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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科学不承认任何看不见的东西。如果看不见，要么是本事不够，没找到看见它的测量方法，要么是它根本就不存在。
市场和计划都是存在的，但作为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根本不可能存在，这可以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
以往的经济学还处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把科学作为证明上帝工具的阶段。无形之手就是经济学家们心中的上帝。
在经济学领域，总是见到与意识形态高度相关的争论。过去是姓“社”姓“资”的争论。后来邓小平说别争论，干就是了，干错了无非改过来，于是中国不再争姓“社”姓“资”的问题，对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也不再有什么兴趣。“好日子都是干出来的”，不是证明出来的。但经济学家们总要说点什么，还是在争，只不过是变成争“市场”与“计划”，“国有”与“民营”，本质上还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这种情况并非中国存在，欧美经济学界也老是在争，他们认为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证明市场比计划优越，民营比国营优越。
其他学科领域也常常有争论，但大都是在争具体的细节问题。而经济学界怎么会争了几十、上百年还是那个最古老最原始“看不见的手”的问题呢？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就是无法摆脱这种意识形态争论，无法做到纯客观，也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本身就是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这又是所谓经济学的“实证性”和“规范性”的争论。实证性就是认为经济学应当进行纯客观的研究，规范性是指经济学研究会基于一定的价值判断。问题是，主张经济学实证性的，也并没有找到完善的科学实证的方法。
事实上，经济学家们也别太自作多情，过于高看经济学的价值性了，任何与技术相关的自然科学，也都存在深重的价值判断问题，甚至远比经济学的价值判断还要强烈。例如大屏幕彩色电视发展初期，就有背投、等离子与液晶三种体制优越性之争。3G发展初期，也有非常激烈的三种3G制式优越性之争。但是，在技术发展历史上，这种体制之争一般过一段时间就结束了，因为技术已经不断在进步、甚至跨过了相应的阶段。而经济学却永无止尽地在最原始的问题上深陷在争论的泥潭里。
有人认为西方的经济学就是在为大资本家服务，因此是有意识形态问题的。这个可以说有道理，但也没特别到哪里去。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得到专业学科的支持。资本家希望经济学为他们说话，劳工也希望经济学为他们的利益说话，这其实都很正常。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很正常，在其他一切学科领域也都很正常。例如，农业领域当然希望农业学家们说农业很重要；石油行业的人总希望能源专家说石油应当得到支持；新能源车领域的人希望政府给新能源车更多政策；房地产行业的人总希望论证房价还会涨......这种利益关系对各个科学的学科无疑会产生相应的影响，甚至很强烈的影响。我把这种影响称为“主体误差”，科学认识尤其测量的主体误差在任何学科和领域都存在，不足为奇。只要知道如何进行相应的误差修正方法即可。不能因为现实社会的人群希望经济学为他们说话，就把这个变成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和支柱。
我的科学经济学可以为大资本家服务，也可以为其他任何人服务，只要你愿意学习利用它。因为无论是大资本家还是普通人，都是想赚钱的。一切真正的科学其实都应当如此。并不是说你为谁说话就一定有利于谁，而是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首先必须符合科学的标准。至于它实际可以为谁服务，那就看谁学习和掌握得更好。
虽然任何学科领域都不排除有无师自通的现象，可是在经济领域却极为奇特。不排除没上过正规律计算机专业的人能够编出好软件，但绝大多数软件开发人员应当是受过计算机软件专业训练的。其他任何科学的学科都是如此。经济学本应是首先把赚钱的规律研究清楚，能够成为企业家、大资本家、成功的商人或赚很多钱的人本应是只有受过经济学专业训练的才行，可现实社会不是这样。真正成功的商人极少是受过经济学专业训练的。为什么？因为在我之前的经济学全都走偏了，根本不是把精力放在解决其核心的赚钱问题上。
受到主体误差过于强烈的干扰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自己还处在文艺复兴之前的阶段。
曾以证明上帝为已任的科学
