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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一个引论
摘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这一问题归结为如何消除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负面影响。本文对这样一种研究视角进行了检讨，指出尽管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种种负面影响，但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成本的上升。本文通过对农村耕地抛荒、“民工荒”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现象的分析解读，指出重要的不是农村劳动力流动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而是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真正的社会成本问题是农民“离土”、非农就业以及向市民转变过程中存在的种种结构性紧张，而缓解这种结构性紧张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将成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的重要推动力。
Abstract: It’s been an old topic of discussion about the social costs of rural surplus-labor transfer. And it’s long believed that th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on the effort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it has on economy. The essay argues against this approach of research. According to author’s opinion, the increased social costs are not the definite result of labor transfer although many problems arouse in the process. After he thoroughly analyzes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abandonment of arable land ”, “severe shortage of rural labor”, the author stated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problem is not what effects it will have b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The article manages to convince us that the key problem is so-called “structural strain” in the process of farmers’“Litu”, seeking for other chances of jobs and finally turning into urban citizens .And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will motivate China’s building a well-to-do and harmony society.
关键词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社会成本问题 农村劳动力流动 负面影响 结构性紧张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80年代后期“民工潮”初露端倪的时候，这一问题就已经提了出来。当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是针对所谓农村劳动力与人口流动的负面影响：“交通运输趋紧、城市社会服务沉重、农业领域出现某些资源浪费等等，通常被称为迁移的负面效应。换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也可以称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社会成本[1]。（赵树凯，1995）”
能不能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直接归结为消除农村劳动力与人口流动的负面影响？社会成本问题本身是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的，与一定的社会成本相对应的是一定的社会效益，社会成本的降低意味着社会效益的上升，反之亦然。从“负面影响”视角出发，理所当然所谓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效益就应该是指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诸如解决农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活跃城乡经济交流、促进市场经济尤其是要素市场发育等等“正面影响”。但是，比较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利”与“弊”，不难发现二者之间不仅不构成此消彼长的关系，反而具有一定的共生性。因此，简单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收益分析等同于劳动力流动的利弊权衡是不恰当的。其实，已经有学者对这种通过权衡利弊进行社会成本与效益分析的思路提出质疑：“作为经济转轨宏观进程中一个现象，农民流动的‘利’与‘弊’都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因此静态地去比较其利与弊的孰大孰小往往是意义不大的。（秦晖，1996）”换言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利”与“弊”之间是动态的、相互转换的关系，因此试图通过静态地比较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利”与“弊”来确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无异于“刻舟求剑”，理论上本来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诸如交通运输紧张、流动人口犯罪、农村耕地抛荒等等现象？更重要的是，究竟应该从什么样的视角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
一、“负面影响”视角的反思
毋庸置疑，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交通运输紧张、流动人口犯罪、农村耕地抛荒等等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能不能直接以此解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的上升？又能否把这些现象完全归咎于农村劳动力流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交通运输紧张与农村耕地抛荒现象来说明“负面影响”视角存在的问题。
