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补偿价值论”要点

物品价值最小化意味着得到物品所需耗费代价的最小化，这是从价值的代价耗费属性所必然得出的推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不过在于此，即在于以最小的代价耗费而获得最大、最满足的效用。对于人类及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来说，价值等于或近似于零的几种物品的存在，从古至今以至将来，仍然是人类及地球上所有生命得以生存、发展的最大经济基础。这些物品中首先是自然空气，由于它包含有氧气，所以是人类及地球上绝大多数生命所分秒必需的最重要的物品，而这个自然空气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价值的，任何人、任何生命体对它的呼吸使用都不需要耗费任何代价。 当然，由于现在自然空气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污染，所以要重建一个清洁的自然空气，需要耗费巨大的金钱，巨大的物力，但这不过是以巨大的投资耗费来保证人类及一切需要空气的生命体能够自由无偿地呼吸到较为清新的自然空气的权利

所以，极少数基础物品的价值等于零，使人类及其它生命得以无偿利用，是他（它）们的生命存在的前提，也是人类经济得以发展进步的受惠无穷的基础。在这些基础物品中，除了自然空气以外，还有自然水、阳光、自然的空间与时间（失去自由的人身也就相当于失去自然的空间与时间）等等，它们的无偿利用是人类得以生存、经济得以成长发展的基础。人类经济，就是要努力创造更多让人得以无偿利用的没有价值的物品，使人生存更好，更发展。比如如果有朝一日能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使海水通过核聚变释放出无穷无尽的能量，那么人类使用电力就可能象现在用水那样，以近乎免费无偿的代价而得到，这样，对人类经济就具有非常巨大的积极作用。据过去的一条消息：“有关科学已经证明，利用激光技术，通过核聚变的方式，一升海水（它里面含有氢元素的几种同位素）能够释放出相当于300升石油的能量”。 可见，人类还是有可能获得象水那样“无价”的能源的。

可能有人认为，由于目前地球可用资源日益减少，所以这些资源是有价值的，必须有偿使用它们。花更多的钱使用自然资源，就说明这些资源对我们更重要，也更短缺。但是我们必须懂得，这并不意味着有偿使用这些资源对我们的生存来说是件好事，它只是表明我们为获得更好的生活而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就象环保产业的存在只是表明我们的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已经相当严重，而不表明环保产业的存在一定是件好事情一样。如果我们不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就可过着更好的生活，岂不更好吗？因此，有偿使用自然资源只是一种手段，千万不要变成一种目的，而成为某些人、某些社会集团滥收社会资财的借口。我们的目标，永远是要寻找可以无偿无限利用的资源。

货币现象有时候与供求关系存在矛盾。按供求关系来说，商品价格下降会刺激需求；但对于货币来说却有可能存在相反情况，即商品价格下降反倒使人们产生惜购现象，---相反，价格上升则使人产生抢购现象。这就是所谓“买涨不买跌”。这是出于“保值”的心态所导致的结果，即人们总是要保值增殖自己手中的资产，如果货币升值，就会将资产转化为货币，如果物品升值，就会将资产转化为物品。在货币或物品贬值时情况也类似。
　这种与供求关系相背的情况，实际上仍然是与供求关系相一致的，不过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实际价格，而是预期价格。对于预期价格来说，当实际价格下跌时预期价格反而有可能显得上涨（或者仍处于高位），同样，当实际价格上涨时预期价格却显得下降（或者仍处于低位）。
　另外，当对某种商品的需求旺盛而使其价格上涨时，由于价格预期的心理作用，引来了众多投机分子竞相炒作这种商品，使其价格形成叠加上涨的局面。价格叠加上涨的结果，使更多的投机资金被卷入其中，直至发现实际需求早已退去而泡沫破灭。泡沫的破灭使大量投机资金灰飞烟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投机并不能自己形成，它总是附着在一定的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在一定的实际需求较旺盛时形成。但投机一旦形成，自己就具有一定的独立运作性质，同时具有使价格叠加上涨的作用。

