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能改善企业绩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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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战略的制度观和资源基础论，研究表明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对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受制度和组织因素调节：企业所在地的区域制度环境、治理状况和高管团队的企业家精神。这说明，一方面，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给企业带来的绩效改善并不能弥补其效率损失。另一方面，制度环境、治理状况的改善和企业家精神的提高能削弱政治联结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创新绩效正向影响财务绩效，并且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通过其中介作用间接降低了财务绩效。　　关键词：高管团队，政治联结，企业绩效，转型经济
　　一、引  言
　　基于西方的研究表明，高层管理者的政治背景能给企业带来好处。例如，管理者具有政治背景能够影响政府做出有利于企业的决策，也能帮助企业获得所需的金融资源。研究表明具有政治背景的企业不愿意公开发行股票，从而避免稀释控制权和外部所有者监督。对于私有企业而言，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价值更大。因为政府管制的原因，它们不能申请贷款，或者需要支付高昂的“额外费用”才能获得所需的资源，与政府的亲密关系能够帮助它们较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然而，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的决策可能只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忽视了企业利益，做出的决策会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对这些高管施压从而干预企业自主经营，也有可能损害企业绩效。Bertrand等人的研究也认为，在选举年份，企业会雇用更多的员工，增加更多工作岗位，以帮助现任官员在选择中再次获胜，然而这不能给企业增进甚至有损企业效益。
　　国内关于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也有争论。有人认为高管团队的政治背景有助于民营企业进入管制行业，提升绩效。也有人认为它会直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它负向影响民营企业绩效，且随着民营企业所在地的制度环境的改善，这种负向影响会减弱。有研究指出，不能笼统地得出两者的关系，而要区分企业所有权性质：对国有企业而言这种关系为负，对民营企业而言则为正。
　　可见，与基于西方的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相比，国内研究尚存争论，且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以财务绩效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唯一指标，而忽略了企业的成长性维度。本文将对绩效进行结构性区分，将绩效分为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二是忽略了企业的宏观制度环境、微观治理机制和企业家精神所起的调节作用。而且本研究力图克服已有研究多以民营企业为样本的局限，使样本更具代表性。本文基于战略的制度观，以制度、组织与企业战略互动的视角并结合资源基础论分析高管团队的政治背景对企业绩效结构的影响及制度环境、企业家精神所起到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战略的制度观认为，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和组织状况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的战略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制度是人为设计的约束行为主体的行为规则，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最基本的作用就是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为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当正式制度缺乏时，非正式制度将替代正式制度约束行为主体的行为。当前，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典型特点是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的各项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且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交易更多的是关系行为，这种非正式制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空缺。企业有两种方式建立关系，从而规避正式制度空缺带来的不确定性。一是通过与政府建立联系以寻求庇护和获得资源，企业通过聘用具有政府背景的人以形成与政府的政治联结即是一种方式。二是通过建立网络的形式与其他企业建立联系。我们关注的是前者。
　　高管的政治联结指其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具体指其曾经或者当时在政府部门任职而形成的与政府的政治联系。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即是企业的政治联结。政治联结有别于腐败，它在法律层面上是合法的，企业可以通过具有政治联结的高管影响政府部门以获取其他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对中国企业而言，高管往往通过参与政治的方式（如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和政府部门任职）形成政治联结。企业高管参与政治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动机：获得合法性与规避制度风险。Xin and Pearce的研究认为，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把关系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时也在建立关系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以期得到从法律和正式制度中得不到的支持和保护。在我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中，由于正式制度的不健全，各种类型的企业都希望通过政治参与获得政治联结，以为企业发展消除制度障碍。
　　获得政治联结固然能为企业带来一定好处，但是，这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甚至降低企业绩效。首先，建立政治联结需要企业投入大量资源。这些成本甚至会超过政治联结给企业带来的收益。企业要想建立政治联结，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政治参与的形式。为此，企业需要花费大量资源建立良好的公共形象，这势必增加企业负担。此外，企业还需要公关政府，通过游说政府使其制定有利于企业的政策。这些活动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很可能小于企业为此付出的代价。而企业的资源，尤其是财务资源是稀缺的，将资源用于非生产用途势必对企业竞争能力造成不利影响，最终削弱企业绩效。其次，企业聘用具有政治背景的人担任高管，也并不能为企业带来长期的收益。这是因为，管理政府与管理企业需要具备不能的能力和知识。长期以来，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受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使他们并不一定具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企业的能力。根据资源基础论，企业管理者的能力和知识也是企业的稀缺资源，企业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管理者的管理才能。因此，具有政治背景并不能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反而会降低企业绩效。Fan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政治联结高的中国上市公司在IPO后3年内的经营业绩显著低于CEO没有政治联结的公司，两者差距达到18%，因为具有政治联结的公司其高管团队更可能曾是政府官员，大多缺乏公司经营管理的专业能力，且这些高管往往是政府任命的，更容易受政府干预的影响，使公司经营偏离价值最大化目标。最后，聘任具有政治背景的人担任高管，更重要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的管理才能，而仅仅是为了获得“合法性”。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由于市场制度缺乏导致交易的无序，使得企业雇佣具有政治关联的人往往只是为了获得政府的认可以及突破市场准入的限制。而这些高管究竟能否做出有利于企业的战略决策则是企业不重视的。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假设：
　　1.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与企业财务绩效负相关，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与企业的创新绩效负相关。根据战略制度观，在组织背景中探讨战略选择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有两类变量起着调节作用：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与组织因素。长期以来，制度被作为外生变量处理。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兴起，制度逐渐被量化，并作为影响企业绩效的内生变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利益的重新分配，地方政府在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指导下，有动力也有能力对企业活动进行干预，这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效率损失。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正式制度安排无法对企业行为提供有效保护时，非正式制度安排将起到替代正式制度、填补制度空缺的作用。因此，企业所在区域制度环境较差时，政治联结对绩效的影响更强，反之亦然。
　　2.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宏观制度环境在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市场化水平越高，政治联结对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越小。与宏观制度相比，公司治理是企业所处的微观制度环境，是由股东、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制衡的结构——股东不直接经营企业，而是通过雇佣经理人员经营企业，并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对经理进行监督和考核。众所周知，经理人员与股东的利益并不是一致的，他们参与政治可能只是出于自己的个人政治利益。但是，如果企业的治理状况较好，则可以有效地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监督经理人员的行为，尽可能少地降低其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