在讨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负面影响时，最典型的莫过于每年“春运”期间的交通运输紧张现象。这一现象早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出现，90年代中期达到了顶点。“春运”期间，大批农民工及其家属像潮水一样滚滚而来、滔滔而去，不仅使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超负荷运转，而且滋生了大量社会秩序问题，造成了大量社会成本的支出（朱力，2002：71~73）。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劳动力流动必然导致社会成本的上升。首先，这种现象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与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 Kornai）所分析的“道路短缺[2]”现象相类似的“客运能力短缺”现象。科尔内指出，交通量的增加仅仅是道路使用的社会成本上升的外变量，如果在交通量增加的同时不断加大对道路的投资，那么道路使用的边际社会成本并不一定上升，甚至可能是下降的，而这又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投资策略。同样，尽管“民工潮”带来了“春运”期间客运拥挤等负面影响，但是这种社会成本严格地说应该归咎于相关产业客运能力的短缺而不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其次，更重要的是，在讨论客运拥挤等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春运”期间农村劳动力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给客运行业创造了盈利的“黄金”机会，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投资来提高供给缓解需求，从而使客运供求市场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均衡。实际上，90年代中期以来，不仅交通运输紧张现象已经大大缓解，而且整个客运行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大量客运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甚至一些小型客运企业出现了“淡季”亏本经营、“春运”实现盈利的经营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边际社会成本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了，边际社会福利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由此可见，尽管农村劳动力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会带来种种负面影响，但并不足以解释社会成本的上升[3]。
再来看农村耕地抛荒现象[4]。这一现象早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在近20年里出现过多次高峰，尤其是在一些农业主产区一度相当普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农业领域依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大量耕地抛荒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付出更高的社会成本。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早期的观点将之归结为高素质劳动力外流以后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本文认为，重要的不是高素质劳动力外流能够对农业生产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5]，而是这种观点“遮蔽”了两个重要问题。首先，这种观点忽视了传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以及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性。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同时又缺乏非农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往往会通过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来获得更多的但是低于边际的产出，从而形成了以高土地生产率低劳动生产率为特征的“内卷化（Involution）”[6]的要素配置结构。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如果不改造这样一种要素配置结构，进一步投入劳动力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其次，这种观点忽略了替代性要素投入不足的问题。的确，当劳动力大量转移出来以后，如果这样一种要素配置结构不随之改变，那么随着劳动力投入的减少，其它要素将会出现低效甚至无效配置。但是，从理论上说，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本身就为投入更多的替代性要素优化农业要素资源配置结构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了条件，而对于农户来说，这应该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否则将意味着农民离土要付出更高的机会成本[7]。因此，耕地抛荒现象所体现的真正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这种替代没有发生？龚维斌的分析似乎更有说服力：“这时（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条件下）农户对农业的追加投入不是‘能不能’而是‘想不想’的问题，而且外出就业与否对农业产出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劳动力投入的多少，而且还表现在土地要素投入与资本投入愿望的差异上。因此，分析问题必须考虑到农业政策与农产品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以及农业负担等因素造成的农业比较利益的变化情况。（1998：95）”换言之，耕地抛荒与外出就业之间本身并不具有因果关系或替代关系，许多农民选择抛荒的真正原因是“种田亏本”而不得不选择外出[8]。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耕地抛荒现象归咎于农业劳动力外流实际上是倒果为因、南辕北辙。
比较交通运输紧张与农村耕地抛荒这两种现象可以得出两点启示：首先，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劳动力流动的负面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虽然带来交通运输紧张的负面影响，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成本的上升；耕地抛荒虽然意味着社会成本的上升，却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负面影响。其次，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时，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劳动力流动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而是能否通过劳动力流动实现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一种社会经济是发展或是衰退最终决定于生产资源的配置是优化还是劣化”（吴承明，2001：58），“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农民流动是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中的一个因素，即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这种配置要付出多少代价（即我们所说的‘弊端’），我们付不付得起这个代价，固然是个重要问题，但这种配置本身是优化还是劣化了诸要素在各产业中的组合结构，却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秦晖，1996）。动态地看，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带来了交通运输的紧张，但是同时也引导了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在事实上带来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而农村劳动力的外流虽然为农业生产中资本替代劳动创造了条件，但是客观存在的耕地抛荒现象表明这种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并没有出现，这才是社会成本上升的真正原因。
