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鱼说事】人物系列：“逍遥派”发展经济学家杰夫·萨克斯(Jeff Sachs)
大鱼按：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人物是杰夫·萨克斯(Jeff Sachs)，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级顾问，“休克疗法”之父。他连续两年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百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并被《纽约时报》称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很难想象还有人的职业生涯能比杰夫·萨克斯(Jeff Sachs)的更有建树、更加丰富多彩。1982年，28岁的萨克斯被哈佛大学授予终身教职。30岁出头的时候，他帮助玻利维亚终结了恶性通胀，并对其债务结构进行了重组。仅几年之后，他帮助波兰ZF起草了从计划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蓝图。随后，他又担任了包括俄罗斯、爱沙尼亚、布基纳法索和印度在内的多个国家的ZF顾问。此外，他为帮助众多贫穷国家免除债务进行宣传呼吁，并作为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顾问，制定了一项旨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计划。自2002年以来，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萨克斯制定了更加高远的目标。地球研究所是由850名人员组成的跨学科组织，旨在应对全球部分最为棘手的问题，如消除疾病和应对全球变暖等。
所有这些给予了萨克斯只有少数经济学家才能享有的超级明星地位。2005年，MTV播放了一部萨克斯与著名女演员安吉丽娜·朱莉在非洲考察的纪录片。此前，他曾与U2乐队主唱波诺(Bono)一道，为免除贫穷国家的债务进行宣传呼吁。当时萨克斯的哈佛同事、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回忆道，萨克斯曾邀请他和波诺共进午餐，讨论宣传活动。巴罗说，他的“本能反应是谢绝邀请”，不过，他年仅十多岁的女儿说服了他，女儿说:“爸爸，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棒的事情了……当然你必须得去。”
然而，萨克斯的工作也招致了批评，有人说他所倡导的政策往往会带来很强的副作用。对于这种指责，萨克斯总是强烈否认:“在玻利维亚、波兰和俄罗斯，我的工作就如同急救室里的医生。这些患病的国家已经处于休克状态:恶性通胀、物资匾乏、政局不稳、货币体系面临崩溃、恐惧心理无处不在。那些纸上谈兵的批评家们对这种混乱状况的性质以及在这种动荡的情况下制定政策所面临的挑战，都根本没有什么概念。千万不要将进入急救室的患者的不良状况，也归罪在医生身上。”
以下是IMF研究部顾问普莱凯希·拉格尼(Prakash Loungani )对萨克斯访谈记录，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逍遥派”的发展经济学家。
哈佛派系
萨克斯1954年出生于美国底特律。祖籍是先前为波兰所属、后来又划归前苏联的格罗德诺。其父是一位杰出的劳工律师，在美国民主党内政治生活中表现活跃。萨克斯的妹妹安德莉亚(Andrea)回忆道，他们的父亲经常告诫他们“诸事顺时多为善”。在考虑是否成为像他父亲一样的律师后，萨克斯最终没有选择哈佛法学院，而是选择到经济学系就读。哈佛经济系也成为他此后30年的学习和工作之地。
上大学时，他修完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所要求的所有课程。1982年，他在经济学界领先的学术期刊((计量经济学》杂志(Econometrica)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两点边值问题的多种解决办法》( Multiple Shooting in Two-Point Boundary Value Problems)的论文。固然，他的这篇论文获得了他人的部分帮助。他的合作者包括现任IMF第一副总裁的大卫·立普顿(David Lipton);现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一家美国著名经济研究机构)局长的吉姆·波特巴(Jim Poterba);前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兼前任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 。即便在人才济济的哈佛大学，萨克斯仍然非常引人注目，28岁时即获得哈佛大学的终身教职。
不过，真正让萨克斯脱颖而出的并不仅仅是他在技术方面的卓越才华，同时还来自于他热衷于应对当今各种迫切的经济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并且为这些解决方案得到采纳而大力游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经写道:“杰夫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既是一流的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把这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起死回生”的解决之道