（未完待续）

3.上市公司年度股东大会的次数在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年度内股东大会的次数越多，政治联结对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越小。
　　4.上市公司年度董事会议的次数在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年度内董事会议的次数越多，政治联结对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越小。具备现代管理知识和能力的企业家是稀缺资源，也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与西方企业相比，转型中的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具备现代管理知识的管理者。目前，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管理人才有相当多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接受的教育，长期来受到僵化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只接受上级的命令而不注重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使得他们在管理方式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需要。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企业并担任高管职位，而这些人中有相当部分甚至具有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接受教育的经历，他们掌握了较好的管理知识和技能，具备较强的企业家精神。因此，我国的企业家精神较高的管理者相对较为年轻，不太可能具有较强的政治背景。
　　5.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企业家精神在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即高管团队的企业家精神越强，政治关联对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越小。研究表明，企业的创新绩效对整体财务绩效起积极作用，因为企业从新产品上获得的边际利润比成熟产品要高很多。只要企业的成长有了保证，财务绩效才能不断提升。随着全球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创新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战略。另外，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也会通过影响企业的创新而最终影响到财务表现。因此：企业的创新绩效与财务绩效正相关，企业的创新绩效在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与财务绩效间起着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取自上市公司。为方便通过二手资料获得高管信息，本文选取上市公司2002年的数据。企业财务数据取白色诺芬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的一般上市公司，高管背景资料来自色诺芬公司治理数据库、Wind资讯、中财数据库、新浪财经和公司主页。创新绩效用研发投入表示，该数据为根据上述公开数据收集。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完整性与可比性，我们根据以下原则对数据进行了筛选：（1）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和民营；（2）删除中小企业板样本；（3）选取正常交易的公司；（4）删除注册地不详样本；（5）删除高管背景资料不详（3个及以上）的样本。在此基础上，本文随机选取了352个样本企业。
　　（二）研究工具
　　因变量是企业绩效，选取的指标是总资产收益率和研发投入。一般地，中国企业进行政治联结的方式有：（1）高管加人中国共产党；（2）高管进入人大、政协；（3）聘请卸任的政府官员任职；（4）高管在共青团、工商联、妇联、青联等组织任职从而接触政府部门。其中，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是进行政治联结最直接的方式，也是本文关注的。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政治联结的测量，本文用高管（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经理）和董事会（包括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中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政府任职经历的人数与高管和董事会总人数之比表示政治联结。该数据从公开数据手工收集计算而来。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用年内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次数衡量，企业家精神以高管团队（高管、董事和监事）的平均年龄为代理变量，数据取白色诺芬公司治理数据库。本文对区域制度环境的测量采用樊纲等人的研究成果，用经过转换的各地区市场化指数表示企业所在地区制度环境的好坏，由一个可比较的综合指标表示。此外，根据以往研究，对企业所处的行业类型、实际控制人类型、企业的资产水平和企业的股权集中程度等变量进行了控制（见表1）。