二、问题的重新定位
究竟什么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效益。其实，经济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效益的理解很简单：在二元结构条件下，由于不同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势必提高劳动力配置的总体效率，形成资源再配置效益（结构转换效益），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效益。大量研究表明，在过去20多年中，这种资源再配置效益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9]，而这种资源再配置效益的获得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这种代价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
有研究表明，尽管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9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贡献的边际效益已经出现下降的趋势。刘秀梅、田维明（2005）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8~2002年的有关数据测算比较了农业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后发现：“尽管农业劳动力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在生产率方面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潜力并不是很大的。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规模的增大，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上升，非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下降。根据我们所做的测算，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如果当前的农业劳动力再有25％左右的部分转移到非农产业，就可以大体消除农业劳动力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生产率差异。”这一研究说明，尽管目前中国农村依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这种资源再配置效益并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更重要的是，由此还可以得出在农业劳动力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缩小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越快，其边际效益下降得也越快的推论。从通过减少农民促进农民增收的思路来看，这一推论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分析近年来颇受社会关注的“民工荒”与“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这一推论又并非空穴来风。
2004年7月16日《南方周末》发表了记者戴敦峰、陈中小路以“中国遭遇20年来首次‘民工荒’”为题撰写的福建晋江等地企业“缺工”问题的调查报告[10]。报道提出的观点与问题引起了学术界与媒体对“民工荒”现象的热烈讨论：“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令人意外地发生大范围‘民工荒’，这是中国国情现象的一个重大变化。那么，是什么使得成千上万的空缺岗位与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形成了断裂？”大多数学者都强调，“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固然与2004年经济发展出现热潮、劳动力需求量的骤然增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结构与制度因素长期累积和突变的结果。例如，许多学者认为出现这一现象是由于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水平过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导致农民工对不公平待遇说“不”的结果；有的学者则将之归因于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使得农民外出务工的势头有所减弱；还有的学者则认为这一现象与“民工潮”现象一样，都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都是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不成熟、不规范所导致的“信息传递滞后（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影响到劳动力需求量的变化时，劳动力市场无法及时准确地传递这种信息）”的结果；最近则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说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度过了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的“刘易斯拐点[11]”，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问题（韩俊，2005；蔡昉，2005、2004；简新华、张建伟，2005；党国英，2004；赵晓，2004）。然而，姑且不论原因是什么，这一现象至少说明，在现阶段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大量就业资源被低效甚至无效配置了，而这种就业资源的低效或无效配置本身既意味着经济增长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上升了，也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下降了。
如果说“民工荒”现象还只是从就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层面反衬出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社会成本问题，那么“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则直接昭示了这样一种建立在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方式所要付出的高昂的社会成本。2003年10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重庆考察工作，来到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该村农民熊德明“向总理说了实话”，反映丈夫2240元工钱被拖欠的事情，温家宝总理当即指示要解决好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熊德明丈夫也很快得到了被拖欠的工资，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出台通知，要求自２００４年起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筑业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资问题，从而在全国掀起了解决拖欠民工工薪问题的“清欠”风暴。