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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时期的文化思想

    远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由于处于蒙昧状态,对于很多常见的自然现象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事物变化、灾害生死、幻想梦境等都没有科学的认识,人们出于对自然灾害现象的敬畏,便想象其中是有一种无所不能的神仙在操纵着的。于是，又想象出世界上一切死的东西，都有神灵，都会兴妖作怪；一切活的东西，都有灵魂，并且，体形可死，而灵魂不灭。到了部落民族时期,各个部落都树立了自己的保护神,有的把自己部落的先祖奉为保护神,有的把本部落的图腾奉为保护神,有的把自己认为比较特殊的东西如一块山石、一棵大树、一种动物等奉为保护神。人们又想象这些神都住在天上,所以又想象有一个总的天神在支配着人类世界上的一切,请求天神可以得到保护。国家出现以后,各个国家也都建立了国家的保护神,有的相信地神,有的相信天神。人们既然相信有保护神,也就会相信还有灾害神、凶神、恶神、福神、好神、善神等等种神了。并且相信恶神和善神会互相斗争。社会出现阶级以后,人们的这种蒙昧的信仰,便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了。
    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以人类的天然的本性互相协调着的,武力强制只是偶然的现象。自从人类社会出现有组织的战争以后,社会武化现象占了主导地位,以男性为主的武力强制现象，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与人之间以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成为主要关系了。这种强制关系在阶级关系上、民族关系上、家庭关系上、男女关系上、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等一切社会关系上,都表现出来了；到了封建领主统治的阶级社会时期,就更加突出地显示出来了。这种强制关系,在社会生产关系上和劳动果实的分配上及社会地位上都产生了不平等现象。由此出现了社会人员之间的等级差别,出现了高低贵贱之分,由此造成了人们之间生活的贫富差别：有的可以长年享乐,有的却终生受苦。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这种差别和利益的对立,必然在他们之间产生互相对立的思想观念。被压迫被剥削者出于生存的需要,对统治压迫剥削他们的人们必然起来斗争。这些斗争,除劳动怠工、武力  抗拒外,也有思想斗争。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违反人类自然平等本性的压迫行为,理所当然地提出质问。统治阶级无法按人类自然形成的平等的观念作出回答,而又想名正言顺地坚持他们侵占别人劳动成果的作法,便只好编造出一些理由来蒙骗人们。于是,一种统治思想便出现了。这种思想是从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目的出发编造出来的,它为统治阶级服务,力图使被统治被压迫的人们在思想上接受他们造成的统治、压迫和剥削的社会现实。
    统治阶级利用人们相信鬼神的心理,就宣传一种神仙决定人类社会一切的理论。说人类社会的一切不平等现象是由这种神仙有意安排的；从国王到大臣到平民到奴隶,都是神仙早已安排定的；每个人享福或是受苦的命运也是由这种神仙在你生前注定的,你想改变也是徒劳的并且是违犯神的意志而犯天条的。又说人和动物皆有灵魂,天地山河等物皆有神鬼看守。鬼神灵魂不灭,可以轮回托生万物。他们仿照贵族统治的社会现实情况,说神仙都住在天上,神仙的总头是上帝,他有无限的神通和权力,他管理着所有的神鬼及天地万物；鬼在地上,鬼有好鬼恶鬼之分。统治者都是天上的神仙受上帝的差遣下到人间托生的。所以是贵人；被统治者都是地上的鬼托生的,所以是平民或奴隶。贵人是代表神的意志专门来统治平民和奴隶的，平民和奴隶如果反抗贵人,就是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将受到贵族代表上帝的严厉惩罚,死后鬼魂将被上帝打入地狱,今后将永远受苦,永不得托生；如果顺从贵人,死后将受到上帝的褒奖,会叫他上天成仙享福等等。他们极力夸大国家在人们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宣扬如果没有他们贵族统治,社会将会出现混乱,人们将无法正常生存下去,他们是天使,是救世主,是他们养活了平民和奴隶。同时,他们把地上的人类现实社会的统治关系和人际关系推想到"神界",把"神界"也分为高低贵贱各种等级，再返过来证明人间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这样一来，人间的一切违背自然的、违背人性的不合理的事情，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现实的人间世界，变成了“神话”世界了。
   贵族统治阶级从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定出是非好恶标准,把符合他们阶级利益的事定为好的、对的；把损害他们阶级利益的事定为坏的、错的，再以此为基础订立奖励和惩罚标准，并附会成神的意志,以恫吓人们。使人们从对神的迷信延伸到对统治者的迷信,从而为统治者树立起不可侵犯的权威。
