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反资本主义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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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善人类物质生活，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相对于人口的增加，加速地累积资本。每个工人得以利用的投资额愈大，则生产与消费的财货也就愈多愈精。这就是资本主义（也即是被人咒骂的利润制度）日新月异的成就。可是，今天大多数的ZF和政党，包括当代马克思们，反而急于想毁坏这个制度。

他们为什么要厌恶资本主义呢？他们在生活方面正享受现代资本主义的成果，但同时却把羡慕的眼光投射到过去的「黄金时代」和现在的苏俄，为什么？

二

在市场制度之下，有的人深感不平。对于这种人，我可提出一个忠告：如果你想发财，那么，就得想法拿出价廉而又为人所喜欢的东西来满足大众，例如，调制一种比可口可乐更好的饮料。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你有权向每个百万富翁挑战。在一个未经ZF干扰的市场当中，如果你不能够胜过巧克力大王、电影明星、拳赛选手，那就是你自己不行。

但是，如果你宁可吟风弄月或研究哲学以求快意，而不屑于去开服装店或做个拳击专家而致富，这是你的自由。这样，你所能够赚得的钱，当然不能像那些为大众服务的人所赚得的钱一样多。


因为这是市场民主经济的法则。在市场的民主经济中，谁能够满足多数人，谁就可以赢得多数的选票—金元。所以就赚钱这件事讲，电影明星当然胜过哲学家，可口可乐的制造者当然胜过交响乐的作曲家。

我们必须认清，社会提供奖品让大家都有竞争的机会，这是一个社会制度。但在这个竞争奖品的制度下，许多人因天赋的障碍，妨害了他的成功。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病夫，有的人到了后半生就能力减退。这都不是竞奖制度所能改变的。生理上的装备，严格地限制了一个人所能工作的范围。有能力可以自由思想的人与不能自由思想的人，其差别是无法计量的。

三

现在我们试看人们为什么厌恶资本主义。

在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里面，倒霉的人可以把环境归咎于命运。他之所以为奴隶，是因为有一种决定一切的超人力量，指派了他的阶级。他自己无可如何，因而他没有理由要以身世卑贱为可耻。他的妻子也不能指责他，如果他的妻子真的问他：「你为什么不是一个公爵呢？你若是公爵，我就是公爵夫人了。」他一定会答覆：「假如我一生下来就是公爵的儿子，我也不会和你这个奴隶的女儿结婚，而要做另一个公爵小姐的丈夫了。你不能做公爵夫人，完全是你自己的过错；你为什么不好好地选择你的父母呢？」

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事情就全然不同了。每个人的生活地位都靠自己来决定。凡是有野心而未完全实现的人，都会很清楚的知道是他自己错过了若干机会，或是由于不合时宜而被冷落。如果他的妻子埋怨他：「你为什么只赚八十元的周薪呢？假若你像同事张三那么能干的话，你应该升为经理，而我也可以过较好的生活。」这时，他就会觉得不如人而感到惭愧。

大多数人批评资本主义太冷酷，这是由于在资本主义之下，每个人按照他给别人的贡献而取得报酬。这个原则的权威，对于个人的缺陷毫无宽容。


每个人都知道，在他自己失败了的地方，有的人成功了。每个人也都知道，在他所艳羡的人当中，有些原来与他立于同等地位，由于努力而爬起来的。他想起这些，自然心有不甘；更糟的是，他还知道别人也清楚这些事情，于是他更觉难过。从妻子儿女的眼光中，他领会到一种无言的责难：「为什么你不能更能干一点呢？」他经常看到大家都恭维那些成功的人，而以冷眼或怜惜的态度对他。

资本主义使每个人有发展的机会，但是，成功的只有少数。这一事实，使得许多人感觉不快。就大多数讲，一个人努力的收获，无论它是什么，若与他的野心所希望的相比较，总是微乎其微。另一方面，他又经常看到别人成功的地方，正是自己失败的地方。由于下意识里自卑感的滋长，于是对于那些胜过他的人，他就心怀憎恨了。此所以走江湖的人嫉妒有恒业的人；工厂里的工人嫉妒领班；公司管理员嫉妒副经理；副经理嫉妒总经理；拥有三万元的人嫉妒百万富翁……每个人自我信赖心与道德平衡，无形中都被另外的少数人伤害了。那些少数人，是以事业的成功来炫耀他们的能力强、才干高。