“总理为农民追工钱”事件说明了什么问题？本文认为，这一事件固然体现了近几年来党和政府对“三农”与民生问题的切实关注，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解决“欠资”问题所面临的高昂的交易成本。2005年6月9日《中国青年报》登载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截止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欠工资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千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中国经济时报》就这一调查结果发表的评论尖锐地指出，“为讨回1元钱，竟要付出3元钱的代价。如此严重的不对称，提醒我们不必为追讨欠薪的巨大战果沾沾自喜，而是要走出讨薪的‘数字崇拜’，认认真真地思考一个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成本如果持续居高，由这场政府主导的运动式维权还能行之多远?（张培元，2005）”其实，从中央有关部门近年来披露的数据来看，欠资总额应该远远大于1000亿元[12]，而要讨回这“1000亿元”所要付出的“3000亿元”严格地说仅仅是理论上“讨薪”的交易成本。从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由“欠资”频频引发的诸如“跳楼秀”、“塔吊秀”乃至种种报复性的暴力事件来看，“欠资”的社会成本已经不是简单的多少亿元所能衡量的了。
一方面是大量企业因为招不到工人而不得不停产限产，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民工因为领不到工钱而备受煎熬甚至铤而走险，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现象所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即“成千上万的空缺岗位与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形成了断裂”。这种“断裂”说明长期以来那种建立在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方面，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是“强弩之末”；另一方面，如果继续无视这样一种经济增长背后的社会成本问题，那么不断加剧的“内耗”将使得这种经济增长变得毫无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什么比科尔内分析“最优福利”问题时得出的结论更能揭示这种“断裂”的内涵了：“不应该总是不惜一切代价去达到社会生产能力的最大利用。如果当趋近于生产能力完全利用时，边际社会成本已经超过边际社会效益，达到这一点就是不值得的。（科尔内，1986/1980：288~289）”
三、研究的意义
“成千上万的空缺岗位与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形成的“断裂”为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重要的不是农村劳动力流动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而是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质是劳动力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所引发的要素资源配置结构重组的过程，而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劳动力这一种要素的流动，同时还涉及到资本、土地、技术、制度等其它要素的运动和变化。仅仅就农村劳动力流动而言，它是结构变迁的“始作俑者”，可能——严格地说，仅仅是可能——引起结构变迁，但并不能决定结构变迁的方向。在要素资源重组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的调整，一定的结构性紧张是无法避免的，势必要产生一定的“内耗”，而这种代价的付出是否值得、是否合理，归根结底，要看它是缓解了还是加剧了这种结构性的紧张。如果不能促进结构的优化，不能缓解资源重组过程中的紧张，这种代价的付出就是不值得的、不合理的；反之，如果能够促进结构的不断优化，能够缓解资源重组过程中的紧张，即使初始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合理的。“成千上万的空缺岗位与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的“断裂”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因而这种代价的付出是不值得的、不合理的。
当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并不仅仅涉及到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关系的紧张。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由农民离土（人口流动）、非农就业（职业流动）以及向市民转变（社会流动）等诸环节构成的“农民的终结”[13]过程，而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涉及到要素资源配置结构的重组，都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紧张。客观地说，除了农民非农就业过程中涉及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关系的紧张，还包括农民离土过程中涉及的人口外流与农村发展之间关系的紧张、农民向市民转变过程中涉及的农民进城与城市化推进之间关系的紧张等。与“成千上万的空缺岗位与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的“断裂”一样，90年代后期以来，这些关系的紧张都曾经出现过加剧的趋势并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人口外流与农村发展之间关系的紧张主要体现在“三农”问题上，例如李昌平给国务院总理的信中所反映的诸如“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等问题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源头的“体制性失控[14]”；农民进城与城市化推进之间关系的紧张[15]主要体现在户籍制度改革等问题上，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被非法收容的青年孙志刚于2003年3月20日在收容所遭毒打致死案件，这一案件被媒体暴光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直接导致了实施20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并对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的加快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令人感到鼓舞的是，近两年来，在建设“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的主旋律下，上述种种结构性紧张已经引起了政府、学术界与社会舆论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政府全方位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缓解这种结构性紧张的政策，其中有的政策业已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16]。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已经不重要了：一方面，在城乡收入差距悬殊、利益格局不断分化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不仅是如何进一步做大“蛋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更加公平地分配“蛋糕”的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紧张甚至冲突；另一方面，从近几年实施的一系列政策的效果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各环节上的结构性紧张的缓解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推动力，而这无疑又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入探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问题可谓正当其时。
