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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此之前，他曾在《对俄国的简略观察》一文中极力贬低马克思，称《资本论》“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当代世界毫无益处或没有用处”。但是，不少当代西方经济学学者认为，《通论》中的很多重要理论与《资本论》中的相关理论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例如，罗宾逊夫人认为，就“资本主义蕴含着它自身崩溃的种子”而言，“凯恩斯体系与马克思体系是一致的”。M.布朗芬布伦纳甚至表示，《通论》关于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失业理论，其中的“基本概念在1936年严格地说没有一点是新的”， 马克思关于产业后备军重要作用的论述，“就指出其将使工资率保持在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这要比凯恩斯的论述早得多”。
更有必要说明的是，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中国经济学学者指出凯恩斯与马克思经济学说之间的共同点，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
1939年，樊弘在英国《经济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凯恩斯与马克思论资本积累、货币和利息》的论文，并在文章的开头明确指出，“在对古典经济学家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凯恩斯与马克思有很多共同点”。通过对凯恩斯与马克思相关理论的对比分析，他认为，这些共同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的分析之间“存在很多相同之处”。例如，“由凯恩斯详细描述的储蓄如果不能转化为相应的投资将有损于有效需求的论点，实际上已经暗含在马克思的理论之中”。而且，“凯恩斯《通论》中的主要公式实际上可以从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公式中推导出来”。第二，“马克思对危机时期的利率的分析与凯恩斯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将利息率视为一种货币利率”，即“利率的决定就是一个货币问题”。
1943年，桑予白在《从马克斯（即马克思——引者注）的恐慌论与凯因斯（即凯恩斯——引者注）的就业论论到我国的经济政策》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学说的共同点在于其“前提”是相同的。即二者均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有许多内在的难关”；“失业与恐慌是资本主义的特色”。他还分析了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认为二者“最大的分歧，在其推论”的不同。马克思认为，“恐慌与失业既随资本主义以俱来，必随资本主义以俱去”，即只有资本主义灭亡才可能消除经济危机。凯恩斯则认为，完全可以用人为的办法来“增加有效需求”，也就是说，“只消ZF以经济力量，加以干涉”就可以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与自由放任的政策“道别”。
1948年，张培刚在《从〈新经济学〉谈到凯因斯（即凯恩斯——引者注）和马克思》一文中指出，“在分析方法上”，凯恩斯和马克思“都采用所谓‘整体分析法’（Aggregative Approach）（又称总量分析法或宏观分析法——引者注）”。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弱点”、“分析经济恐慌”以及反对萨伊法则方面，两人也“很有点‘异曲同工’”。“马克思早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就对萨伊法则进行过“很激烈的抨击”；而“在正统学派的系统下”，直到凯恩斯这个“反叛”者的出现，“才算把这个法则推翻了”。张培刚也强调，“对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归宿”，凯恩斯和马克思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并指出，“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及经济政策的影响，恐怕没有任何经济学者比得上”，而且，“论及博学和素养”，“马克思对于哲学、数学、法律、历史各方面，造诣极深”，不仅可以与凯恩斯“比美”，而且“在有些方面还要胜过”他。
胡代光在1948年发表了《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文。他认为，“凯恩斯学说的主要贡献”，即所谓“三大心理法则”中的三个概念，“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一样的可以发见”。“消费倾向相当于马克思的资本家的特性就是资本储积者的概念，资本边际效率相当于马克思的利润率，流动偏好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影响利率的各种因素”。凯恩斯与马克思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识到现社会的经济波动将是资本主义的致命伤”。二者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凯恩斯认为，“三大心理法则”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可以通过“ZF干涉”加以解决；马克思则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间矛盾冲突所造成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一种“普遍而正常”的状态，“没有均衡稳定的可能”。
由此可见，早在民国时期，上述中国学者就对凯恩斯与马克思在学术上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而且，他们当年所归纳的二者之间存在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现在看来依然是正确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29日 作者：郭广迪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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