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分析江西如何实现中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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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时空观发展的两个阶段

马克思把时空观的讨论置于全新的哲学背景之下，充分挖掘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历史内涵，创立了社会形态时空理论。马克思的时空学说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他的《博士论文》（1841）为代表，主要是从哲学上来阐述时空理论的；第二阶段以《大纲》和《资本论》为代表，主要是从经济学出发来表述其时空观的。
第一个阶段里，青年马克思在阅读黑格尔的《哲学全书》时写下了《自然哲学提纲》，其中“空间。即时间的连续性”、“时间。即时的不连续性”、“时间和空间的即时的统一”等等语句都是对黑格尔时空见解的摘要，被用作他研究原子论哲学时的参考。在马克思看来，原子论哲学家与黑格尔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后者是从抽象物质出发来论述时空问题的，而前者则认为，“只有从物质中抽掉时间的成分，物质才是永恒和独立的” 4。在这一点上，原子论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是一致的，但在规定脱离了原子（物质）世界的时间的方式和归属上，他们又是不同的。他认为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德谟克利特从原子的概念中排除了时间，伊壁鸠鲁则把时间看作“现象的绝对形式”，所以“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了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自身之存在着的反映”，“由于那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是时间本身，这就不能超出时间的界限” 5。马克思由此把时间、感性和事物（世界、现象界）紧紧联系起来了：“事物的时间性和事物对感官的显现，被设定为本身同一的东西”，“所以人的感性就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就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并且点燃了现象界之光” 6。可见，时间的问题就是感性的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即个人（体现为伊壁鸠鲁的个别“原子”）的问题，强调感性就是强调个人，个人是“现象界之光”。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虽然没有辟出专门的篇幅来讨论空间问题，但认为空间也是与感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有“感性的空间” 7的提法。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时空学说的描述，也包含着他自己对时空的理解。他以批判的方式接受了伊壁鸠鲁的思想，并从主客体统一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和阐述时空问题。总的说来，马克思反对从抽象物质、从实体出发去讨论时空问题，也反对把时空问题自我意识化、纯粹主观化。在马克思看来，时空乃是现象的纯粹形式，而现象又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所以，主客体统一的感性才是时空的源泉，才是解开时空，尤其是时间之谜的真正钥匙。由此可见，青年马克思的时空学说深受康德的影响，但它与康德时空学说的区别也初见端倪：康德把时空理解为先天的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马克思则从后天的感性出发去理解时空。
当然，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不再把感性理解为人对外部世界的静态的感知，而是理解为人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而这种活动的最基本形式则是生产劳动。所以，马克思第二阶段的时空理论已把生产劳动作为时空的源泉。但这一思想与他早期以感性作为时空源泉的想法是有内在联系的。
在第二阶段，马克思首先从生产劳动出发来阐述时空问题。在谈到时间与人的活动的关系时，他指出：“劳动时间只是作为主体而存在，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 8这就是说，时间并不是独立于人的活动之外的抽象存在，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具有丰富内涵的现实的存在。在生产劳动的视野中，传统哲学所论述的、与人无关的、抽象的物质或超历史的实体、事物立即转化为生产的基本要素（如生产原料、生产工具、生产过程的排泄物等等），从而显现为属人的存在物。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普遍的生产方式是商品生产，而商品正是通过劳动来塑造的。所以马克思说：“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 9也就是说，马克思从来不以超历史的、抽象的态度来推理时空问题，他是从考察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出发来阐述自己的时空学说的。
其次，马克思提出了作为客观时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作为物具有两重属性：一是使用价值，关系到具体劳动；二是交换价值，关系到抽象的人类劳动。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作为交换价值基础的商品的价值量恰恰是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度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10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所以是客观的，因为它并不是由哪个商品生产者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展示出来的。
从生产和交换的整个过程来看，时间可以划分为生产时间（创造价值）和流通时间（实现价值）两大部分。而生产时间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两个部分。从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的角度来看，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一方面他要尽量地延长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另一方面他要大力发展交通，以缩短商品的流通时间。所以马克思说：“正像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的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约。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 11从雇佣劳动者的角度来看，其时间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劳动时间，二是自由时间或闲暇时间。为了以人的方式生存下去并发展自己，他们会努力争取缩短劳动时间、扩大自由时间。而只要人们不抽象地谈论劳动者的自由，那么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12当然，工作日的缩短也不是随意的，归根到底受制于商品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资本论》中一个极重要的核心范畴就是时间，但这里的时间和《博士论文》的时间已有了某种区别。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但已不是感性的时间，而是“社会一般（平均）劳动时间”。时间与感性相脱离、相异化，变得非人化了。这种非人化不能归咎于马克思，而只能归咎于马克思所研究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机制。
把时间还原到原初的感性的时间，这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向马克思提出的一个理论任务，也是现代许多哲学家努力探讨的一个困难的问题。如海德格尔把时间看作“此在”的基础结构，但他只是“看出”了现实生活的“沉沦”基于此在的时间性根源这一现象，却没有（也无意）去寻求在现实生活中返回到这一根源的道路；他只是指出了历史和历史性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但“在什么意义上存在自身的意义是受历史性影响的，这一点仍然是不清楚的” 13。《存在与时间》一书最后提出的几个问题都与这一问题有关：此在的时间为什么会异化为流俗的、科学的时间？如何才能从后者回复到前者？找不到恢复之路，此在的时间就无法真正展示出整个存在的意义，时间就无法“公开自己即为存在的境域” 14，而永远只是与外在的时间和流俗的时间相对立的主观内在的情绪。
反之，马克思则通过具体的经济学—哲学研究，说明了时间在人的历史进展中被“拉平”的必然性，并找到了重新返回感性此在的时间的道路——必须把感性的时间从强制性的、社会一般的抽象时间中解放出来。共产主义对人的解放说到底无非是时间的解放，即自由时间的涌现，“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15。只有自由的时间才是感性的、个人的和有自身丰富意义的时间，也才是照亮“自然的种种过程”的现象界之光。