参考文献：
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蔡昉主编：《2004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蔡昉、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杜鹰、白南生主编：《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党国英：《民工荒：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契机》，人民网2004年8月4日。
龚维斌：《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黄平：《对五年来中国农村人口流动中的一些问题的思考》，未刊稿2001年。
黄平：《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黄宗智（美）：《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
简新华、张建伟：《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人口研究》2005年第2期。
姜汝祥：《体制过渡时期流动人口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管理世界》1997年第6期。
科尔内（匈）：《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编：《农村就业促进政策高级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劳动与保障出版社2000年版。
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李文：《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后果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刘秀梅、田维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管理世界》2005年第1期。
孟德拉斯（法）：《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潘文卿：《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效益测评》，《统计研究》1999年第4期。
恰亚诺夫（俄）：《小农经济组织》，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秦晖：《农民流动与经济要素配置优化》，《改革》1996年第3期。
宋林飞：《“民工潮”的形成、趋势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宋林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问题与对策》，《大公报》2003年3月14日。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北京）2001年版。
赵树凯：《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与风险的初步考察》，《农业经济问题》1995年第3期。
赵晓：《民工荒：劳工不足或宏观经济波动》，新华网2004年8月16日。
张道中：《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中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家》2000年第4期。
张培元：《“千亿欠薪”与三千亿维权成本》，《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6月10日。
朱力：《中国民工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 劳动力迁移（labor mobility）又译作劳动力流动。需要强调的是，在经济学里，劳动力流动与劳动力转移（labor transfer）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是经常的、无条件的，而劳动力转移则是有条件的，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程度、城市化发展水平、劳动力素质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张道中，2000）。但是，要分析劳动力流动的社会成本必然涉及到以上种种约束条件，因此，劳动力流动的社会成本与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成本并无本质不同。
[2] “‘道路短缺’是由逐渐加剧的拥挤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一事实表现出来的。（科尔内，1986/1980：226）”
[3] 与交通运输紧张现象一样，流动人口犯罪也是农村劳动力与人口流动所带来的一种负面影响，属于与交通运输紧张现象同样性质的“短缺”问题，但要更为复杂。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探讨流动人口中的农民工犯罪的社会成本。一个角度是从放开人口流动政策的角度：放开人口流动本身意味着流动人口犯罪的机会成本降低，因此需要探讨的是如何建立起适应人口流动的公共管理体系的问题；另一个角度则是从农民工处于不公平的弱势群体地位而引发的失范行为（并不一定是犯罪行为）的角度，这样一种行为属于本文将要讨论的范畴，但已经与所谓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负面影响关系不大了。
[4] 与耕地抛荒现象相比，耕地粗放经营、种“卫生田”现象更为普遍，并且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笔者的调查发现，即使种田是亏本的，但只要能维持简单的农业再生产，农民都不会选择抛荒。从这个意义上说，耕地抛荒现象与耕地粗放经营又不仅仅是程度的不同。
[5] 有学者指出这种观点可能夸大了问题：“对中国这种还主要依靠自然环境的农业来说，农业的产出弹性与劳动力素质的相关程度可能并不高，而是更多地依赖经验，因而流动人口减少了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比例，但却增加了经验水平的比例。（姜汝祥，1997）”
[6] “内卷化”，是指家庭式农场生产中出现的劳力高度集约化以至于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这个概念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1963年出版的《农业内卷化》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农业“内卷化”的首要特征就表现为土地生产率越高，劳动生产率越低，每增加一个劳动力的确会带来总产量的上升，但这种上升是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为代价的（恰亚诺夫，1996/1936；黄宗智，2000/1985）。需要强调的是，国内一些经济学史家研究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明清以后农业平均劳动生产率是下降的。本文认为，即使这些研究成果是成立的，也并不能够推翻“内卷化”的逻辑内涵。
