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 竽 充 数------搭便车行为的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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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古时候，齐国的国君齐宣王酷爱音乐，尤其迷恋竽声，于是召集了300个善于吹竽的乐师为他演奏。而且，齐宣王喜欢热闹，爱摆排场，总想在人前显示做国君的威严，所以每次听吹竽的时候，总是叫这300个人在一起合奏给他听。有个叫南郭先生的人听说齐宣王有这个癖好，觉得有机可乘，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就跑到齐宣王那里，吹嘘说：“大王啊，我是个有名的乐师，听过我吹竽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就是鸟兽听了也会翩翩起舞，花草听了也会合着节拍颤动，我愿把我的绝技献给大王。”齐宣王听得高兴，不加考察，很痛快地收下了他，把他也编进那支300人的吹竽队中。这以后，南郭先生就随那300人一块儿合奏给齐宣王听，和大家一样拿优厚的薪水和丰厚的赏赐，心里得意极了。其实南郭先生撒了个弥天大谎，他压根儿就不会吹竽。每逢演奏的时候，南郭先生就捧着竽混在队伍中，人家摇晃身体他也摇晃身体，人家摆头他也摆头，脸上装出一副动情忘我的样子，看上去和别人一样吹奏得挺投入，还真瞧不出什么破绽来。南郭先生就这样靠着蒙骗混过了一天又一天，不劳而获地白拿薪水。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年，爱听竽合奏的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愍王继承了王位。齐愍王也爱听吹竽，可是他和齐宣王不一样，认为300人一起演奏实在太吵，不如独奏来得悠扬逍遥。于是齐愍王发布了一道命令，要这300个人好好练习，作好准备，一个个轮流吹竽给他欣赏。乐师们知道命令后都积极练习，想一展身手，只有那个南郭先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他想来想去，觉得这次再也混不过去了，只好连夜收拾行李逃走了。
这就是“滥竽充数”这个成语的由来，我们多数人对这个故事都不陌生，甚至可能还有着跟南郭先生一样的经历。在我们的记忆中，很多次，唱校歌时我们可能只张张嘴，却根本不发声唱出来；上课时，老师叫全班一起背诵课文，我们可能只摇头晃脑地发出一些连自己都听不明白的声音以示自己也在背诵；老师提问时，当发现很多同学都举手，我们也会把手举起来，装作很积极的样子……等到了工作岗位，我们的滥竽充数的功夫就更精到了，如果是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我们就会假装很努力，尤其是在领导面前或面临检查时。因而，史考特·亚当斯为此写了一本书，教我们如何做一只“滥竽充数的黄鼠狼”！在书中，他说，上班时学习如何尽可能地付出最低程度的关注和精力也是一门必修课，于是就有了“他假装给我们工作，我们假装给他付工资”的笑话。在工作单位里，尤其是在喜欢“大规模合奏”的领导手下，摇头晃脑地充充数，吃吃“大锅饭”安安稳稳地混到退休，还说不准就是最好的策略。
而在经济学的视角里，滥竽充数是一种搭便车行为，而且只要有集体行动，就可能存在滥竽充数这种搭便车的行为。而搭便车的存在，就可能使集体行动失败，使人们得不到合意的公共品和无法采取一致措施以应对共同的威胁。为深刻认识滥竽充数这种行为，笔者打算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之进行分析。

