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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简单回顾
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历程，大致可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我国是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社会变革目标，千方百计地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当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才发现事与愿违，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优越性。在第二个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我国又开始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过渡。
可以说，60年来，我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就经济体制的演变而言，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1949～1957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时期，在短短的七年间，一方面中国大陆结束了百年动乱，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这七年又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变化最剧烈的七年。1949年到1952年，是完成民主革命的经济任务、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在中国大陆全面贯彻实施的三年，党和政府仅用了3年时间，就彻底铲除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和覆盖面很广的供销合作经济，实现了“节制资本”和“统制贸易”，即国家通过对私营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使其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目标，通过海关自主、实行“贸易许可证”和“结汇制”，将对外贸易控制在政府手中。
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走怎样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当时的中国不仅经济落后，工业化的资金极为匮乏，而且我国还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即使从国家安全和建立独立国防工业的角度考虑，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也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当1953年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为加快工业发展，就选择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虽然在当时保证了“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也存在着消极后果。从长期来看，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鉴于苏联暴露的经济建设教训，曾对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工业化进行了认真全面的探索，可惜这种探索因体制弊端还未充分暴露以及“反右”运动的干扰而中断。
2.1958～197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结合建国以来的实践，我国开始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毛泽东试图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发展道路的开始。这场探索可以说是历尽曲折艰辛。到1978年，即在中国进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后，又开始孕育着一场新的探索，这就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折。可以说，1958年至1978年三中全会前的20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到带着“文革”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这是靠牺牲消费和增加投入来维持的。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尽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但是经济建设是付出大于所得，挫折的痛苦多于成功的欢乐，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人口增长过快，是这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到1978年底，全国总人口从1957年底的64653万人增加到96259万人。20年里人口增加了近50%。[1]
3.1978～1997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78年至1997年，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为目标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是从前28年奠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上起步发展的，虽然前进的起点比较高，但由于受到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的束缚，又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因此，1984年以前，我国经济以1978年的“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首先，纠正和清算了前20年“左”的错误，根据我国国情，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二，在经济发展方面，着手调整整顿国民经济，理顺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制订以翻两番为目标的新的发展战略；第三，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以原有体制最薄弱、受压抑最重的农村经济为突破口，并取得巨大成效，产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示范效应。与此同时，还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基本方针，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在城市全面展开。但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实际存在的新旧体制磨擦，使经济在繁荣中走向过热。与此同时，经济体制的变化、对外开放以及原有社会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化，都使整个社会处于躁动和不安。在这种形势下，国民经济经历了1986—1987年的“软着陆”，1988年的价格“闯关”和1989—1991年治理整顿的曲折。但是，这种曲折对于80年代的发展来说，毕竟是瑕不掩瑜，只是前进中的问题，高速发展下的副产品。
经过80年代的迅速发展，到90年代初，我国已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从1992年到1997年的6年间，由于及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大力推进改革，积极平衡总量，切实调整结构，使“八五”计划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波动最小的五年计划。同时，这6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到1997年，我国国民经济已经提前实现了原订于2000年才实现的翻两番任务，基本上改变了我国长期存在的供给主导型的短缺经济。
4.1998～2009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997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最重大的变化是我国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终于告别了短缺，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买方市场，从1998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发展也由过去的供给约束型转向了需求约束型。同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给我国的改革开放敲响了警钟，国有企业改革从1998年起进入了攻坚阶段，金融改革加大了力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也加快了步伐。从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看，从1998年也开始转向扩大内需。
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党和政府实施了“扩大内需”的方针，适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然而，随着经济体的不断壮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到了党的十六大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遇到了如下一些新问题：一是能源不足问题；二是人口就业和粮食安全问题；三是环境保护问题；四是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问题；五是深层次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新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要以“五个统筹”全面协调中国社会经济发展。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这些都是促进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思想。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提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节能环保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回顾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既有令人振奋的辉煌，也有使人痛惜的失误，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经验教训。
1.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把握历史契机的关键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曾经有过三次改革和发展的历史契机：
第一次是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对苏联教训和自己的经验总结，提出了旨在弥补和完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和体制变革设想，使我国再次面临一次历史契机。但是由于受“反右”运动和“反‘反冒进’”的影响，却走上“大跃进”歧途。
第二次是1961年至1963年。有了三年“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农民创造了“包产到户”的改革方式，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使中国面临着一个经济改革的历史契机。但是由于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担忧和批判“单干风”，直至发动打倒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革”，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最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历史契机。
第三次是1974年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进行“整顿”。此时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城市就业困难、民主和法制被破坏，党和人民群众中的绝大多数对“文革”和极“左”的那套思想和体制已经失望，迫切希望结束“文革”和发展经济。邓小平的复出和“整顿”给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又一次历史契机。但是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否定“文革”，发动批判“右倾翻案风”和罢免邓小平领导职务，导致了这次历史契机的丧失。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则及时抓住了每一次历史契机，使得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第一次是1978年。当时党和人民对两个“凡是”不满，对“拨乱反正”和经济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不满，要求改革。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抓住这次历史契机，终于将中国引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第二次是1992年。由于受治理整顿、“北京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因计划与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观念束缚而彷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拨开迷雾。他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2]（P375）第三代领导集体抓住了这个历史契机，势如破竹般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转变，加快了改革开放和发展步伐。