在古希腊科学典籍通过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重新翻译出版传播进欧洲之后，对中世纪的基督教形成了很大的冲击，这就产生了如何消化融合科学的问题。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等人做了大量工作，将古希腊的科学融合进了基督教的教义，从而将科学变成证明上帝的工具。这个过程对近代科学革命的爆发承担了起步阶段的重要价值，就是为科学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推动。科学与基督教是有过一段相互利用的历史——基督教用科学来证明上帝，而科学利用基督教传播自己。因此，近代科学革命的第一批巨匠基本上都是基督教的牧师：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牛顿、孟德尔、达尔文等都是如此。这个过程长达600多年，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基因。虽然今天科学不断从宗教中脱离、变成独立的知识体系，但将科学作为一种“证明”科学之外神圣对象的工具，这种思维模式的基因依然深刻存留在科学家群体里，一旦条件合适，就会刺激该基因起作用而出现“返祖现象”。经济学就是最典型的案例。我们从今天经济学家们去赞美和证明“无形之手”“市场”“计划经济”或“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过程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的科学书籍和文章中用科学论证去赞美、证明上帝的影子。什么是无形之手、市场经济、计划经济？那就是曾经的上帝。如果这些概念不从经济学的范畴里剔除出去，经济学就无法成为独立的科学。
现在这样说可能很多人会感到非常诧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怎么可能从经济过程中剔除出去呢？它们怎么可能不是决定经济过程的最基本力量呢？但是，曾经人们也认为天体的规律完全是上帝安排的，怎么可能将上帝的决定力量从天文学、物理学中剔除出去呢？
每个科学学科之所以能够从作为“证明”工具的泥潭中解脱出来，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完全地引入了近代科学的方法——只依据研究对象的测量数据，用数学工具归纳出研究对象不同因素之间的规律，再用更多、更好的测量数据去进行验证。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需要做的事情了。每一门学科不能去解决一切问题，它只要把研究对象本身的运行规律研究清楚就足够了。如果有更多问题，那是由该属于它的其他学科去研究的。经济学把证明无形之手的作用作为自己的使命，这唯一证明的只是这种经济学还处在文艺复兴之前的不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阶段，除此之外证明不了其他任何东西。
经济学家们嘴里的无形之手根本就不存在
肯定是有力量去决定天体如何运行的，但那是开普勒定律、牛顿三大定律加万有引力定律，而不是上帝。决定经济过程的一定有客观的赚钱的科学规律，但那根本就不是经济学家们嘴里的无形之手。可以说他们说的这些概念客观上根本就不存在。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去对实际的经济过程进行科学的测量时，就会发现采用这些概念会形成多么荒唐的结果。
例如，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是赞美市场的无形之手，极力反对计划经济。并且据此理论在国际贸易间制定了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标准。直到现在，相当多的国家依然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深入考察各国经济过程就发现，全世界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和民族是真正具备市场文化的，而欧美等完全是一个高度计划的社会。中国市场文化的最典型体现就是：讨论未来要做的事情时最习惯的说法是“到时候看情况再说”。什么叫“看情况再说”？就是根据经济过程的实际情况随时进行调整。所谓“市场经济”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企业需要根据市场状况做出及时的调整。
可是如果你到欧美的企业里就会发现，他们在未来做什么早就制定了详细的计划，甚至计划到未来一年内每一天要干什么都确定好了。甚至要和对方某人喝个咖啡，往往都得提前一个月预约才行。看病、找律师都需要提前很早预约。他们“市场调节”的空间非常非常小。如果你有一个什么市场需求，他们会告诉你今年的计划已经确定了，这个只能等明年的计划再说。所以如果你看这些西方经济学家批判计划经济，就如同一些中国文人批判儒家文化一样的令人费解——世界上只有他们才是最具备他们要批判的东西的。中国文化习惯中最不擅长的事情就是做计划，最擅长的就是按实际情况进行“市场调节”。如果到中国的企业里去就会明白，在中国的经济学家跟着西方经济学家一起瞎起哄地批评计划经济时，中国企业家们最需要补上的一课就是做事情的计划性。中国人是“太市场”了，而不是计划太多了。
要清楚理解到的一点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这些概念都是西方来的，不是中国原产的东西。正是那些整天批判计划经济的地方，才是计划经济的老祖宗和祖师爷。最早实行五年计划的不仅不是中国，甚至都不是当年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而是法国。去了欧洲和美国会让人非常糊涂，会对到底谁是社会主义，谁是资本主义感觉天地倒转。
最初我们认为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苏联解体后人们认为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2008年金融危机后人们发现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如果按西方经济学家的说法，只有中国才符合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标准。