[7] 白南生等人的研究已经证实，“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在外出户的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资金对劳动的替代（杜鹰、白南生，1997：177）”，杜鹰还指出92年以后这种要素的替代在加快（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0：45）。白南生进一步指出：“在那些现金很紧缺的地方，追加现金投入给农业生产带来的边际收益高于劳动的边际收益，外出带回的现金收入对农业生产的正面影响高于劳力减少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在那些现金不那么紧缺的地方，现金的绝对量并不构成农业生产的瓶颈，追加现金收入给农业生产带来的边际收益并不明显，追加劳动投入就显得更重要，外出就业带来的劳动力紧张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可能导致外出农户的农业生产不如非外出户（杜鹰、白南生，1997：177）”。值得注意的是，外出就业真正带来劳动力紧张的地方往往是那些现金收入紧缺的地区，因为那些现金相对宽裕地区的农户可以通过雇佣人力或机械作业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而那些现金短缺地区的农户则可能并不愿意用仅有的现金收入来补贴农业生产，由此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农村人口外出就业对富裕或发达地区的农业和非农业活动只是一种补充，对中等收入地区的农业和非农业活动则是一种补偿，而对贫穷和偏远地区来说它则成了对农业的替代（黄平，1997：144）”。
[8] 在这种案例中，外出就业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没有选择的结果。导致农民抛荒外出大多是由于农民负担过于沉重，前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2000年3月写给国务院总理反映农村三农问题的信中所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的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多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的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碰‘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富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35000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要撂荒20000亩以上。”参阅李昌平：“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http://www.cc.org.cn。
[9] 大多数研究者估计，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GDP）的贡献在16%～20%之间（蔡昉、杨涛，2000）。例如，Lees（1997）估计劳动力流动对年平均9.20%的GDP增长率的贡献为16.30%；世界银行（1998：8）估计，劳动力部门转移可以解释约16%的GDP 增长；潘文卿（1999）估计，1979～1997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5.9%；蔡昉和王德文（1999）的估计更高，劳动力转移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20%；Johnson（1999）认为，在今后30年，如果迁移障碍被逐渐拆除，同时城乡收入水平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达到几乎相等的话，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可以对年均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另外，一些海外学者的估计更高，但他们对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的估计要低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参阅Alwyn Young（2000）：“gold into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http://www.nber.org/papers/w7856。
[10] 从随后各地媒体出现的诸多相关报道来看，这一现象的确相当普遍。参阅深圳商报：“中国首遇民工荒”；东北新闻网：“珠三角一线工难招”；长江网：“东莞外企告急，出现30万灰领缺口”；民营经济报：“珠三角民企组团省外招工”；珠江日报：“105家企业出省招人”；中国广播网：“就业招工难，福建缺工28万人”；新华江西网：“劳动力资源大省江西缘何出现招工难”；扬州晚报：“扬州出现用工荒”；浙江在线：“民工告急，浙江各地出省去请”；福建之窗：“民工荒向我省内地延伸”；“内地首现用工荒”；工人日报：“民工荒制约浙江民企正常运行”；搜狐、新浪、网易、中华网等门户网站也有许多相关新闻。
[11]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工业化（指工业生产方式的扩张）、城市化不断扩张，直到把劳动力从传统生产方式的农业中吸干。达到这个均衡点时，劳动的供给发生改变，工业的利润率下降，投资减弱，工业和城市的扩张停止或萎缩，经济发展进入比较稳定的正常发展阶段，工业化基本结束。这个劳动转化的均衡点或停止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12] 2004年初建设部部长在全国建设工作会上披露，截止到当时，中国建筑领域累计拖欠工程款达3366亿元，相当于建筑业年总产值的19.6%，其中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拖欠占39.6%，政府投资工程的拖欠额占26.7%（新华网，2004年01月13日）。
[13] “农民的终结”是从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的著作中借用来的。他的本意是要说明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向现代农业劳动者的转变，本文则泛指整个农民非农化的进程。
[14]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源头的体制性失控问题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被提出来了（宋林飞，1995）。
[15] 李文（2001）在“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后果分析”一文中描述了农民进城与城市化推进之间的紧张关系：“城市化滞后—人地比例失衡、农村劳动力剩余加大—农业经营规模化、产业化和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给城市管理带来压力。”
[16] 具体来说，这些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推动农村发放小额贷款、实行粮食“直补”、加快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粮食流通市场建设、推动劳动力市场法规建设、重点治理建筑业的“欠资”问题、促进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降低农民进城“门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把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纳入城市议事日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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