第三次是2002年。我们抓住改革开放20多年所创造的坚实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体制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并针对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中遇到的问题，在中共十六大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随后又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新理念“科学发展观”，使得最近七年来，我国不仅继续保持了非常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缓解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提高了抵御国际经济危机的能力，初步实现了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
2.“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
回顾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和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避免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结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完全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即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总结经验、修正目标、充分考虑改革措施的阶段性和可行性。
不少人通过将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比较，认为我国的改革具有渐进的特点，是由体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逐渐向体制内改革和存量改革推进，即通过传统体制外成长起来的经济发展和增量改革创造的巨大成效支撑原有经济运行、推动经济增长和起到改革的示范作用。
这种概括的确反映了中国改革的特点。但是笔者认为上述概括尚不够全面，实际上，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分为农村和城市两大空间。对于农村改革来说，一开始就是体制内改革和存量改革，表现出速度快、彻底的激进特点。同样，对于吸引外资，特别是直接投资，中国的改革也是起步较早，大胆、迅速推进，在80年代初期国内尚在探讨私营经济能否存在、怎样完善计划经济时，就建立了经济特区和鼓励“三资”企业发展。可以说，中国改革的特点，除了上述的改革起点不同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具体表现就是当改革应该激进并且可以激进，就激进；没有弄清情况或阻力较大时，就通过试点或外围性的改革措施来逐步推进。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和“摸着石头过河”。
3.“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缺一不可
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最主要的历史经验之一，就是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深刻教训，终于正确认识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也就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发展中的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都是为达到经济和社会目标服务的。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这两只手，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如何做到最有效地使用这两个手段，则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目标。改革开放以前所实施的五个五年计划，效果最好的是“一五”计划，而“一五”计划期间恰恰是同时运用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两个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是有赖于同时运用这两种手段。特别是1997年以来的十多年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是宏观调控维持经济高速平稳增长的关键所在，也是弥补“市场失灵”、建立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我国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抵御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是与我们拥有强大的政府之手分不开的。同样地，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战后以来，也一直坚持运用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来调控经济，两种手段的作用不是时有时无，而是根据需要此起彼伏。例如目前面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无不使用政府这只手来干预经济，制订和实施减少金融危机危害的政府计划。
三、中国经济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尽管我国经济在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还排在很后的位置，正确认识中国今天的发展水平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是非常必要的。
1.中国与经济发达国家距离尚远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30年奠定基础、30年高速发展，才取得今天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按照2008年的统计，我国大陆的人均GDP尚不到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
首先，我国的工业化还处于中后期，城市化还未过半。而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对工业化的压力越来越突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还没有改观。中国虽然是一个工业大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国还不是一个工业强国。尽管不断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还主要依赖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还较低。
工业化的技术来源还主要依赖于国外，产业的组织化水平也较低。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提高城市化水平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基础设施较差、城市平均规模偏小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都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所需要面对的。
其次，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但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民主化进程还任重道远，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推动了中国市场化进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确立。各种市场不断完善，包括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企业和家庭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可以自主决策的主体，政府的职能也越来越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中国的市场化水平正在日益提升。然而，不能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很成熟，不能说中国的制度转轨进程已经完成。各种影响市场体制建设的干扰因素还存在，政府的职能转变还没有完成，建立健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有效监督政府官员的机制也需要假以时日。
第三，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尚未实现，创新和科技水平还很低，国际竞争能力也很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也不止一次地号召和要求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赖于要素的量的投入转变到依靠科学技术而使要素的投入有质的提高上，然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却导致中国难以逾越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业阶段。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现有制度约束下，追求政绩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难以落到实处。中共十七大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见，需要从更高的角度来认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2.中国经济发展将遇到的严重挑战
我国经济发展不仅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还面临着以下五个方面的挑战：第一，国际政治环境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一方面本身制度发育不完善，另一方面又因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在国际政治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不断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安并试图遏制中国。
第二，国际经济环境的挑战。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大国，其外贸增长速度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出，1978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9.8%，时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出口的快速增长，推动了外贸依存度的稳步提高，2006、2007年攀升至近70%。巨大的贸易顺差不仅给人民币升值带来更大的压力，而且会加剧中国与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同时加大国际收支失衡程度，使外汇占款过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日趋严重。
第三，国内资源和环境的挑战。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等资源的基础上，而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恰恰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
党的十七大报告列举十六大以来中国前进中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时，“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被放在首位。目前，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为日本的6倍、美国的3倍、韩国的4.5倍，环境污染相当严重。一些地方的污染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我国人均GDP才三千美元。显然，靠大量消耗和占用资源换取经济较快增长的路子已经再也走不下去了。
第四，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过大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但区域间发展不协调、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仍未根本改变。
第五，创新能力提升的挑战。中国推行了科教兴国战略，并要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但不可否认，目前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经过教育改革，中国的受教育人数正在逐年扩大。但不可否认，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对世界而言还不是很高，加上中国内在的创新体制的不健全，使得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发挥和培养受到限制。由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增幅正逐年缩小。由于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不少行业存在“技术空心化”的危险。而中国经济发展又必须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实现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型向自主创新型的战略转变。
参考文献：
[1]袁永熙。中国人口（总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武力（1956—），男，安徽宿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作者：武力 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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