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经济看中国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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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大经济论坛
至少从现在看来，本次金融危机存在被夸大的倾向。尽管这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范围最广的经济衰退，但产生的负面冲击比大萧条缓和得多。大萧条时代美国的失业率曾高达25.3%，而近期公布的美国失业率才8.3%。大萧条带给人类三笔丰厚却深省的遗产：一是凯恩斯经济学；二是经济民族主义；三是极端集权主义（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和极右的纳粹）。
布尔什维克和纳粹已经卷入历史的尘埃，只剩下学术研究的价值。经济民族主义则是经济衰退的附属品，每当经济衰退之时，加大出口抑制进口似乎是合理的抉择。但在世界分工贸易体系已经成熟的今天，经济民族主义的盛行只会进一步恶化世界经济，本次危机中各国已经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贸易保护主义虽略有抬头，但并无大碍。自从19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很好的解释滞胀，再加上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的猛力冲击，从而告别了宏观经济学的神坛位置。虽然对本次危机的成因众说纷纭，但都一致承认：过于放纵的新自由主义导致了金融监管的缺失。美国人开始清算曾经令他们无限钦敬的格林斯潘，索罗斯甚至把金融危机归咎于二十多年前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改革。
新自由主义走下了神坛和政坛，凯恩斯主义重新回归主流。各国财政部开始大规模发债，央行加快开动印钞机。尽管从哲学层面来说，经济衰退可能是有利于经济良性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深入调整，但诚如凯恩斯所言“长期内，我们都死了”，各国的政治家和民众都不能容忍这场痛苦的调整，所以大家都选择了凯恩斯70年前开出的药方——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扩大总需求——进而提高总产出。
如果说美国在借鉴1930年代罗斯福政府的经验，那么中国则在借鉴1998年朱镕基政府的经验。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惊人的相似，都是外需骤然萎缩之后对中国经济形成强烈的负面冲击，但是影响却大得多。为什么？1997年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出口/GDP）为19.2%，2008年我国出口依存度为32.5%。出口对于我国而言是一个不稳定的增长引擎——经济高涨的时候，出口增速比GDP快得多；经济衰退的时候，出口增速比GDP慢得多，甚至是负增长。自2008年11月份以来，我国的外需引擎突然熄火，进入到痛苦的负增长区间。
外需熄火了，经济增速明显慢了下来。怎么办，只有用刺激内需的办法来弥补外需离场之后的漏洞。在内需中，消费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变量，很难短期内突然高涨起来，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政府主导的投资。1998年政府投资选择了基础设施，2009年政府投资也选择了基础设施。相对上次的扩张财政政策，本次财政政策存在着投资效率递减的态势，十年前的高速公路是稀缺品，现在的高速公路是普通品。财政政策的效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项目是否必须；二是项目的工程质量如何。当前来看，投资边际效率下降了，投资质量也不能保证。
凯恩斯本人和汉森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都不寄希望，因为危机时期产能大量过剩，货币扩张带来的利率下降并不能刺激私人投资，所以凯恩斯主义应对危机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中国一季度的天量信贷可以说是一个笑话，大量的流动性进入虚拟经济，股市和楼市在流动性推动下似乎又开始进入一轮高涨。实体经济的衰退伴随着虚拟经济的走强，也许很多年以后这个案例会进入经济学教科书——所谓的“中国奇迹”。
美国财长来中国借钱，有人说中国经济被美国挟持了。其实无所谓谁被谁挟持，只能说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把中美两个国家紧紧捆绑在一起。中国借钱给美国，帮助美国经济复苏，美国经济复苏之后再来拉动中国的外需。但是这只是权宜之计，奥巴马想成为第二个罗斯福，中国想在稳定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实现强国梦，各取所需，一拍即合。但是美国的贸易赤字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就像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无法保值一样，如果美国贸易赤字继续积累，一旦贸易顺差国对美国信心崩溃，美元丧失霸主地位，境外流动的美元回流美国，那么将是美元的坠落和世界经济的坠落——将是一次比现在严重得多的危机。
下一次危机可以避免吗？可以，通过中国和美国调整各自的经济结构来保障世界经济的稳定，通过长期的结构调整实现自身的贸易平衡。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加大内需在经济中的比重，由于中国目前还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投资还将保持较大的比重，所以扩大内需的核心涵义是扩大消费。1997年中国消费占GDP比重为40%，2008年下降到36%，这和观察家们所言“新增财富更多往政府集中”是一致的。
是什么导致中国的消费如此之低？主要是三个因素：一是储蓄用于投资；二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导致居民预防动机增强，不敢放心消费；三是畸高的房价需要居民存钱买房，挤压了其他的消费。这三个因素中，第一个是良性因素，不应该受到指责；第二个是历史遗留因素，可以抱着理解的态度等待政府解决；第三个是极其恶劣的因素，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大毒瘤，而政府的调控不力和纵容也应该承担责任。
中国的外贸战略有其历史背景，如今资本在中国已经不是稀缺资源，出口外向型经济战略可以到了退出的时机，可以完美谢幕了。现在中国应该考虑如何把外贸获得的资源利用在内需上。建立社保体系是长远之计，现在政府已经有所作为。稳定房价似乎遥遥无期，老百姓越希望房价降一点，房价就能再翻一番，当政府（或者说政府官僚）已经和房产商捆绑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能寄太多的希望。能不能有人出来破局，我们也不能期望，只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有效的民众利益诉求机制，那么民众将是改革成本的最大承担者。
如果我们对社保体系不抱过高希望，对房价根本不抱希望，那么有什么办法能真正提振内需？那就是通过产业结构的重新布局，在中西部落后的地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加工业，这从经济、国防来看都是有利无弊的，但中西部除了劳动力便宜，除了经常爆出矿难丑闻的煤炭资源，还有没有真正能吸引资金和项目的优势？中央可以通过财政免税和信贷支持入手。财政免税就是对好的项目实行阶段性的减税和免税。信贷支持就是发展正规的小额信贷。目前民间中小企业根本拿不到大银行的贷款，只能到地下钱庄借，当前民间资金贷款利率约为30%左右，如果恢复到18%的均衡水平，那么对民间投资的拉动作用还是很大的。
产业结构的调整往往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退出来了，但还没来得及转移到中西部，往往会带来经济的衰退。对这种可能的衰退要有心理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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