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疑问，请各位大虾指教

再说点个人观点吧：劳动价值论最卓越的贡献，在于其较为成功地解释了价值增值。如果抛开劳动，从能量守恒的角度，很难解释生产为何能够创造利润，更普遍一点的说法大致是：很难解释财富为何会增长。在劳动价值论里增加资本家的劳动也好，增加资本、土地的价值转移也好，其实质的意义到底有多大，我比较怀疑。转换一个角度看，承认劳动价值论，承认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不正是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吗：行政机制限于通过税收对财富的重新分配，对社会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的提供，对公共政策的完善。“剥削”存在与否只要不否认劳动价值论，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需要讨论的是，“剥削”是利润追求的结果（表述也许不对），福利建设是政府对这一结果的解决方式，即如何建设何种公共政策即能保证资本家也好，企业家也好的执业激励，又能保证贫富悬殊的不出现。

马克思经济学的另一个卓越之处在于其对社会进程的解释。只是其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分析（是否也可理解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放在了阶级斗争的政治框架之下，技术与制度之间的互动转化为了不同阶级对产权制度的不同需求的冲突。这种解释框架有其合理性，但却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否有其他更为合理的分析框架，能够更好地解释社会进程的原动力和过程。是否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是不可调和的比讨论“剥削”更有现实和理论意义吧。

哈耶克等自由主义者从休谟的怀疑论出发，认为既然人是有限理性的，那么关于社会制度的设计就是危险的，所以最好还是自发的形成秩序为好。但，理性有限，信息或知识不完全并不能逻辑的推论出自发的秩序好过设计的秩序，当然相反的结论也不能推论出来。不过，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人类大部分关于社会、经济的知识都来自于长期制度设计的试验过程，社会生活的发展大致表明了人类生活并没有到了非要完美理性而不可的地步。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哲学中关于人所具备的主观能动性，也是哈耶克所说的“考虑到人类所具有创造性”（应该没记错吧），共产主义仅仅是人类可能创造的生活一种吧。如果没有这个社会模式的提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具备的批判性会被大大减弱，毕竟批判是容易的，提出创意性的建议和设想才是困难的。

之所以说共产主义大概仅仅是人类可能创造的生活一种。是想说，对这个社会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范畴。马克思设想这样一个社会不是为了解决“剥削”问题，而是想解决的困限人类的“自由”问题。由于，资源的现实稀缺性，产权总是需要界定。由于对资产属性无法完全定义，产权始终不能被完全界定，从而每个人所需要的生活维度都受到了其他人生活维度的影响，“自由”的可能性被大大限制。只有在一个物质生活丰富到如此地步：劳动不再是为了价值增值，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的社会状态下，财富已经不再因需要而被创造，从而消除界定产权的必要性，（产权无需界定，交易成本为零，任何经济行为都不再具备外部性，西经语言可以这样描述共产主义吧，呵呵），任何他人的生活维度都不在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维度，自由不再与他人相关，全人类的解放与物质稀缺所制造的困境之中。

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是空前的（至少我这么认为），而其被推导出来基于马克思解释社会进程时所选择的解释框架。换言之，别样的解释框架未尝不能得到另一个社会设想（但是否能超越马克思的想象力很难说，对这样一个社会的构思基于对人类问题的深刻认识，也基于某种接近宗教救赎的超脱德行）。这个社会构想摆在阅读马克思思想的人的面前，不是为了去讨论其是否可以实现吧。应该是为了提供另一个道理：人类所渴望的自由世界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

有点激扬文字的说了些个人浅见，缘由倒是比较简单：某位发言人贴了一个张五常对《资本论》的评价，我有些郁闷，这种评价值得相信和接受吗。能够证明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对社会进程的分析描述是错的，或者能够真的从思想论证中完善他，再做这样的评价还差不多。

以下是引用青雪叮当在2006-5-26 15:08:00的发言：…如果从西经的机会成本和产权转让，再加入边际分析，似乎比较能接受产业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让渡”，也比较能接受“平均利润”的概念。（我不觉得马克思经济学与西经是格格不入的。）

现代主流“西经”理论并不涉及“价值”的讨论——或者说回避了“价值实体”的说明。个人以为，这种风格与同时代自然科学回避“实体”粒子“本质”的探讨的趋势暗合。

在量子力学里，所谓微观“粒子”或“波”从形式上都表现为某种算符。某种“物理实在”究竟是“波”还是“粒子”取决于观测者的观测方式（仅仅观测次序的不同就可以带来不同的印象，量子力学的目的并不是去说明某种“物理实在”究竟是“粒子”还是“波”，在坚持以观测为理论基础的前提下，这种问题是不可回答的，或者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其中有“不确定/测不准”原则在约束我们人类的行为：“不存在量子世界，只存在量子描述”）——这种观点为深具古典气质的爱因斯坦所批评，但他晚年仍然感慨“光量子是什么”是一个尚未“摸清”的问题。个人感觉，爱因斯坦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或过渡之人物，他的相对论秉承了浓郁的古典气息，至今仍是理解宇宙不可替代的工具。然而他对量子力学的态度也呈现了古典气质中特有的保守。这其中并无所谓他的什么什么悲剧，他只是“代表人物”。马克思有句话我非常喜欢：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每位科学家其实也可以说是某种理论或主义的“人格化”（当然这是就某个人类群体而言的）。