一、             为何会出现滥竽充数
滥竽充数行为的出现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1.集体行动（公共品供给）中个人付出和所得的不一致
公共物品是“能对所有社会成员供给同等数量的物品”，如治安、消防、国防、法律、制度、规制、政策等都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两个特性，一个是非排他性，一个是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是指“每个人的消费都不会减少任何其他人对这一物品的消费”，即“排除他人消费的不可能性或无效率”；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人享用一种公共物品并不减少另一个人使用它的能力”。比如，稳固的国防是由全体公民共同享受的，它既不专属于某人，也不因某人使用影响其他人的使用。又比如，优美的校园环境是每一个学校成员所共有的，不会因为你的赏心悦目减少了别人观景的愉悦。集体行动是为增进集体的利益而有集体成员所采取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集体行动也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很难排除集体中的某个成员消费集体行动所带来的利益，而且很多时候，增加一个人消费，集体中的其他成员的消费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和集体行动中，会存在搭便车行为。这是因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中存在着较大的“外部性”，公共物品的成本与收益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在通常情况下，对于消费者而言，公共物品的个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个人支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而生产者的收益则小于社会收益，生产成本高于社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个体出于自利的考虑，就不愿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付费，而只想其他人提供公共物品，自己则坐享其成，免费消费公共物品。在集体行动中，存在类似的情况，如果某个人的活动使整个集团的状况有所改善，个人付出的成本与集团获得的收益是等价的，但由于集团收益需要在所有的成员间分配，付出成本的个人只能获得收益的一份额，而且分享收益的人越多，实现收益的个人分享份额就越小。因而，理性的个体就不愿付出努力，而只想别人为集体利益而行动，自己坐享他人行动的成果。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和集体行动中，“搭便车”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是滥竽充数者的最大激励。“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不考虑个人对音乐的天赋资源，单想达到宫廷演奏的乐师水平要耗费漫长的时间成本和学习费用，而混入了三百人的队伍，滥竽充数以搭便车，获得丰厚的工资，却不用付出那样的成本，难怪南郭先生要滥竽充数了。
2.由于信息不对称，很难对集体行动中的个人行为进行监督、对个人贡献也很难量度
滥竽充数的成功仅靠动机是不能成功的，还需要“有数可充”。合唱、合奏、合颂、合作，这所有的机会就来自于“合”，没有齐宣王的“合”，而是像齐愍王一个个独奏，南郭先生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信息不对称，就使“合”的情景中的监督和量度变得非常可能，也就使滥竽充数从可能变成了现实。
信息不对称是指在交易时，信息在交易的各方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有的交易者所掌握的信息多、准确，而有的交易者所掌握的信息少、不准确。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信息占优的一方就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逆向选择行为和道德风险行为。逆向选择是由事前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是指交易一方在签约之前已经掌握某些交易对方所不了解的信息，他可能会用这些信息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合同而使交易对方由于信息劣势处于不利的选择位置上；如我们在找工作时，多数人会隐藏自己曾经的劣迹，而夸大自己的能力甚至是编撰一些动听的故事（如自己获xx奖啦、受到xx表彰啦、自己的品质多高尚啦）；又如，一些人去贷款时，会隐瞒自己的风险，夸大自己的偿还能力；一些人去买保险时，会把自己描述成小心谨慎的驾驶者或身体健康者等等。道德风险是由事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是指签约后交易一方可能会利用信息优势在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做出损害交易对方利益的行为。如：人们购买了车险之后会降低行为的谨慎性，因为损坏的损失会由保险公司来承担；当产品质量难以衡定时，企业会以次充好来谋取利润；我们不会像珍惜自己的住所那样对待租来的房子；我们成为公司的一员后（尤其是在固定工资制度下）可能不再像我们当初签约时所承诺的那样努力工作……
在人们合作以采取某种行动或提供公共物品时，就会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这些信息不对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集体中的个体的偏好和保留价格是私人信息，只有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为此，很多成员就会隐瞒自己的真实偏好和保留价格以为自己获取一个更好的讨价还价地位。（2）自己是否努力，能力有多强，很多时候也只有自己知道，别人是很难观察到的。（3）成员的贡献究竟多大有时是很难量度的，管理者只能观测到共同的产出，而成员的个人产出却由于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会变得模糊，无法精确区分单个成员的贡献。在监督不完全、量度不可能的情况下，有些人就会搭便车，滥竽充数以获取更多的收益，如在团队生产中，有些人就会出工不出力，表明上努力，实际上在偷懒。如果组织采取一些措施，以加强监督和更精确地量度每个人的贡献，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可能会有所减少，然而，监督和量度都是有成本的，而且这个成本可能很高，高到组织无法承担。此时，基于个人业绩的激励机制就很难建立，所以，组织往往采取团队激励方式，这就为滥竽充数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并且集体人数越多，组织规模越大，生产过程越复杂，监督和量度就越可能，信息不对称程度就越严重。此时因搭便车而引起的滥竽充数现象也会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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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搭便车 信息不对称 效用最大化 经济学理论 滥竽充数 社会 效益 滥竽充数