　　（三）研究结果
　　本文对所选取的样本进行了初步统计分析。根据中国证监会1998年颁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这些企业涉及制造业等13个行业类别。其中，从地域看，东部沿海省份企业占56.5%，中西部企业占43.5%；从行业看，制造业占57.7%，非制造业占42.3%。从实际控制人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占56.2%，民营控股企业占43.8%；企业规模上，最低资产规模为1.46亿元，最高为177亿元，平均资产规模为18.9亿元，平均资产规模以下企业占70%，平均资产规模以上企业占30%。
　　我们对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政治联结对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是均显著为负（M1：β＝-0.089，p＜0.05；M7：β＝-0.064，p＜0.01），所以，具有政治联结的企业高管及董事的比例越高，企业的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越低，故支持以上提出的假设1。当引入中介变量创新绩效后，政治联结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但绝对值减小了（M2：β＝-0.071，p＜0.05），而创新绩效对财务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M2：β＝0.034，p＜0.05），这说明创新绩效能显著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假设5得以验证，即创新绩效在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与企业财务表现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为了检验假设1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本文分别将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与可能的调节变量交互项引入回归方程，进行层级回归。政治联结与区域制度环境的交互作用、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企业家精神的交互作用对财务绩效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M3：β＝0.200，p＜0.05；M5：β＝0.173，p＜0.01；M6：β＝0.045，p＜0.05）。因此，企业所在地的制度环境、董事会会议次数和企业家精神在政治联结与财务绩效间起调节作用。类似地，政治联结与区域制度环境和与董事会会议次数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的交互作用显著为正（M8：β＝0.271，p＜0.01；MIO：β＝0.140，p＜0.10）。因此，假设4得到验证。而企业家精神只是在政治联结与财务绩效间起调节作用（M6：β＝0.045，p＜0.05），假设5得到支持。   

　　四、结论
　　尽管在经济转型中，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具有政治联结的企业在与政府打交道时较便利，为企业带来一定好处，但是，政治联结高管给企业造成的效率损失可能高于其带来的直接好处，从而最终影响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另一方面，政治联结还降低了企业的创新绩效，并通过其中介作用降低了财务绩效。然而，随着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的改善、公司治理的完善和企业家精神的提高，可以减低其对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的负面影响。创新是企业持续成长的动力，财务表现是上市公司追求的直接目标。因此，随着转型中市场化力量的加强、企业微观治理的改善和企业家精神的增长，高管的政治联结对企业的影响会逐步减弱。
　　本研究从经验上验证了制度、企业与战略间的互动方式，即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寻求非正式制度的庇护，但随着经济的转型，这种非正式制度可能并不能增进甚至会降低企业绩效。随着企业所处宏观制度环境的改进，政治背景对企业的影响减弱。对于微观企业而言，企业的治理状况和管理团队的企业家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宏观制度的不足。当然，本文在对企业的制度环境进行讨论时，忽略了上市公司跨地区经营的因素，多数上市公司在多个区域经营并受到其制度环境影响，而此处只考虑了注册地的制度环境。而且，今后还需要用纵贯数据进一步验证制度和组织因素的变化时，政治联结对企业的影响，以作出更准确和严格的结论。

作者：倪昌红 来源：《财经科学》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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