    人们既然相信有神,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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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经济 统治阶级 人类社会 社会关系 社会现实 日月星辰 农业 梦境 民族

   人们既然迷信神,便想请求神的帮助。于是卜筮成风,敬神成风,凡事都要求神问卜。开始,人们以食物牲畜祭神,后来,为了表示对神的无限的虔诚,便杀人祭神,让人的“灵魂”去为神效劳，更有人迷信灵魂不死,甘愿让神职人员将自己杀死（所谓献身）,好让自己的灵魂去神仙那里享福。统治者们在活着的时候,奴仆成群,享尽了吃喝玩乐之福,死后还想让很多鬼魂侍奉着他继续过那种奢侈的生活。于是,便活埋一些奴仆为他们陪葬。在发生战争时，统治者以“灵魂不死”来哄骗士兵，鼓动士兵为他们拼命。
    到了领主统治社会的后期,在青铜器得到普遍的使用以后,社会劳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人口也比从前稠密了,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出现了万人以上的城邑；贵族垄断文化的制度也被打破了,出现了很多民办教馆,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比从前有了较大提高；人们的交际面也宽广了,人们的眼界也比从前开阔了。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的阶级平民、农奴、奴隶等各阶层,也逐步觉醒了。人们要求平等自由的情绪逐步高涨起来了。被压迫阶级反抗领主阶级的斗争浪潮连绵不断,出现了多次大规模的奴隶和平民的武装起义。使领主国家社会动荡不安。不少国家乘邻国出现社会危机时,发动侵略战争,致使国家民族之间的战争也连绵不断。这使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们都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多数的人们都感到从前的各种神教思想,不能自圆其说,不能令人信服了。人们不满于社会现实,要求社会变革,消除阶级矛盾和国家矛盾,实现平等、和平、社会安定。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些受压迫和遭受社会动荡苦难的人,一心想改变自己的不好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但是,要改变不好的社会环境，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单独奋斗是不行的,必须动员很多的人们和自己一起来进行改造现实社会的活动。于是,他们首先组织了一些互助互济的社会小团体。为了统一小团体内部人们的思想,就必须有一种与当前统治阶级所支持的思想不同的新的思想，否则,如果没有新意,对人们没有好处,是不会被人们接受的。而在当时人们普遍相信鬼神的情况下,各种新的思想观点也必须附托于神,才能被人们所接受。所以,就只能以新神说的观点来取代旧神说的观点了。由此出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新的神教学说和新的宗教派别。其中,有一些宗教学说,因为只对普通民众有益，对统治阶级无益，或者与当时的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完全对立，便遭到统治阶级的压制、取缔或镇压,逐步在社会上消失了；但也有一些宗教学说与当时的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虽然表面上不同,而在实质上是相同的或者是可以互相容纳的,这种宗教学说和它的宗教派别就保留下来了。例如中国的“道教”，它的核心虽然也是神仙支配人类的，但里边有“随时俱变”的辩证思想，与既得利益者希望“万古不变”的想法不合拍，统治阶级就不怎么喜欢，虽然没被消灭，但也得不到大力支持和推广。所以不但传不到外国去，连在中国也被外来的佛教排挤到次要地位了。而另有一些神教宣传者,对从前的一些神学思想,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矛盾问题,加以新的解释,补充上一些为统治阶级服务更能蒙骗被统治阶级的内容,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创立了具有系统性的神学理论，并组织起了教徒集团，达到有组织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这类教义首先继续坚持了"王权神授"的观点,使之符合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统治秩序的需要；其次,也迎合了很多处在被压迫境况下或遭受困难的人们的幻想心理要求,在人们对自己的现实命运不能把握的情况下,当自己的希望在现实社会中不能实现的时候,总是幻想在现实之外找到一个精神依托的地方,这些神教学说，能够把世界上一切违背自然规律的、违背人性的“乖事”，“解释”成“正常的”“合理的”“令人安慰的”“命运决定的、人为无用的”事，正迎合了普通民众的这种幻想心理要求和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所以,为很多普通的民众所接受，更为历代统治阶级所支持。至今仍存在着的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就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至今仍然继续为世界各国的统治阶级服务。
