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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传教士”张维迎：通往寂静之路
这似乎是“主流经济学家”在当下中国的群体困境--一边是大众对他们的敌视和不信任；另一边，他们在**决策中的影响力也在式微
张维迎的孤独
2009年2月底，寒冷的亚布力，张维迎非常的孤独。
身为首席经济学家的张上台演讲，题目是《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他批评**对金融危机的“误读”，指责目前应对危机的政策“是在延缓和恶化危机”。他更直指“凯恩斯主义是**最喜欢的策略，所有政策都不考虑长期的后果，只看到目前的利益”。
当场，中投公司总裁高西庆就和他争论起来。张维迎有些生气，他甚至更为严厉地说，“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
台下哄笑一片。他们在笑张教授太不懂中国国情，笑他过于书生意气--还有一些人则讥笑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我觉得，高西庆和张维迎都在演戏”，一位与会者在他的博客尖刻地评论。
张维迎稍稍有些不知所措。他态度严肃地提醒，企业家要学一点经济学知识，不可做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瞎子。对这些被他视为“最宝贵社会资源”的企业家来说，在这种阴晴不定的天气，最实惠的是多争取到诸如贷款、出口退税之类的直接好处。
“捍卫市场是经济学家的基本职责。”从亚当·斯密这些前辈中，他对自己的使命很肯定。
“**，是一种最大的诱惑”
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张维迎和**已经渐行渐远了。虽然，这并不是他所愿见到的。
24岁进入体改委，成为这个机构里最年轻的经济学者；2002年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年度经济人物”，2003年出任北大校长助理，2006年正式担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相当长时间里，在主流经济学家群体中，他像一个头上罩着各种名利光环的明星。
这个从陕西榆林地区最贫困的吴堡县走出来的农民儿子，常常被愤怒的网民指责为“一个背叛了出身的人”。
从一个来自底层的青年学子成为拥有强势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再到今日，张维迎的命运之路，是一条解读中国经济学者群体与30年改革之间勾连的脉络。
1983年，23岁的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一心想去北京。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为钱正名》的文章在首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某省领导点了名。年少气盛的张维迎不得已写了检讨。“这次被批后，我就不愿在西安待着了。”1983年年底，他跑到北京做毕业论文，结识了周其仁、宋国青等一干经济学者，并常到茅于轼家请教。第二年6月，他看到《经济日报》上的一则征文启事。
9月，全国120多名会议论文入选者聚集在莫干山开研讨会。这个半官方会议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总理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也上了山，他们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党内改革派的态度。由于意识形态依然紧张，组织者们对会议极为谨慎，“规定各新闻单位一律不许报道”。
这些与会的经济学研究者大多30岁上下，是文革后刚接受完大学教育的一代，初步接受过亚当·斯密、萨谬尔森这些西方古典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尤其区别于后辈的是，他们都有在生产一线的社会经验。即使年纪最小的张维迎也曾回村当过两年的团支书兼会计。
在莫干山上，这些中青年处于高度的精神亢奋状态，日夜不眠地辩论，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都生了病。争论最激烈的是“价格组”，操着陕西口音的张维迎代表“放”派，向“调”派开战。会议结束后，他和其他几位与会者留下来，撰写上呈的会议报告。
这个以放为主的“双轨制”思路很快被高层接受。1985年1月14日，国家物价局和物资部正式出台政策，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全部放开。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城市改革拉开序幕。
莫干山会议是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它为当时急需新脑力的中央**选拔了一批人才。有关领导阳随后找了几位青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也找了他们。会后，楼继伟、周小川、郭凡生等一大批人进入了**的体改部门。在石小敏的力荐下，张维迎在当年12月也去体改委报到了。
他们是让后辈经济学人无比羡慕的“黄金一代”，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机，因缘际会，进入了接近权力核心的班子，制定和推动了80年代的改革，从价格到财税等所有的重大变革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
“回忆起来，80年代经济思想是最活跃的，对中国经济改革推动的成效也最大。一个是被压抑了很长时间后的报复性反弹；一个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政治家愿意接纳这些新思维。”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博导钟祥财评价。
“从90年代起，**对新思想、新理论的采纳开始有了选择。就好像一个人肚子不饿了，吃东西的边际效应递减，会把维护当前的均衡看得很重。”
这个群体的命运在1989年后开始分野：一部分更激进的选择离开，或下海经商；一部分在体制内走向更高；一部分留在学术界，继续对改革发声。“觉得需要充电”的张维迎也在1990年离开了体改所，到牛津大学主攻自己最感兴趣的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
在张维迎的理解中，“市场=价格+企业家”。在后体改所年代，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企业理论的研究上。1994年回国后，他到北大与林毅夫、易纲等一起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7年到光华管理学院任教，投身于MBA和EMBA教育。随着中国企业面临成长壮大的一系列问题，被视为国内企业理论方面最具权威和开创性的张维迎开始频频亮相。
在中国政界和理论界，“东亚模式”往往为改革派官员所钟爱，一些领导就十分欣赏“四小龙”这种**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更为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
但即便是后者，也深受发展经济学的影响，认为在落后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冲刺中，强有力的**往往是利大于弊的。随着改革的深入，两者的差异日益显著。
2004年，在一个自称“崇拜毛泽东”的香港学者郎咸平对顾雏军的质疑声中，国企改革被紧急叫停。作为改革的捍卫者，张维迎一开始就对郎开战，他指责郎咸平，呼吁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在公众情绪一边倒向郎咸平的同时，**开始强劲推行各种宏观调控政策。一轮“国进民退”在经济生活轰轰隆隆地进行，能源、电力、电信等行业国有垄断加剧。
这似乎是“主流经济学家”在当下中国的群体困境--一边是大众对他们的敌视和不信任；另一边，他们在**决策中的影响力也在式微。如果民众没有节制的谩骂还可以视为“无知”，后一种迹象则让他们忧心忡忡。
“其实，主张彻底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在任何一个**那里，都是不被欢迎的人。”财经作家苏小和说。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下，这种趋势越发明显。
“对一个经济学者来说，**是个很大的诱惑。”张维迎不否认内心时常处于这样的交战。除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情结，还有直接的名、利、地位的诱惑。他将之回归到一个“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如果这种诱惑会危及自己学术思想的纯洁性和一致性，我是不接受的。”
转自：2010-07-19 11:05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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