现代“西经”理论，无论是否冠之以“古典”、“新古典”、“新古典综合”、“新兴古典”，其实所研究的方法或问题都各有了微妙的变化或差别。每个人对“古典”的理解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新式的”古典。有人认为，古典经济学主要探讨财富的本质与增殖的原因（因为《国富论》的全名就是此含义）；还有人认为，古典经济学主要探讨资源配置；也有人认为，古典经济学主要探讨分工。

当我们不能说清“古典”时，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大筐，大家可以随意从其中提取自己想取的东西，也可以随意向其中放入自己想放的东西。这也难怪，《国富论》实在太庞杂丰富了。

马克思对古典有他自己的理解，其中核心就是“劳动价值论”以及他所做的发展，显然，他秉承了探讨财富性质与增殖原因这一传统。

现代西经理论则从一开始就绕开了对财富性质的探讨，并试图说明，即使不讨论“价值是什么”，仍然可以说明人们之间的互动行为——其中的重要原则就是“个体主义”（个体优化从而总体均衡，“帕累托最优”的效率标准突显了“个体主义”特色）。然而，回避价值探讨并非一点代价没有（当然有人也许认为这并不是代价）：阿罗不可能定理揭示了“个体”与“集体”的某种冲突，非独裁的“集体偏好”（也许对应了“最一般”的社会福利函数）并非一般性地存在。

然而，正是这个阿罗不可能定理，或许说明了，现代西经理论的个体主义（最好不要误读为“个人主义”）与“社会财富本质”（所谓“社会利益观”）具有某种冲突。对“社会财富本质”的规定也许要违背阿罗不可定理中的条件，要求某种独裁行为具有合理性。而“独裁”是否意味着“对社会不好”？显然，没有“社会财富或福利”的一致性定义（这种“一致性”是否又意味着“非独裁”？），我们又无法对“独裁”做出“好坏”的判断。

两种不同的思路最后在同一个问题上“撞了车”：在一般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定义与“个体主义”（非独裁原则）我们只能取其一。事实上，如果它们没有“撞车”，探讨“社会财富”的内容与坚持个体主义就可能殊途同归了。做个不太合适的类比，如果没有“不确定原理”，古典理论（其实相对论也是古典理论的余脉或发展：因果论与连续变化系统）与量子力学也许就可以统一了。

以下是引用青雪叮当在2006-5-26 16:35:00的发言：…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是空前的（至少我这么认为），而其被推导出来基于马克思解释社会进程时所选择的解释框架…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并非“无本之源”，先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甚至出现过“空想的实践家”）是其思想来源之一。当然，马克思认为他的逻辑才是科学共产主义。

以下是引用青雪叮当在2006-5-26 15:52:00的发言：…哈耶克等自由主义者从休谟的怀疑论出发，认为既然人是有限理性的，那么关于社会制度的设计就是危险的，所以最好还是自发的形成秩序为好…

哈耶克有一句话：“马克思的右耳聋了，而我的左耳聋了。”

个人以为，“滥用”哈耶克主义，同样可能造成危险。正如对马克思理论可能产生误读，对哈耶克的思想，谁敢保证没有误读的可能性呢？而我们的关键困难是，每个人都可能说自己才真正读懂了马克思或哈耶克（而没有“滥用”）。现在马克思与哈耶克都不在世了，谁有资格来判断“懂没懂”呢？

如果推崇“自由”与“自发秩序”，就不得不对这两个词“咬文嚼字”，如果它们被“机会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式”地解释，同样可能带来危害。

哈耶克给我最大的启示正是他在得Nobel奖时的发言：

“……诺贝尔奖给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威，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讲，谁也不应该享有。在自然科学部门，这没有问题。自然科学家当中某一个人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到他的同行专家们。……但是，经济学家的影响之关系重大者，却是影响一些外行人：政客、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大众。在经济学家方面有了一点特殊贡献的人，没有理由就成为全能者，而可以处理所有的社会问题。可是新闻界却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终于自信是如此。甚至于有人被捧昏了头，居然对一些他素未专研的问题发表意见，而认为这是他的社会责任。用这样隆重的仪式以宣扬少数几位经济家的成就，使之举世瞩目，因而加强他的影响力，这样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所以我想建议，凡是获得诺贝尔这项荣誉的人，必得做一谦虚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学术以外对于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或者，授奖人在授奖时至少要求受奖者谨记住我们经济学的大师之一——马歇尔（A．Marshall）的一句严正忠告：‘社会科学者必须戒惧赫赫之名：当众人大捧之时，灾祸亦将随之。’”

