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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1971年关闭黄金窗口的所谓“尼克松冲击”，其本质是放弃了罗斯福所构想、杜鲁门所实施的包容性全球多边主义理念，将人类几千年的金融逻辑从“债权人逻辑”转变为“债务人逻辑”，使得美国依赖国内具有深度、广度的金融市场，以及外部世界美元体系的运行机制，形成了对所有系统内国家的无形操控，即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的“中心——边缘”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霸权不仅在逻辑、手段和规模上异于以往所有的帝国，而且其货币控制能力——主权货币能力超过了历史上的所有帝国，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帝国主义国家”。而且，“美国优先”早在近半个世纪之前，就被尼克松切切实实地践行了。只不过，它不是以传统姿态走向我们，因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这一切，是美国敢于同时全方位发动贸易战、实施所谓“长臂管辖”并发动金融制裁的核心根源。因此，我们必须时刻关注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调整，依此分析美国对外战略包括对华关系的基本走向。

鉴于当今时代美国霸权的核心在于美元体系，应大力加强对国际货币、资本、金融运行机制的深入研究，从货币权力的视角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与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与石油危机直接相关。目前，即便是在欧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当中，对贸易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趣早已形成并持续很久，但对货币问题的相关研究却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三点：

首先，两个领域中行为体的利益获得、损失或相互之间分配的可观测程度有着很大差异。在贸易领域中，无论是整体性商品和服贸易还是企业内部的产业链交易，由于贸易壁垒或规则的变化所导致的损益清楚可见，其赢家和输家所产生的各种后果特别是社会、政治影响同样明显，但货币金融领域则更多地充斥着技术层面的问题，当利率、汇率变化或者信用及其规则调整时，很难明确界定赢家或者输家，其技术性特征明显超过其政治性特征。简言之，由于收益或损失更加容易辨别，相关研究在贸易层面比货币金融层面更能够清晰地解释国家行动的来源。

其次，相当长时期以来，相对于国际贸易而言，货币金融领域的问题及其影响、冲击主要体现在国际层面而非国内，换言之，贸易失衡所导致的安全上的考量更多地集中于其国内影响，而现实生活中货币金融领域中国家间政策分歧或者协调、合作，对整个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巨大，更多地涉及到全球体系的治理问题。

最后，也许还存在一个对两者关注的客观时滞问题，在以往金本位制度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汇率稳定，相关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贸易利益平衡与分配领域，关注贸易保护主义、区域主义等问题及其相应的规则调整，然而在世纪70年代初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浮动汇率制度运行，尤其是80年代美国经济结构高度金融化的发展，汇率、利率、信用、风险以及资本流动及其管控等问题才开始更多地影响到各阶层、企业、机构和国家的利益得失，全球范围内货币金融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也日益突出，进而使得货币金融问题与国家安全、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日益增大。

无论怎样，当下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货币问题的研究是相当肤浅的，政治学者无暇顾及技术性颇强的货币问题，擅长于技术性分析的货币金融学者往往视政治问题是多余和无聊的。但是，货币金融问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本质上都是个政治经济学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脱节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五个方面的缺憾：

第一个缺憾，在美国国际地位的认知与判断上不断出现错觉或误判。许多人主要以GDP等传统的量的指标为主，继而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美国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超群地位当做是“常态”以及判断标准，仅仅通过GDP世界占比的相对下降便认定美国在“衰落”，未能看到美国与传统帝国不同，其控制世界的逻辑、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依靠具有深度、广度和弹性的国内金融市场以及美元体系来控制全球资源配置的规模、方向。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衰落”之声不绝于耳，然而时至今日美国依然主导世界的这种认知与现实之间发生错位的重要根源。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这种误判是格外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