萨克斯首个参与的重大项目是1985年担任玻利维亚ZF的经济顾问。当时，玻利维亚的年通胀率高达600倍。萨克斯指出，如此之高的通胀率意味着“如果你不小心把(钱)放在你的口袋里有一周或两周的时间，它的价值就会失去1/40。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不会把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事实上，工薪阶层得到大把大把的钞票，然后立即奔向市场，希望将手中很快就会不值一文的钞票换成可以保值的商品。萨克斯说:“你真地感觉到紧迫性，你真地是绞尽脑汁，希望找到可能发挥作用的解决办法。”
萨克斯说，最后的解决办法其实“非常简单”。通常，当ZF面临预算赤字，希望通过印制钞票来弥补赤字时，就会出现恶性通胀情况。因此，遏制恶性通胀的关键要素就是给ZF获得实际收入的部分渠道。对玻利维亚来说，就需要大幅提高ZF所拥有的石油价格。此前，国家为油价提供了大量补贴。将油价提升至一个现实的水平，确保了当ZF出售石油时，“可以获得足够的收入来支付教育经费。”这就充分弥补了ZF的预算赤字，从而终止了恶性通胀的状况。
萨克斯说，终止油价补贴的措施“是一大进步”。他指出，由于货币贬值，穷人成为恶性通胀的主要受害者，而“极低的油价则使富人从中受益”。但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是那些走私者，他们从玻利维亚购买成品油，再将其偷运到秘鲁。”
在帮助玻利维亚提高油价的同时，萨克斯还帮助玻利维亚争取减免债务— 1984年，玻利维亚的公共债务是其财政收入的110%。这使他与IMF的意见不合，并且这不是最后一次(见专栏)。萨克斯说:“由于当时国际社会尚未确立减免债务的原则，这使(我)与IMF和各大银行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不过，萨克斯仍然牵头负责出面帮助玻利维亚开展谈判，最终帮助玻利维亚免除了90%的外债。
1986年年初，玻利维亚的高通胀状况得到解决，“此后玻利维亚一直是美洲地区中通胀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不过，玻利维亚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不高，这使萨克斯深感苦恼，并导致他此后为清除影响该国经济增长的障碍开展了更为重要的工作。
瓦文萨的苦恼
萨克斯在玻利维亚所取得的成功，为他赢得了很多其他国家的业务。1989年年初，波兰ZF与他接洽，希望他帮助波兰向资本主义过渡。萨克斯与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就市场经济学理论以及可以实施的措施”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不过，当时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对波兰经济转型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
萨克斯使他们确信波兰可以实现经济转型。如果市场自由化，即物价由市场供需而非行政指令确定，就可以发挥其作用。一旦市场开始运转，国内投资以及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境外投资就将带动波兰工业的发展。同时，按照他给玻利维亚ZF的建议，萨克斯对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说:“不要去管外债—外债会被免除的。”
几个月之后，波兰团结工会开始转变看法。一天晚上，萨克斯及其哈佛同事利普顿来到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之一亚切克·库隆(Jaeek Kuro句的家中拜访。萨克斯和利普顿为他简要地描绘了转型计划。最后，库隆说:“很好!详细写出整个计划。”萨克斯说，他和利普顿回美国后马上将整个计划写出来，并尽快寄给库隆。然而，库隆说，“不行。明天上午我就需要这个计划。”
于是，萨克斯和利普顿回到了他们的办公室，萨克斯说，他们已在办公室的“水槽上放置了很多木板，足可以放下一个电脑终端。”于是他们通宵达旦，编写完了整个计划，“从晚上10点左右开始，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三四点。”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看了计划后，对萨克斯说;“你可以马上坐飞机去格但斯克了。现在是你去见瓦文萨先生的时候了。”
波兰人的骄傲
在萨克斯和利普顿通宵达旦完成的计划基本要素的基础上，相关工作在1989年全年继续推行。其中，波兰财政部长莱舍克·巴尔采罗维奇(Leszek Balcerowicz)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团结工会的经济计划在1990年1月1日正式对外宣布。萨克斯说，这一时刻确实“非同寻常，(因为)当时波兰正处于高通胀、混乱、绝望、经济极端贫困、商品匾乏的时期，要推出一项如同这样前所未有的实验确实不可想象。”