二、             滥竽充数的社会后果



    滥竽充数会带来多方面的危害，主要体现为:

1.滥竽充数会造成集体行动的低效率

滥竽充数式的搭便车行为是集体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种行为增加了集体行动的成本，使得集体行动变得更困难甚至不可能或公共物品的供给少于最优的供给。事实上，如果只有一个人，或者很少人搭便车时，集体的产出的确不会有太大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所有成员都可能存在“搭便车”的动机，导致最后大家都不努力或者不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使得集体工作无效率或者低产出，“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就出现了。组织行为学中，把这种现象成为社会堕化，意指一个人在团队中工作不如单独一个人工作时更加努力的倾向。群体规模越大，社会堕化现象越严重，原因就在于当团队中的个人贡献无法衡量时，个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下降。因而，滥竽充数式的搭便车行为除降低集体的整体努力水平、集体利益的提供缺乏激励之外，还会损失集体行动的协同效应。

2.滥竽充数增加了组织的管理成本和协调成本

“科学管理之父”泰罗曾经写过“技能熟练的工人，很少有人不去花费相对多的时间来研究他以多慢的速度工作，但仍然使其雇主相信他正以良好的速度进行工作”。这是由于工人的最大愿望就是能用最小的付出换来最大的回报，而雇主恰恰相反。为了监督手下的员工是否认真的工作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成本巨大的。双方的博弈过程表现为“上有对策，下有对策”，员工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研究组织管理的漏洞，而管理者却要挖空心思来制定尽可能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尽可能加强监督力度。由于滥竽充数式的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管理者还要仔细的辨别员工提出的额外的支出要求是出于组织需要还是个人的私利，这一切都增加了组织的管理成本。另外，滥竽充数式的搭便车行为还可能致使组织成员间的交流产生障碍，因为彼此内心的不平衡心态，导致集体行动停滞不前，组织内部环境恶化，大家开始互相猜忌。因此，为解决“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搭便车问题又大大增加了组织的协调成本。

3.降低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忠诚感，造成消极的集体文化

滥竽充数式搭便车行为一旦得逞，就会使得原来倾向于提供集体利益的成员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使自己也不再努力，而是像他人一样采取滥竽充数的搭便车行为。而这种想法和恐惧会在集体中迅速蔓延，谁也不愿意过多的承担集体责任，并且会把工作的努力程度降低到他们认为别人会达到的程度。这样集体中会产生消极的机会主义文化，集体成员缺乏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千方百计的偷懒，降低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合作精神，对组织的忠诚度下降。而认同感和忠诚感对组织至关重要，糟糕的认同感和忠诚感可能会是一把软刀子，给企业带来难以预料的灾难。它使得企业的各项工作难以高效的落实，各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责任，企业如同陷入泥泞的沼泽，存在巨大的内耗和阻力。



三、如何规避滥竽充数式的行为

滥竽充数式的搭便车行为带来了许多危害，因而我们有必要规避这种行为，降低其危害。规避的措施一般有如下几种：

1.确定合理的集体规模

一般来说，集体越大，就越容易出现滥竽充数的行为。一是当集团成员人数众多时，成员之间对违章者的监督费用以及处罚其违章行为的执行成本太高；二是缺乏对集体公益事业做贡献的激励机制；三是集体成员的数量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四是，人数越多，规模越大，信息不对称情况越严重；五是团队成员越多，就越难以形成凝聚力、忠诚感和相互信赖感。而且由于集团越大，集体利益就要在越多的人之间分配，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那么理性的经济人缺乏提供集体物品的激励，就会等待搭其他成员的便车。因而，小规模的集体的集体行动和公共物品的提供情况会好于大规模的集体。集体成员较少时，即便没有选择性激励手段，也会促成集体行动。因为如果从集体行动中获得利益的个体为数很少，集体成员就可能进行谈判，并取得一致同意开展集体行动。这种成员之间讨价还价的成本较低，成员之间的博弈是在一种近似于完全信息的条件下进行，即大家都知道各自可能的行动以及该行动所带来的各种可能后果。例外与利益分散的大集团相比，小集团的利益更加的明确。所以较小的集团比较大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