但在马克思看来，即使在异化中，时间本身也决不能完全脱离感性，它只不过是体现为一种敌视人的、否定性的感性而已（不幸意识、痛苦）。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不是个人道德义愤的宣言，而是这种不幸意识即异化了的感性意识的自然流露和表达，是时间本身在异化中的呻吟。正是这一点，注定了时间必然要向自己的感性回复。这样理解的时间，实际上就是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或“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实践，也就是历史和历史性（“历史感”）。“感性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三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可以“互换的” 16，都可以看作是完整意义上的（或海德格尔所谓“源始的”）时间的“形体化”。
第三，劳动中的空间观念。马克思说：“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17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也会千方百计地扩大生产的空间，而要这样做，协作就是一种最常见的手段，这是因为：“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 18这是就生产而言的；就流通而言，“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 19而这种超越主要是通过发展交通工具来实现的。
第四，马克思的时空观并不是在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上平均用力，而是从人的生命的根本追求出发，始终把考察的重点放在时间概念上，同时暗示了时间是空间的本质这一思想。马克思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20。也就是说，相对于人类生存实践活动而言，时间比空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人的生命活动的时间结构发生深刻的变革，赋予时间以能动的意义。人类实践活动是随着时间而流逝的，但时间并不随活动的结束而消失，而是转换成了另一种形式——社会空间的存在。人类在时间中创造出适合于自己生存发展的日趋拓展的社会空间状态，从而加速人类自身的发展。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间实际地参与了人类社会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成果的凝结，它同时也是评价人类发展的尺度。
创造自由时间，其实也是“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 21。事实上，人类的科学、艺术和其他公共生活的发展都是在社会的自由时间中展开的。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 22。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和发展正是以窃取劳动者的时间为前提的，所以马克思写道：“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 23。马克思还认为，资本就其不断增殖的本性而言，它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这是由于：剩余劳动时间作为“死劳动”即物化的劳动时间的资本，因为贪婪地吞噬了工人的活劳动，获得了冲破一切空间的限制的能量，“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使人们的狭隘的地域性的存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这里的消灭当然并不是不要空间，只是表明资本将通过缩短时间的方式缓解空间上的某种障碍。总之，在马克思看来，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时间乃是空间的奥秘。
第五，暗示了社会形态时空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三大形态：第一形态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第二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第三形态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在这三大社会形态中，时间和空间都是在相应的劳动方式中展现出来的。在第一形态中，空间（交换的范围）是非常狭小的，至多也只是地方性的，时间的节奏也是十分缓慢的，但“最原始的物物交换形式是以劳动作为商品实体和劳动时间作为商品尺度为前提的” 24。在第二形态中，空间被大大地拓展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美洲和环绕非洲的航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 25。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同时，时间的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了衡量一切社会的物的价值的标准。在第三形态中，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空间将通过时间的媒介而进一步被拓宽，时间的重要性也将进一步显现出来。正像马克思所预言的：“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 26。“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27。
所谓自由时间是指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可供个人随意支配的闲暇时间。自由时间的充裕是人类进步的主要标志，自由时间的利用程度和利用方式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新的尺度。马克思曾说：“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 28。他深刻地指出，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表明财富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之上的，当自由时间成为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时候，“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 29。那时，衡量财富的价值尺度将由劳动时间转变为自由时间。因为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 30。“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了一种快乐。” 31
事实上，早在150年前，马克思的战友彼•拉•拉甫洛夫就曾预言：“人类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恩格斯同意并引用彼•拉•拉甫洛夫的见解，并接着写下了这段话：“人类的生产在一定阶段上适合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我们说的提高生活质量）……这样，生存斗争——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而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的发展资料而斗争，到了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 32
人类要获得自由，首先就必须赢得自由时间。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分钟自由时间，他的一生如果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的需要所引起的时间段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连一个载重的牲口都还不如。” 33“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的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讲，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彼岸世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拉开了自由王国的序幕。 34
在人的各种活动的时间中，自由时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既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又是促进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指出：“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 35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时间会出现“异化”现象，少数人通过掠夺多数人的自由时间，享有了发展自己兴趣、爱好和才能的空间，多数人则陷入极其痛苦的、无休止的必要劳动时间之中。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阶级的消灭，时间“异化”现象将消失。到那时，“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