   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导致社会制度发生质的变革。这种质的变革，不会由国家的现有的统治阶级自愿主动的进行的，都是从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开始的。因此，这种反抗斗争，就会引起国家的分裂。一个国家分裂成几股统治势力和地盘，各自“圈地为王”。各王之间又必然互相进行兼并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各方都想尽一切办法来赢得胜利，于是，各方的人们都在努力懂脑筋，探索社会和自然节的各种现象和规律，以图得到合理的解释和巧妙有效的办法，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加强自己的国力，达到战胜对手的目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就出现了各种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一旦国家统一了，新统一的国家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而统一法规和统一思想和文化，就立即消除这种局面，而实行“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了。例如，在从分封领主制社会向地主中央集权制社会变革时期，就成了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一次长最大的各种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那时的各种思想，一直对今天还有影响。到了秦始皇结束了这种分裂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以后，立即就实行“焚书坑儒”，禁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不过，秦始皇禁止人们“乱议朝政”，要求以“国法”为准来统一人们的言行，却没有用什么样的统一思想来填补“焚书坑儒”后的“思想空白”。只用了硬的----国法约束，没有用软的----思想教育。所以，人民只知“畏法”，不知“是非”。因此，12年就被全国的各种反抗势力联合起来推翻了。秦朝以后的西汉王朝初期，并没有吸取秦朝的这一教训，所以，国家动乱不断；而汉武帝就吸取了秦朝和西汉初期的这一教训，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加上“削藩”加强中央集权制等政策，使社会出现了100多年的稳定局面。
   统治者知道人们“信什么就必为什么所治”的规律，所以，取得政权的统治统治阶级，都要创建一种能够统一人们思想的“理论”或者借用、改造一种“理论”，作为“国法”的辅助工具，来统治人民。于是“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就成了各国各时代的统治阶级最恰当的统治工具了。因此,在一些国家里,有的宗教被国王定为国教；在有的国家还出现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局面。
    这种以"王权神授"为核心的神教

    这种以"王权神授"为核心的神教学说,是整个农业经济时期各国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贯穿于领主统治社会和地主统治社会的主要制度,就是等级制度。这种制度产生的客观原因被“王权神授”的神话所掩盖了。这种等级制度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使人们形成了一种等级意识。统治阶级对这种等级意识用"王权神授"加以解释,以便让人们形成适合他们利益需要的等级思想。这种等级思想的核心，就是“贵”、“贱”不平等,“上”、“下”不错位,下级绝对服从上级,错了也不准反对,以劳动为耻,鄙视劳动人民。这种等级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
    由于家庭是生活生产的基本单位,家族、民族既有血统关系又有共同的生活习俗和地区观念。所以人们的家庭、家族、民族观念特别强烈。在这一点上,所有的人们,不分阶级,都有共同的观点。由此产生的伦理道德标准也是共同的。统治阶级出于维护国家秩序和抵御外国入侵的目的,大力提倡大民族思想和家族、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因为这些思想是与贵族家天下的统治方式是一致的。他们把人类长期自然形成的地域意识,赋于国家观念的内容。当着遭受外国侵略或其他危及他们的根本利益时，需要利用百姓来保卫他们的利益时，统治者们就谎说国家是全体百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出爱国与忠于国王是同一的,每个人都必须爱国,为了国家,应当奉献出个人的一切。当着没有外患时，他们就实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是国王自己的了。