　　“边际效用”是物品主观效用的边际性，是物品消费者在消费物品时所感受到的（最后）一个单位物品的效用程度。对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构思出另外一个概念与之对应，这个概念称为“效用率”，即一个单位的物品量在消费它的某个人那里所产生的实际效用程度，也就是单位物品量在某个人那里所产生的理化性质与功能对人的实际客观满足程度。虽然同是“一个单位物品量”，“边际效用”是主观性的东西，“效用率”则是客观性的东西。比如，在各种相同条件下，一个人的身体（细胞组织）需要300毫升水就可以解渴，另外一个人的身体（细胞组织）则需要400毫升水才解渴。这说明水在前者那里比在后者那里具有更大的效用率，只需较少量就可以产生较大实际效用程度，从而满足相应需要。边际效用与效用率之间具有特别有意思的关系：如果一个物品在某个人那里的效用率高，则由于物品容易使人满足，所以其边际效用反而低；相反，如果效用率低，则其边际效用则高。比如，如果某种药品对患者病情敏感，则只使用一点药品就可以满足需要，此时，少量药品就可以使其在患者那里的边际效用较低；相反，如果药品的效用率低，需要使用较大剂量才起作用，于是药品的边际效用较高。因此，同等量的物品，如果效用率高其边际效用则低，相反，如果效用率低则其边际效用就高。通俗地说就是：越“无用”之物所感到需要的程度就越大，越“有用”之物所感到需要的程度反而越小。这实际上是对“边际效用”太过强调主观性的一种反论。

对于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来说，价值意义的侧重点是它的“代价耗费”属性，即最小化的“代价付出”，由于这种代价耗费必然趋向最小化，所以代价耗费最终归结为必要的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这是劳动价值论得以成立的基本论证。这个论证之特别之处是采用了一种压缩过滤法，即首先承认代价耗费（即生产费用，或者成本）包括了劳动耗费以外的众多因素，比如象要素价值论主张中的资本、土地、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代价耗费，---尽管这些形式的耗费完全可以归结为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然后引入“市场竞争”而将这些因素压缩过滤掉，最后只剩下“必要的人类劳动”才有资格构成相应产品的价值。

价值作为代价耗费，它在市场中表现为“成本”或生产费用，以成本的形态对一切经济行为施加其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谈到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恩格斯曾这样说：“…每个人必须大体收回成本这一点又总是会帮助找出正确的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将“成本规律”---即“必须收回成本”---看作是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对现实经济产生作用的关键环节。因此，在经济现实中肯定了成本规律，就是肯定了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的存在与意义。

价值规律与边际效用递减是密切相关的，其中一个是有关效用的生产及其程度，另一个则是有关效用的发挥与满足需求的程度；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并没有谁取代谁，非此即彼的两难要人选择。关于两者的这种密切关系，效用经济学的始创者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曾这样说：“以尽可能最小量的劳动，得到欲望的满足”。 这简洁的话道出了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同效用价值论的关系。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认为，劳动作为代价耗费必须得到补偿，同时指出，劳动作为代价耗费趋向最小化，这样可减小这种补偿的压力（“补偿的压力”即指：一件商品必须卖出很高的价格，才能补偿它所包含的过高成本）。劳动耗费的最小化，体现在“得到欲望的最大满足”上，因为劳动耗费最小，意味着最容易得到物品，获得物品对人的效用的最大满足。

在市场供不应求时物品价格与价值为什么上升呢？那是因为，对于上涨了的需求来说，原先的生产能力还较低，所以要生产出适应忽然间出现的旺盛需求的产量，就需要费更大的“劲”，投入更大的资本与劳动，耗费更大的代价，以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投资所耗代价就会转嫁成相应产品的价值，而使产品价值上升，价格上涨。因此供不应求到一定程度总会导致价格上涨。
相反，如果这个生产者平常已经保持足够的生产能力，在市场需求加大的时候不费太大的力量就能够保障供给，那么，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是不会上涨的，至少不会“刚性上涨”。这种情况我们也经常见到，比如在节假日市场需求比平常旺盛得多，但供给方面也常常贮藏着相应程度的供给能力，因此，节日旺销的商品并没有出现很大的涨价现象，有时反而降价，那是因为原先贮藏的供给能力借这个机会释放太多，从而在需求趋旺的时候出现降价现象。
因此，市场需求增加导致的价格上涨也是因为供给增加引起成本耗费增大的结果，它表现为物品较为短缺，“难得性”增大。

李嘉图也批判过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观点，他说：“最后支配商品价格的是生产成本，而不象人们常常说的那样是供给与需求的比例”， “商品价格完全取决于供给对需求或需求对供给的比例的看法，几乎成了经济学上的公理，并且在这门科学中也成了许多谬误见解的根源”， “受竞争影响而数量又能适当增加的商品的价格，最后都不取决于供求情况而取决于生产成本的增减”。 这说明，在一般人只能看到现象的地方，杰出的思想家总能看到潜藏于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