统我们也应本着继承、批判和创新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类似于盲目崇拜西方主流的“与国际接轨”这种简单化和教条的态度，这是因为中国问题是这些西方的经济理论从没有碰到过的。首先，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和资源生态压力如此巨大并在全球化条件下所进行的工业化是没有先例可以照搬的；其次，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必然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再次复兴的结果。当然，如果解决中国的这些重大问题首先就必须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先导。然而，是否能够提出特殊而具体的重大与原创的中国问题并谋求有力的解答，则取决于中国学者是否能够经由各种途径潜移默化地获得有用和深邃的支援意识。所谓支援意识就是米切尔·波拉尼所说的从科学传统或文化传统中所传承的“意会性知识”。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至少需要两种不同的支援意识：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和中国文化传统。从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中，我们可以获得有关历史的、动态的（或演化的）和情境特定的观察问题的“意会性知识”，以便培养我们在观察中国问题时能够具有“正确的和尖锐的想象力”。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包括了许多流派自身不同的范式，这些小的范式只有被综合在一起才能为我们观察中国问题提供较全面的支援意识。但是，即使如此，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也不足以应付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因为这种传统毕竟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文化为背景发展起来的。由于文化是科学创造的母体，所以，中国经济学只有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新创造中起到推动、反映和总结的作用时，才能获得原创性之发展，很明显，离开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支援意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经济学的原创性之发展为什么需要激烈转向的理由。然而，虽然“科学本身不是一种制度，但是只要它受制于持久的管制、合法性及其优秀的标准以及评价程序，它就被制度化了。……如果我们认为方法论管束并设定了科学，那么由于它是由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以及使科学合法化的一套规则所构成的，所以方法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29]。因此，如果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能够实现激烈的转向，它就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第一，建立新的学术规范。例如，西方经济学界由数学形式主义所支配的学术规范就不能在中国重新出现。第二，破除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迷信。盲目崇拜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不利的，2003年3月，笔者在论文中曾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缺陷提出了批评。2004年10月，彼得·索多鲍姆撰文进一步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已成为新思想的绊脚石，其得主大部分属于具有狭隘心智的新古典学派[30]。这种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基本上是事实。第三，改革经济学教育体制。这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例如，大学经济学教育中数学课程的问题，经济学硕士生和博士生入学考试课程的设置问题，等等。我们在这里只谈一下经济学硕士生入学考试课程的问题，在这种考试的总成绩构成中，数学就占了150分，而大学四年所学的专业考试成绩同样占150分，但在许多学校的专业考试中西方经济学就占了100分，而且包括了较多的数学推导。我们知道，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主要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编写的，因此，就这个具体情况而言，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激烈转向就无法实现，所以，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目前经济学硕士生入学考试课程如何改革进行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 ,由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转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2-7 15:03:3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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