以下是引用sungmoo在2006-5-26 17:42:00的发言：

两种不同的思路最后在同一个问题上“撞了车”：在一般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定义与“个体主义”（非独裁原则）我们只能取其一。事实上，如果它们没有“撞车”，探讨“社会财富”的内容与坚持个体主义就可能殊途同归了。做个不太合适的类比，如果没有“不确定原理”，古典理论（其实相对论也是古典理论的余脉或发展：因果论与连续变化系统）与量子力学也许就可以统一了。

我知道马克思经济学与西经的分歧点在那。我不懂物理，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将“波粒”结合。经济学比物理好一点，但也不大懂，所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有劳动价值论对价值增值的解释与西经对市场机制解释的结合。学说不过是人为的分离，专业化分工是学说发展的需要，相互的融合难道不是吗。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在人文学科分析中的运用也不是断然而开的。财富如何被创造和财富如何被分配也不可能被断然分开吧。

以下是引用sungmoo在2006-5-26 17:47:00的发言：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并非“无本之源”，先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甚至出现过“空想的实践家”）是其思想来源之一。当然，马克思认为他的逻辑才是科学共产主义。

知道。实行空想实践的好像是圣西门吧，（也许记错了）。除了第一个思想家以外，谁的思想都非“无本之源”。描述其“空前”，属于个人偏好，也属于对他严谨推导论证“空想社会主义”的钦佩。呵呵。

以下是引用sungmoo在2006-5-26 17:58:00的发言：

个人以为，“滥用”哈耶克主义，同样可能造成危险。如果推崇“自由”与“自发秩序”，就不得不对这两个词“咬文嚼字”，如果它们被“机会主义分子”“机会主义式”地解释，同样可能带来危害。

哈耶克给我最大的启示正是他在得Nobel奖时的发言：

“……诺贝尔奖给某一个人的这种权威，就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讲，谁也不应该享有。在自然科学部门，这没有问题。自然科学家当中某一个人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影响到他的同行专家们。……但是，经济学家的影响之关系重大者，却是影响一些外行人：政客、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大众。在经济学家方面有了一点特殊贡献的人，没有理由就成为全能者，而可以处理所有的社会问题。可是新闻界却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终于自信是如此。甚至于有人被捧昏了头，居然对一些他素未专研的问题发表意见，而认为这是他的社会责任。用这样隆重的仪式以宣扬少数几位经济家的成就，使之举世瞩目，因而加强他的影响力，这样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所以我想建议，凡是获得诺贝尔这项荣誉的人，必得做一谦虚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学术以外对于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或者，授奖人在授奖时至少要求受奖者谨记住我们经济学的大师之一——马歇尔（A．Marshall）的一句严正忠告：‘社会科学者必须戒惧赫赫之名：当众人大捧之时，灾祸亦将随之。’”

这个我同意。所以，才说没什么道理能证明自发秩序好过设计秩序，或反之。社会发展，本就一直存在着制度设计试验，任何秩序都不是纯粹自发的。不过，也许任何道理不选择一个极端的话，就很难将这个道理表述清楚（与我觉得学说可以融合好像矛盾了）。

哈耶克的这段话应该让经济学家们好好学习一下。

忘记谁说的，大致意思是，每一个人都会是某种思想或某些思想家的奴隶吧。“奴隶”这个词比较刺耳一点。sungmoo像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呵呵。

以下是引用青雪叮当在2006-5-27 1:44:00的发言：
知道。实行空想实践的好像是圣西门吧，（也许记错了）。除了第一个思想家以外，谁的思想都非“无本之源”。描述其“空前”，属于个人偏好，也属于对他严谨推导论证“空想社会主义”的钦佩。呵呵。

是欧文吧。（当然，不是michael owen）

以下是引用青雪叮当在2006-5-27 1:57:00的发言：

这个我同意。所以，才说没什么道理能证明自发秩序好过设计秩序，或反之。社会发展，本就一直存在着制度设计试验，任何秩序都不是纯粹自发的。不过，也许任何道理不选择一个极端的话，就很难将这个道理表述清楚（与我觉得学说可以融合好像矛盾了）。

哈耶克的这段话应该让经济学家们好好学习一下。

忘记谁说的，大致意思是，每一个人都会是某种思想或某些思想家的奴隶吧。“奴隶”这个词比较刺耳一点。sungmoo像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呵呵。

如果没记错的话，“每一个人都会是某种思想或某些思想家的奴隶吧”好像是凯恩斯在通论中的结束语：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认为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凭空臆想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若干年前学术界涂鸦者的作品的凝结。

当然，在公共物品的提供，公共事务，法律秩序等方面可以采取“试错”的方法来进行制度试验。但是，在私人部门进行“试错”是危险的，兰格在1940年向哈耶克承认自己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构想只能在处理公共事务方面相对有效，是一种方法论的设计，而不能严格运用于实践。当然，一种方法论在只有表达的比较极端的时候，才又可能吸引人的注意力，可以表述出自己的思想，但是运用于实践就是另一个问题，“卢卡斯批判”又给了我们另外一种启示。即使是制度实验，也要建立在“自由思想”的基础之上，而不能是反自由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5-27 9:08:00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