   到了地主阶级国家时期，国家的性质，在本质上与领主国家是一样的，国家仍然是国王自己的，国家权力仍然是世袭的，实行国王独裁政治。不过，地主阶级把国家的社会公共职能，极力加以神秘化和夸大化，说国王是受上帝的使命来治理国家的,是为所有的人造福的。没有国王就没有国家,没有国家就没有了社会的一切，人们都必须听国王的话。地主阶级的国家统治集团中不单有国王本家族的成员,也有大量的外族外姓人员和平民出身的人员。这就从外表上给人们一种国王是公正地为全国所有人谋福的形像。国家以社会各阶级公正者的面貌出现,凌驾于社会之上。各级官吏都以社会所有的人的公共事业的组织者和实行者名义出现。地主阶级在思想宣传上,说谁授命于天,谁“有道(即符合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之道)”,国家就应当由谁来执政。这是在地主阶级的王朝不断更换的过程中,新夺得政权的国王为自己的夺权行为找的一个借口。从“王权神授”的理论出发,提出了“忠君(他们把‘有道’的国王称作国君)爱国”的政治信念,把尽忠报国作为一种高尚的节操加以大力提倡。其实,爱国思想既是人们的地域性、排他性等本性的反应,也是由敌国的劫掠、杀戮和迫害促成的。当人们保家卫国而不保君时,国王是不会允许的。他们说国家利益就是百姓利益,就是公家利益,为了公家利益应当牺牲私人利益。他们已认识到了私利与公利的矛盾,但是,统治者们始终不能处理好这一矛盾。他们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得到名利,为了公利而失去了私利,从本意上是不会干的,但如果完全都为个人私利而干,不干公事,使百姓的利益损失太大,百姓就会起来推翻他们,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为百姓做一些有益的事。但做得多了,他们自己得到的私利就会少了。所以,他们始终处在不想做又不得不做的矛盾状态中。在这种利益矛盾和思想矛盾的状态下,他们的政策和作法带有很大的虚伪性。往往就出现了反复无常，朝令夕改，互相矛盾现象，使人们感到是非曲直无定论,功过好坏难区分。他们极力提倡的“为公”,主要是来愚弄人民的,他们自己是不会认真去做的。
    在漫长的人类生活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些调节人们关系以利保持社会正常秩序的伦理道德,如孝敬父母、兄弟和睦、知恩图报、互助互爱、讲究信义、礼貌待人等,这些产自人类群体意识中的观念,都被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们用"王权神授"、"忠君爱国"和等级制度的观点,加以新的解释,填入了适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内容。他们只承认社会存在着等级,但不承认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他们把社会比作一个家庭,家庭有老少长幼之分,社会有君臣官民之别。所以,统治者们把自己比作被统治者的父母,把被统治者称作子民。家庭中小忤老是大逆不道,社会中只允许他们压迫和剥削子民,绝不允许子民稍示不满。
    由于土地是主要生产资料,谁据有了土地,谁就据有了得到财富的基础,因此,人们自然形成了重视农业的思想。国家一般也有重农轻艺的倾向,把农业视作为本,把农业以外的行业都认为是末,鄙视所有的体力劳动,宣传当官是一切事情中最荣耀的事情。只注重治人治国之道,不注重制物增财之法。人们的智慧得不到全面发展。
    国家和社会活动是男人的独占领地,所以,在思想领域内,宣传男尊女卑,歧视压迫妇女的理论被大力提倡。
    地主阶级在思想领域内,抓住人们相信什么思想就会成为什么思想的奴隶的特点,极力在不可调和的阶级利益矛盾中,编造出一套调和的理论,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统治思想体系。并说这种思想体系是超阶级的,适用于社会全体人员的万古不变的教条。
    代表这一时期的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

    代表这一时期的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它按地主阶级的利益标准，以“治国齐家”为宗旨，定出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家庭、人与人之间的言行规则，形成一种民族、家庭、伦理、道德为内容的一种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提纲就是“忠、孝、仁、义、礼、智、信”。儒教的起始人是孔丘,他是处在中国分封领主制度崩溃,中央集权制和土地私有制开始出现的社会变革时期的人。他是坚持维护分封制度的保守派人物。他坚持领主统治下的等级制度、伦理道德，希望社会制度永远不变。这种思想,在当时是违反社会发展潮流的,是行不通的,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到了集权制地主国家时期,由于地主阶级的国家统治是从领主阶级的国家制度演变而来的,基本性质一样,当其统治地位基本巩固以后,就趋向保守了。这时,领主阶级的那些思想道德，便适合他们的需要了。于是,孔丘的思想被地主阶级的统治者们重新翻腾出来,并按照地主阶级的统治需要重新加以注释,赋予了新的内容,就成为地主阶级可以利用的思想了。后来,又经过历代地主阶级王朝的不断演义扩展、宣传拔高,就成为中国的一种“国教”了。这一思想,也适合世界上的其它国家的地主统治阶级的需要。于是,便向世界其它国家传播开了。但这种思想体系主要是用来束缚被统治者的,而统治者们是不会认真实行的。例如，“儒教”的核心是“仁”，也是皇帝们最鼓吹的东西。我们且来看看皇帝是怎么实践这个“仁”的。他们把成千的妙龄美女关到皇宫里，为皇帝一个人使用。这些本来具有美丽人生的女子，被剥夺了应有的爱情生活和成家生子的权利。又把成千的完美健康的男子生殖器割掉而当太监，供皇帝在皇宫内役使，剥夺了这些男子的最起码的人格权利。这就是历代皇帝的“仁爱”实践。其实，他们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都耍尽了阴谋诡计,达到六亲不认的地步，那有什么“仁爱”“仁政”可言。在阶级社会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在主要方面是互相对立的,阶级斗争从不会停止,斗争的双方哪有仁爱和诚信可言。这一思想的中心目的就是抑制人们的真实欲望,让人们牺牲自己的实际需求去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种社会里,实际上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为了私利,却说人应当为道义牺牲自己的一切,要为公不为私；国家的根本政策在实际上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是压迫剥削农民阶级的,但在官方文件和舆论宣传上都是打着"奉天承运"、"解民之困"的旗号；等等。这种言行矛盾,是地主阶级既要压迫人民又怕人民起来反抗的表现。