德国有一大群著作家，对于「西方」启蒙运动的若干观念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自由放任等哲学，以及来自这些思想的若干政策，一概採取强烈的反对态度。这一群著作家，是由摩梭尔（Justus Moser）领导的。新的学说当中，最使摩梭尔愤怒的，是主张文武官吏的升迁，须以个人的功绩与能力为标准，而不依据在职者的门面、血统、年龄和服务的时间。摩梭尔以为，在一个「成功专靠个人功绩」的社会中，有许多人是很难堪的。


因为人性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把自己估价过高。如果一个人的身份高低，不是决定于他自己的天生才干，而是被另外的一些因素决定，那么，那些停留在低级地位而爬不上去的人们，就可甘心忍受，而也无损于他们的自信与自尊。但如果专靠功绩来决定的话，情形就不同了。失败的人就会自觉羞辱，由自觉羞辱而生怨恨，对於所有胜过他的人都怀怨恨。

以价格与市场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以个人的作为决定他的成败。这种功绩原则，因为摩梭尔的偏见所反对，但他对于那些从市场制度中失败下来的人所作的心理观察，确是很对的。

为著自安自慰并为自己辩护，这样失败的人总要找一个替罪的羔羊。他要使自己相信，失败的原因不在自己。他觉得，他的聪明才智与努力至少不会比那些成功的人差。不幸，这个万恶的社会制度不奖励最可敬佩的人，而是把光荣给那些非法横行的恶棍、骗子、剥削者、鲁莽汉。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的诚实。他不屑于采用卑鄙污浊的手段，而那些手段正是成功者所赖以成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富而不仁，一是仁而不富。他，他自己，谢谢上帝，作了正确的选择，没有走上富而不仁的途径！

这就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为自己的失败找寻替罪羔羊的心理状态。其实，资本主义社会是按照各人对于大家福利的贡献而分别待遇的，因此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在这种社会里，凡是野心没有充分满足的人，总不免心怀愤慨，因而对于那些比较成功的人也就怨恨了。于是，愚蠢一点的，就以恶言恶语任意诽谤，发洩肚皮里的怨气。有点修养而惯于矫饰的，则把他们的怨气升华为一种哲学——反资本主义的哲学。他们想以这种哲学来抑制自己内心深处一种听不见的声音，那个声音，时时刻刻在告诉他们：失败，完全是自己的过失。他们那么狂热地为反资本主义的立场而辩护，正是由於他们的意识界正在进行自我交战。

生活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会里面，野心受了挫折而感受到的苦痛，是不同寻常的。其所以如此，并不是由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一事实，而是由于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才智的差异、意志力的强弱、勤勉程度的不同，都会毫无掩盖地暴露出来。由于这种无情的暴露，那些受了挫折而又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就得为他的心灵找个避难所，於是形成了一些空想，想出一个「完善的」世界来。在那个「完善的」世界里，大家所接受的待遇，是以各人的所谓「真实价值」为标准。

四

在通常情形下，一般平民没有机会和那些比他更成功的人经常在一起。平民总是在平民圈子内打转，他不会从社交中遇到他职务上的头儿。他不会从亲身的经验中，看出一个企业家或一个管理员有何不同的才能可以为消费者服务而获致成功。因此，他所嫉妒和愤恨的，不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而是模模糊糊的一些抽象的东西，像「管理」、「资本」、「华尔街」等等。怨恨这些抽象的东西，与怨恨一个天天见面的人，在感情上是不一样的，前一场合不会像后一场合那么激烈。

另外有些人，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或家庭亲戚关系，经常要与那些比他们更有成就的人亲身接触；而后者的成就，照前者想来，应该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因此，这般人的怨恨，就不像一般平民那样以抽象的东西为对象，而是以他们日常接触的人为对象。所以他们的感情更为激切。他们咒骂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把他们应该享有的地位给了别人。

这就是普通称为知识分子的情形。我们以医生为例来讲吧。每个医生从日常工作与经验中都已认知这个事实，即医界是一阶级社会，所有的分等都是以功绩为标准。那些技术造诣比他好而地位比他高的人，大都是他当年在医科学校的同班同学，他们曾经同他在一块做过住院医生，他们曾经同他一起出席过医生协会。他经常在病人床边碰到他们，也经常在社交场合碰到他们。他们当中有些是他的朋友，有些是他的亲戚。他们都对他很客气，也把他当作同僚来称呼。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则高高在他之上，而收入也比他的多得多。他们胜过他而属于另一个阶层了。当他这样一想的时候，他就感到羞辱。但是他又必须随时随地提防自己，以免这份怨愤和嫉妒的情感被人窥出，更使人瞧他不起。他必须掩盖这份情感，另找一个替代的目标来发洩怨气。于是社会经济制度就成了他攻击的对象了：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其实，就他的能力、他的才智、他的努力与造诣来讲，这个不公平的制度，已经给他应得的报酬了。