现任IMF研究部研究员的安德鲁·伯格(Andrew Berg)当时是在波兰工作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他说:“我那时可以说是萨克斯一利普顿联盟的常驻波兰代表。”他回忆道，和萨克斯共事“很有启发，最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好的理念。”而事实证明萨克斯的观点往往是最好的。伯格说:“杰夫可以将复杂的事情化繁为简，”他非常清楚“二维图表可以让人们明了整个大局。”
正如萨克斯和利普顿此前所倡导的，该经济计划迅速使波兰的物价自由化，并使波兰的商贸活动迅速开放，缓解了消费品和关键生产投入匾乏的状况。萨克斯说，该计划阻碍了主要的国有控制行业的私有化进程，这是因为他对此“没制定详细的计划，这一进程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完成。”
不过，经济计划同样导致物价飞涨，使得高通胀状况更加恶化。食品价格在一个月内增长了一倍，对波兰能源生产至关重要的煤炭价格飒升了六倍。而工资水平则停滞不前。“你知道，工资的增长速度不可能赶上物价的增长速度，”萨克斯说，“这就是全部的道理。”
同时，萨克斯还为波兰ZF从西方国家ZF和国际机构那里获得资金援助而极力游说。伯格回忆道，利用他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电话卡，波兰财政部部长巴尔采罗维奇就可以给时任IMF总裁米歇尔·康德苏打电话申请经济援助。
该计划最初导致的阵痛曾引发人们对萨克斯的指责，但此后人们对该计划的长期效益则很少存在质疑。阿斯伦德说:“除了由前苏联年轻的改革者组成的盖达尔团队外，前苏联国内几乎没有其他可以利用的专业知识。”因此，团队成员由在西方接受过培训的年轻的前苏联经济学家以及从西方聘用的经济学家组成，从西方聘用的经济学家包括伯格以及当时刚从哈佛毕业、现任IMF研究部研究员的安德鲁·华纳(Andrew Warner) 。
萨克斯说，“我们获得了当时最高级别的信任:拥有出入内阁大厦的长期通行证并在大厦内部为我们常驻莫斯科的工作人员预留了几间办公室。”伯格回忆道，当他在莫斯科机场下飞机后，很快通过移民局检查处，钻入一辆已经等候多时的豪华轿车内，“当时还有豪华轿车的专用车道。”不过，伯格说，空气中有一种奇怪的味道:“空气中有一种汽油的味道，他们告诉我，这是由于汽油存放在轿车的行李箱中所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油价暴跌，使前苏联的经济支柱产业—油气生产行业一度遭受重创。
该地区缺乏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实践。华纳说，萨克斯及其团队所做的绝大部分是阐释基本原理的“常识性的经济学”工作。“我们力争使每个月的信贷额增长幅度不超过25%，并开展了基本的预算改革。萨克斯在学术上坦诚相见，”华纳说:“总是尽力获得正确的数据并推动开展正确的分析。”
在俄罗斯遭受挫败
随着波兰的经济开始出现转机，它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引起了前苏联的关注。1990一1991年期间，萨克斯开始和当时的前苏联经济学家格里格利·叶维林斯基合作，设计民主化和经济改革计划，当时西方国家对前苏联在未来五年间的技术援助和经济资助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该计划名为“大交易”计划(Grand Bargain)。
1991年年底，萨克斯被正式任命为叶利钦的经济顾问。利普顿和现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Aslund)是他的主要助手。自身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大规模的资金支持，”七国集团将IMF的作用置于“有时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要求IMF基于符合该机构“正常标准”的政策原则向俄罗斯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当七国集团希望显示其对俄罗斯ZF的政治支持时，又要求IMF放宽这些标准。
奥德玲一斯密说，鉴于这种双重作用，“有时造成这样一种气氛，比如在1993年年底IMF感到即便因为未能坚持那些不力的政策而犯错，也不应中断向俄罗斯ZF提供贷款。1993年萨克斯继续向俄罗斯ZF提供咨。
不过，萨克斯及其团队成员在俄罗斯并未像此前在波兰那样取得成功。在一篇名为《我在俄罗斯的工作》的长篇辩护性回忆录中，萨克斯认为结果之所以令人失望，其原因在于他的建议被俄罗斯团队在很大程度上不予理睬，同时被西方国家几乎全部不予理睬。尽管萨克斯有关消除物价控制的建议在1992年年初开始执行，但他有关紧缩货币供应和终止对企业补贴的建议则未得到采纳。因此，高通胀状况“在好几年时间内仍然有增无减，”使得改革背负骂名。
阿斯伦德说，萨克斯及其团队也“未能成功解除对能源价格和外贸的管制。”这意味着，“部分人可以用一美元买到石油，然后在国际市场上以100美元的价格转手卖出，因此这些人肯定没有改革的动机。”萨克斯有关大型自然资源企业应该继续由国家控制的建议也没有得到采纳;阿斯伦德说，相反，“该行业通过极度腐败的方式进行了私有化，导致政治寡头的产生。”