什么是“市场经济地位”？就是制定一套标准来对一个国家做出判断。符合这套标准就可以比较顺畅地做生意，不符合这套标准做生意就很难，麻烦就多。这套标准本身不就是用来阻挡市场更顺畅运行的吗？本身不就是更加不市场自由的吗？
中国有很多学者被传染了“证明”的毛病和恶习，但中国绝大多数政治家事实上对此都很不以为然。不过，因为这除了学术之外还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因此会让事情变得比较复杂。事实上很多概念已经变成类似国旗和国歌等符号性的东西，你绝对不能去反对，但其除了符号以外几乎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因为缺少真正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人是凭着对客观经济规律的直觉在做事情（所谓的“跟着感觉走”）。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最关心的不是某个抽象的理念，而是现实社会的目的。邓的“猫论”“三个有利于”“实践标准”......无不贯穿目的思维的强烈印迹。
市场和计划都是存在的，但作为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不存在，也根本不可能存在。
正确的概念是什么？
如果“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根本就不存在，那客观存在的是什么？科学的经济学概念是“交易环境”“生产方式”等。现代工业社会之所以经济运行效率更高空间更大，无非就是可以促进更多的交易。交易环境建设涉及到法律制度，社会体制，交易基础设施等众多方面。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实际的经济过程来说，交易基础设施起的作用远远比其他因素大得多。只有在最初阶段，社会体制等影响的只不过是让不让做生意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容许你做生意就得了。
如果你是在深山老林里，就是给你最大的经济自由、给你一切所谓市场经济最好的体制，你有生意做吗？丝毫没有。因为你的什么资源都运不出来，无法与别人交易。能运出来了，交通的效率、成本等会影响价格的高低和竞争力的高低。所以，一条高速公路远超过一百万个市场经济，一条高铁远超过一千万个自由的口号，一个移动宽带网络远胜过一亿个批判和证明。这是为什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吸引力远远超过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原因所在。要想富，先修路；想发达，通电话。经济要增长，要赚更多钱，就得更多的交易，更多的交易是靠更好的交易基础设施来支撑，也靠更好的经济制度和法律来支持。
一切交易都必须在交易环境里进行，也就是必须是在市场中进行，问题只是市场是什么样的。一切生产都必须是为满足未来的需求所进行的，只有部分产品能做到按单生产。因此，大多数生产必然是“计划”的。尤其是投资行为，更是满足未来的需求而进行的，甚至是为满足未来很多年之后的需求而进行的工作。因此，所谓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同说“大脑人”“双脚人”“肠胃人”一样地莫名其妙，但经济学家们整天却就是为这些莫名其妙、毫无意义、根本就不存在的概念争来吵去。
民营与“理性经济人”假设
西方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只有自由的市场是对的，任何政府的干预都是错误的。既然如此，把政府完全去掉不就得了。并且，如果是这样还要什么民主？民主投票不就是要选出一个政府吗？那岂不是选出一个祸害市场的东西？今天事实上没几个国家是纯粹的市场，问题只是企业和政府谁该干什么，怎么干。
即使我们只考虑纯粹民营企业的情况，创业的成功率也是非常低的，能够生存5年的公司不会超过10%。这种情况在所有国家、所有体制和制度下都类似。那么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不研究一下如何改善交易环境提升企业成功生存的概率，如果能提升10%，那怕只有5%，整个社会经济的效率也会获得极大的进步，这种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经济学家们为什么毫无兴趣？如何赚钱、如何赚更多钱是经济过程最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们为什么对它毫无兴趣？甚至认为经济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甚至认为只要完全放任自流，企业死了就是死了，死了很好，只有这样的自然选择才是对的，这等于什么也没说。人们需要的是我怎么做成功率更高，可以赚更多钱，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做法。而经济学家们只是说只要放任市场自由，人们自然会理性地做出选择。一切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这等同于说我不讲任何编程的方法，不需要任何计算机原理的知识，只要自由地给人们一台计算机，人们自然地就会编程了，因为人本身就是“计算机理性的”。天底下没有比这更胡扯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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