同样地，在律师与教员、艺术家与演员、作家与记者、建筑师与科学家、工程师与药剂师当中，也有许多人有这种心理状态。他们眼看着以前的同事、同学和亲密朋友腾达起来，也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同时，由于同行同事等等关系应有的情谊遮盖住嫉妒的实情，更加深了他们内心的愤懣。

在某些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就体现在那些熟人的身上。那些人的成功是他所憎恶的，他们把自己的委屈都归咎于那些人。那些人既是资本主义的化身，所以资本主义也为他们所厌恶。要了解知识分子为什么都对资本主义大肆攻击，我们必须认清这一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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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主义 米塞斯 Rational Rationa 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 黄金时代 马克思 想发财

这就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为自己的失败找寻替罪羔羊的心理状态。其实，资本主义社会是按照各人对于大家福利的贡献而分别待遇的，因此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在这种社会里，凡是野心没有充分满足的人，总不免心怀愤慨，因而对于那些比较成功的人也就怨恨了。于是，愚蠢一点的，就以恶言恶语任意诽谤，发洩肚皮里的怨气。有点修养而惯于矫饰的，则把他们的怨气升华为一种哲学——反资本主义的哲学。他们想以这种哲学来抑制自己内心深处一种听不见的声音，那个声音，时时刻刻在告诉他们：失败，完全是自己的过失。他们那么狂热地为反资本主义的立场而辩护，正是由於他们的意识界正在进行自我交战。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 ... amp;from^^uid=1123236

洞若观火的米塞斯！

五

經濟學，作爲一個新的知識部門而出現，是人類史上若干了不起的大事之一。由於它爲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開闢了發展的途徑，一切人事在短短幾個世代當中所發生的變化，比已往一萬年所曾經發生的變化還要大。資本主義的思想方法與行爲方法，對於人們的福利有驚人的貢獻，住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時時刻刻享受其惠。

最奇怪的事，就是資本主義帶給人世間的空前變化，竟是得力於極少數著作家的教導和極少數政治家對於這種教導之接受。至於一般熙熙攘攘的眾人，乃至工商界大多數的人，都不能了解放任主義的精髓，儘管工商界的人在事實上是推行放任主義。市場經濟功能，即在自由貿易的全盛時期，也只有極少數人完全了解。西方文明之進入資本主義，完全由於少數傑出人士的導引。

經濟學，一方面與自然科學、技術知識不同，另一方面也與歷史學、法律學不一樣。其間的差異程度，使得初學經濟學的人覺得它特別生疏討厭。經常在實驗室、檔案室、圖書館內做研究工作的人，對於經濟學所特有的啟發性抱持懷疑態度。經濟學在知識方面的特點，自一般固陋而狂熱的實證論者看來，又似乎荒謬不經。經濟學應該是甚麼，人們已有了成見；他們想從一本經濟學書籍中找到合乎他們成見的知識，即是說，他們是以物理或生物學的邏輯結構來假想經濟學。結果，他們迷惘了。於是，對於那些需要特別用心去分析的問題，他們也不認真地把握了。

因爲如此，所以人們把經濟方面的一切改進，都歸功於自然科學與技術知識的進步。自他們看來，在人類歷史行程中，實驗的自然科學有其自動進步的趨勢，因而科學在技術方面的應用也就日益進步。這個趨勢是不可抵抗的，是人類命運註定的。無論政治與經濟是怎樣的形態，這一趨勢總會在社會裏發生有力的作用。自他們看來，最近兩百年來技術方面空前的進步，並不是這個時期的經濟政策所促成，換書之，這些進步不是古典的自由主義、自由貿易、放任政策與資本主義的成果，在任何其他的經濟制度下，一樣地也會有這些進步。

馬克斯主義之受人讚賞，沒有別的原因，只是因爲他的主義採納了這種流行的見解，同時把這種見解籠罩在一種僞哲學的紗幕內，因而既可使黑格爾唯心主義者滿意，也可使淺薄的唯物論者心服。在馬克斯的詭論中，「物質的生產力」是一種超人的東西，獨立於人們的意志與行爲以外。它遵循它自己的發展途徑，而這個途徑是被一些莫名其妙而又莫可如何的法則所支配。物質生產力神秘地在變動，而其變動逼得人類要調整社會組織以求適應，因爲物質生產力不能讓社會組織束縛住。歷史的主要內容，就是物質生產力從社會束縛中力求解脫的奮鬥史。