被统治阶级从自己的利益和社会生活实际出发,始终坚持朴素唯物主义和人生平等的思想。提出无神论和人人平,平分地权的政治主张。对于忠、孝、仁、义等观点,也有不同于统治阶级的解释。有时以这些观点为基础,编造一种新神,来与统治阶级宣传的旧神相对抗,以此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反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这些思想被地主阶级严厉禁止。
从整个小农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由原始的氏族集体劳动，发展到国家集体劳动，再发展到私人家庭劳动。人们的生活用品有自然提供的部分逐渐减少，由人为制造的部分逐渐增多。所以，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逐渐科学，因此，“神”的观念也逐渐出现破绽。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就针对人们的认识变化，也不断对“神”进行新的解释。
所以，“神”的观念虽然贯穿整个农业经济的社会，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中国的“儒教”思想，它的创始人是孔子，他的原始思想是分封领主制的统治思想，本来是同地主阶级思想格格不入的，所以，他在当时的变革时期就到处碰壁，没有人愿意使用他的思想。而到了东汉时，地主阶级已经彻底战胜了领主阶级，稳住了根基。为了确立自己阶级的统治思想，就对孔子的原始思想进行了一番新的解释，来了个偷梁换柱、借尸换魂。完成这一任务的就是懂仲书，继承这一工作的就是宋朝的朱熹。
农业经济时期的这种“神化”的、独裁的思想系统，首先是在发达的农业经济的民族里形成的，但是，它起了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使农业文明古国长期停滞不前，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后来全部沦为殖民地了，根源就是被这类反动的思想文化束缚得太紧了。而受这种思想影响较浅的牧业民族，他们思想开放，看重实际，相信技术的作用，注重开发改变人们生活的技术力量，逐步将游牧状态改为定牧状态，逐步将原来不适宜农业种植的地方，改为可以种植的地方，世界工业革命就是从这类民族中首先开始的，成为后来居上的民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农业劳动，是一种有固定场所的艰苦的劳动。有些人既想得到用品又不想做艰苦的劳动，最省力的办法就是偷盗别人的劳动果实；偷不到就抢夺。因为偷、抢具有偶然性，被偷、抢的对象不可能想有就有的。要想使被偷、抢者想有就有，就得制造出这种人来，于是，奴隶或农奴就被制造出来了。具有固定劳动场所（田地）的农业劳动，正适合强迫劳动。为了剥夺别人的劳动成果连别人的人身一起剥夺的奴隶劳动制就出现了。中国从侥时的酋长国开始直到清朝，就没有间断过奴隶劳动。其他古代农业国家也是如此。自从国家出现以后，把分散的个人或小集团的抢夺变为公开的合法的有“统一标准”的抢夺。不管什么方法------要、偷、骗、夺。。。。，只要能把别人的劳动果实弄到手就是“英雄”。在这样的观念下，当然以阴谋诡计为衡量智慧高低的标准了。所以，在“农业文明古国”中，都把治国谋略作为升官发财的资本，并把社会“治安”情况（不是把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情况）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人们都把当官作为发财的捷径。“千里作官，为的吃穿”。在这种社会观念和社会制度下，谁还愿意去用脑筋想办法搞好生产劳动呢？所以，生产工具没有人去研究改进，国家也不打算去鼓励人们来改进生产工具。因此，社会就长期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了。而畜牧业的劳动是比较轻松的，其劳动场所也是流动的。这样的劳动条件，有利于奴隶怠工和逃跑。有人即使想要别人替自己劳动，也不便于使用强迫手段，只好使用自愿交换的手段。这样，在从畜牧业发展成农业的民族中，以剥夺别人劳动果实为荣的观念就比较淡薄，以自己创造新办法得到比别人更多的成果为荣的观念就比较浓厚。因此，人们就把发明创造作为衡量人的智慧的标准了。这种观念导致了国家实行鼓励改进劳动工具的国策和以科学知识作为当官资本的制度，并把经济发展情况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标准。所以使社会得到很快地发展。这类国家，在农业文明后期，就后来居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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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语言、文字的产生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