因此，管理学家罗宾斯认为最好的工作团队规模一般比较小，如果团队成员多于12人，他们就很难顺利开展工作，他们在相互交流时会遇到很多障碍，也很难在讨论问题时达成一致。所以，我们需要确定合理的集体规模，也可以将现有的大集体划分成小集体来避免滥竽充数式的搭便车行为的出现。

2.进行选择性激励

“选择性激励”是公共选择理论中关于集体行动的一个概念，是奥尔森设计的动力机制，旨在解决集体行动中由于搭便车行为而出现的无效率。奥尔森指出：“能有效地代表大量个人的组织的出现需要应用‘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来抑制搭便车行为”。我们说过，一个人做出了有益于集体的行为，却因为集体利益的非排他性为所有的成员共享，造成了个人成本和个人受益的不一致。既然缺乏提供集体利益的激励，我们就通过“选择性激励”的方法将每一个集体成员区别对待。具体说来，就是对于那些为集体利益增加做出贡献的个人，除了获得应得的份额外，再给予适当的奖励；而对于那些有损于集团利益的人则进行相应的惩罚。通过这样的措施，那些，没有以一定方式为实现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甚至有损于集体利益的人所收到的待遇与那些做出贡献的人就会不同，从而可以很好的调动集团成员的积极性。因此，“选择性激励”根本上说来是用激励的方式增加了个人提供集体利益的个人收益，从而抑制搭便车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选择性激励”可能是奖励性的，也可能是惩罚性的，甚至是强制性的。例如国家运用强制力来保证税收的实现。对于破坏集体利益的个人要采取惩罚性的措施，其实也是对其他成员的保护，因为一旦存在搭便车的行为而未受到惩罚，就会改变其他成员的策略，造成恶劣的影响。

3.加强监督，改进量度技术，提高信息对称性

上文曾经分析过，滥竽充数者得以浑水摸鱼主要是信息不对称的广泛存在，那么如何提高信息的对称性呢？应该尽可能减少因为监督的缺失和量度的不完全给滥竽充数者提供的搭便车的机会。

提高集体成员之间的监督是提高信息对称性的有效手段。相对于管理者而言，集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会更容易，准确性也较高。成员之间往往具有类似的知识结构和共同或者相关的工作任务，在工作岗位上的接触也比较多，信息方面的不对称也相对小一些，如果充分的发挥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可以有效的提高成员的积极性。为此，很多现代企业都采取了一种类似“连坐”的制度，即设置一个团队业绩，如果该团队的业绩不达标，所有团队成员的奖金都取消，工资也要下调，而且，团队的成员数目不多。由此，在集体成员的数目少，又是利润分享、连带责任的情况下，成员更有动机去监督他人，并且给予偷懒者压力，甚至是用“以牙还牙”或向上司打报告相威胁。

改进量度技术也能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对个人业绩的量度准确性，从而迫使每个员工努力工作，不偷懒，不搞滥竽充数式的搭便车行为。齐愍王的基于个人的演奏就是这样一种量度技术的改进。

4.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道德伦理、组织文化、社会规范等非正式制度，也能有效的抵消搭便车行为的影响，避免集体行动困境的出现。非正式制度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基本原则，它们对于人们的行为的影响缓慢、广泛而深刻。

费尔曼和甘姆森把选择性激励区分为外在选择性激励和内在选择性激励。外在选择性激励是奥尔森理论中的那些以组织大小、结构和权利分配为前提的选择性激励，内在选择性激励则是人们内心存在的团结感和忠诚感。他们指出，人们一旦有了团结感和忠诚感，不但不会为自己的得失而斤斤计较，而且做出的牺牲越大，社会运动目标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就越大，目标实现后给他们带来的喜悦也就越大。因此，来自内部的教育和传统也能在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制度应使想犯罪的人没有机会，道德则使有机会犯罪的人没有动机。人们在偷懒搭便车时产生愧疚，在不被发觉时仍然内心存在不安，或者受到同伴的指责或者不信任，来自集体的压力会使人们权衡非利益的得失，从而减少搭便车的行为。

因此，在集体中建立良好的社会规范、道德激励机制、可靠的信誉等非正式制度来培养成员的忠诚、合作精神、主人公意识，都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滥竽充数等搭便车行为。

学习了，谢谢楼主与我们一起分享

很好的例子，非常便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