照馬克斯的說法，過去物質生產力體現在手動的工具；那時人事關係就照封建制度來安排。後來，玄妙的法則使物質生產力從手動的工具進化到蒸汽機的時候，資本主義就代替了封建制度。此後，物質生產力再向前發展，必然地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革命，誰也阻擋不住。歷史進化的潮流是不能逆堵的。

所謂左派的若干政黨，其觀念，有許多方面彼此不同，但他們在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他們都把物質方面的進步看作是自動的。美國工會的會員，把他的高度生活水準視爲當然。他以爲他應該享受前代最富的人以及當代的非美國人所得不到的享受；這是命運註定了的。他不知道，大規模工商業的個人主義對於他說的「美國的生活方式」之形成是有很大助力的。在他的心目中，經理部門是代表剝削者。他以爲，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他的勞動「生產力」之繼續增加，是個不可抑制的必然趨勢；既然如此，生產成果的增加當然要屬於他。在他的功績觀念中，資本主義時代工業產品的增加，應由參加的工人分得，而這分得量是繼續增加的。

其實，所謂勞動生產力的增加，是由於使用了較好的工具與較好的機器。在現代工廠裏面，一百個工人在每個單位時間內的生產量，比較手工業時代工作坊裏一百個工人所生產的增加了好幾倍。這種進步並不是由於工人方面的技巧、才幹或勤勉的增高。事實上，中古手藝工人所需要的熟練程度，遠比現代工業許多部門的工人所需要的要高得多。其所以如此，是因爲現代工業使用了效率更高的工具與機器，而這些工具與機器的發明與製造，則由於資本的累積與投資的增加。

「資本主義」、「資本」、「資本家」這些名詞，馬克斯都給以誣衊的含義。今天，還有許多人——包括美國ZF宣傳機構的若干人員在內——也同樣地以那種含義來使用這些名詞。但是，最近兩百年以來，人口不斷地增加且一般生活水準又空前提高，這種驚人成績的造就，有其主要因素；而這主要因素，就由這些名詞表達出來。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的工業水準，與以前的生產水準，以及與今天工業落後地區的生產水準之不同，就在於資本供給量的懸殊。如果資本不藉儲蓄而大量累積的話，技術的進步也沒有用處。

儲蓄，資本累積，一步一步地把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推進到現代化的工業生活。這種進化得力於甚麼？得力於生產手段私有制的確立。只有在這個制度下，資本累積才成爲可能，因爲它給資本累積以安全的保障。走向富庶的每一個步驟，都是由儲蓄推進的。如果不藉儲蓄來增加資本財，技術上縱有巧妙的發明，實際上也無用處。

由於有儲蓄才會有資本財，於是企業家就得以使用資本財來滿足消費者尚未滿足的最迫切的經濟慾望。同時，技術家在生產技術方面力求改進。在經濟進程中，他們也是要角。這三種人——儲蓄者、企業家、技術家——是經濟進程中的先驅。其餘的人因先驅者的活動而受惠。他們儘管也各有工作，但其工作對於經濟進程中變化的發生，並無任何直接的貢獻，他們只分受其惠而已。

以上這些事實，都被一般人所接受的大眾「哲學」所誤解了。像某甲所想像的，現代工業之所以日新月異，是由於一種叫做「進步」的神秘因素。至於資本累積、企業精神與技術精巧，對於自然發生的進步，毫無幫助。把某甲的這種神秘觀念，用之於勞動生產力的增高，那就是，勞動生產力的增高是自然發生的；不幸得很，在這罪惡的世界，有人對人的剝削。像《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資本家掠奪生產力的成果，而留給勞工——一切好東西的創造者——的，不過是「維持他們生命與延續後代所必要的」。因此，「現代的勞工不能隨工業的進步而撞頭，反而日陷於水深火熱……他一天比一天貧窮，同時貧民羣的擴大，比人口與財富的增加來得快。」把資本主義的工業描寫成這樣的作者，在大學內被推崇爲偉大的哲學家與人類的救星，而其教條被千千萬萬的人奉爲聖旨。可是，這千千萬萬人的家裏，都有收音機與電視機的設備！

教授們、「勞工」領袖們、政客們都在說，最厲害的剝削是大規模的工業造成的。他們沒有看到，大工業的特點在於大量生產，而大量生產爲的是滿足大眾的需要。在資本主義下，工人們本身，直接或間接是一切工業產品的主要消費者。