不过，阿斯伦德说，萨克斯及其团队在俄罗斯遭受失败的最大原因是，与萨克斯的建议背道而驰的是，“西方国家未对俄罗斯提供任何帮助。”七国集团(G7，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几乎未提供任何经济援助，相反却将责任全部推给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时任IMF俄罗斯监管部主任的约翰·奥德玲一斯密(John Odling-Smee)曾经写道:“它们询建议，但那年的状况“(在政策措施方面)比1992年甚至更为糟糕，”于是他和阿斯伦德在1994年1月公开宣布辞职。伯格说，在人们的眼中，俄罗斯成为了“一个非常另类的国家，即便用最为优秀的人才和最为卓越的理念来进行改革也会在此大碰其壁。”
资源诅咒
20世纪90年代中期，萨克斯将注意力转向研究为何世界上部分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的问题。他在玻利维亚和俄罗斯的工作经验是其中的一个激发因素。20世纪80年代，玻利维亚轻松战胜了恶性通胀状况，但其经济增长率仍然不高。萨克斯认为，这是由于玻利维亚“过度依赖于几个主要的商品出口，”以及“从地理位置上讲是一个安第斯山脉内陆国家，被高原和热带森林低洼地带所分开。”
表面上看，大宗商品出口似乎可表明一国的资源非常丰富。然而萨克斯和华纳指出，实证研究证明，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产生这种倾向，即“资源丰富往往滋生惰性。”法国哲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曾在1576年写道:“那些土地肥沃国家的人们往往过于娇气、懒惰和懦弱，”相比之下，那些生活在荒芜国土上的人们则表现得更为“稳健、勤奋和执着。”
萨克斯和华纳指出，一些历史经验似乎证实了博丹的看法。17世纪，荷兰超过了黄金资源丰富的西班牙。19世纪和20世纪，资源贫乏的瑞士和日本突飞猛进，超过了俄罗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部分亚洲国家，如韩国和新加坡同样发展迅速，超过了资源丰富的非洲和拉美国家。
萨克斯和华纳通过开展世界范围内的对比研究，验证了资源票赋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他们的统计分析证实，“在经济增长方面，资源贫乏的经济体往往大大超过资源丰富的经济体。”
遏制贫困
在过去十多年间，萨克斯一直关注非洲地区以及如何遏制该地区的贫困状况。在“2000年欢乐”免除债务的宣传活动中，萨克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功地说服债权国免除了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债务。萨克斯和波诺向债权国的总统和首相(总理)以及教皇保罗二世进行游说，并取得了成功。1999年，八国集团(G8)(G7加上俄罗斯)承诺在2000年年底前免除发展中国家1000亿美元的债务。波诺对萨克斯充满钦佩之情地写道:“当他付诸行动时，他更像一个来自哈莱姆地区的传道士，而非来自波士顿的书呆子。”
2002年，萨克斯在哈佛大学担任教授20多年后离开哈佛，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在此，他发起了他个人迄今为止最为雄心勃勃的一个项目:千禧村项目。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萨克斯希望帮助非洲农村地区在2015年前实现全球改善人类发展状况的目标—千年发展目标。该项目为非洲10个国家共15个乡村提供大规模援助，帮助他们对抗贫困和疾病。这些乡村收到的援助包括高产粮食种子、肥料、饮用水井、建立学校和诊所的建材、经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和抗逆转录药品等。
项目的初期回报已经显现。千禧村的大部分人类发展指标已得到改善。也许，没有萨克斯发起的项目的支持，这些指标也可能得到改善。因此，人们对该项目是否发挥了决定性影响(通过对项目村与非项目村的成果进行对比)的说法仍有很大的争议。
回归美国?
1972年，还是高中生的萨克斯在去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途中，给他的女友邮寄了一张白宫明信片，并在背面写下“终于到家了”。在经过30年关注于世界各地的问题之后，萨克斯重新将目光转向美国本身存在的各种问题。他最新出版了一本名为《文明的代价:重新唤醒美国人的美德和繁荣》( 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Reawakening American Virtue and Prosperity)的书。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道:萨克斯“就如同一位环球旅行家，回到故乡才发现他的国家比当初记忆之中的国度还要糟糕得多。”萨克斯所悲叹的美国问题有:缺乏就业岗位、基础设施日渐老化、教育水平不断下降、不公平现象不断增多、医疗卫生成本大幅攀升及各大企业露骨的欺诈行为。
尽管有以上一大堆的抱怨，萨克斯对美国的发展仍一直持乐观态度。“如果波兰能够成功地从前中央计划体制过渡到资本主义，”他说:“毫无疑问，美国也能成功地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一种更好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
另外，为了帮助大家顺便学习一下英文，大鱼还帮助大家找到了这篇人物访谈的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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