在資本主義初期，工業的新奇產品，在出現以後總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被大眾享受。大約在六十年以前，達德（Gabriel Tarde）講得很對。他說，工業界的新奇產品，在成爲每個人的必需品以前，只供少數人的享樂；但是，這些起初被視爲奢侈品的東西，後來都成爲大家的日常必需品了。這種說法，也可適用於汽車的發明與其大眾化的時間過程。但是，目前大工業的大規模生產，已經把這個時間過程大大地縮短，縮短得幾乎沒有時間距離了。現代工業的新產品只有大規模生產才有利可圖，因此，新的產品一經出現，馬上就可給大眾享受。例如，電視、尼龍襪、或罐頭的嬰孩食品，從出現到大眾享受，在美國看不出有時間的距離。事實上，大規模的工業使大家的消費與享樂都趨向於標準化。

在市場經濟中，沒有人是因爲某些人的富裕而陷入貧困。某些人富有，決不會造成另一些人的貧困。相反地，使得某些人富有的那種過程，也就是其他許多人的慾望得以滿足的過程。企業家、資本家、技術家的發財，靠的是以最好的方法爲一般消費者服務。

六

六十多年前，威廉·哈科耳特（Sir William Harcourt）曾經講過：「我們現在都是社會主義者。」這句話聽起來也許叫人驚奇。但是，今天的政府、政黨、教員、作家、好戰的無神論者與基督教的神學家，幾乎一致地從情感上厭惡市場經濟而稱讚國家萬能的「好處」。這一代的青年，是在這一種沉醉於社會主義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社會主義的意理，其影響可從輿論方面看出。人們爲甚麼要參加社會主義的政黨或共產黨？與論的解釋，幾乎毫無例外地這樣講：當然啊，沒有錢的人是贊成急進改革的，例如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只有富人纔有理由要維持市場經濟。這種說法就是承認了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觀念，認爲大眾的經濟利益受了資本主義的害，資本主義只是爲剝削者謀利益的，要改善眾人的經濟生活，就得實行社會主義。

然而，人們之要求社會主義，並不是因爲他們「知道」社會主義會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厭惡資本主義，也不是因爲他們「知道」資本主義會傷害他們的利益。他們之成爲社會主義者，是因爲他們「相信」社會主義將會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厭惡資本主義，是因爲他們「相信」資本主義會損害了他們。他們盲目地在妬與恨的驅使下成了社會主義者。他們決不研究經濟學；經濟學家對於社會主義體無完膚的批評，他們是不理睬的。因爲在他們的心目中，經濟學的抽象理論簡直是無稽之談。他們自以爲只信任經驗。可是，經驗中有些不容否認的事實，他們也以同樣頑強的態度不予承認。例如一般人的生活水準，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就比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天國」不知要高出若干倍。

談到經濟落後國家的人民，他們也同樣地拿出那個錯誤的推理。他們以爲，那些國家的人民，正因爲窮困，「當然」要同情共產主義。很明顯地，貧窮的國家是想解除貧窮，改善人民生活。爲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所採取的經濟制度，應該是最足以保證達成這個目的的制度；資本主義就是這種制度，他們應該決定採用它。但是，他們竟受反資本主義的觀念欺騙，而傾向於共產主義。這些東方國家的政治領袖們，一方面羨慕西方國家的富庶，另一方面又不採用西方國家致富的方法，而沉迷於俄國的共產主義；俄國共產主義正是造成俄國及其附庸國貧困的原因。這真是一個矛盾現象。更矛盾的，是美國人。正在享受資本主義成果的美國人，也要頌揚蘇維埃制度，並且以爲亞非的貧窮國家「當然」要傾向共產主義，反對資本主義。

是不是每個人都應該把經濟學認貭地研究一下？這是一個不能獲得一致答案的問題。但是，有一點是很確定的：一個人如果沒有充分地研讀經濟學，而居然以言論或寫作對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公開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意見，那簡直是不負責任的胡說八道。

在米塞斯看来，封建社会是阶级社会，资本主义是机会社会。

七

資本主義爲許多人提供機會，使他們的創造才能得以自由展現出來。階級社會是要每個人循規蹈矩，不容許違背傳統的行爲軌範。資本主義鼓勵人們革新：利潤就是一種獎金，獎給那些放棄成規而獲致成功的人；損失就是一種罰款，懲罰那些墨守成規，不求改革的懶漢。在資本主義下，每個人都可自由採取比別人更好的方法來做事。

然而，這種個人自由也是有限制的。它是市場民主的結果，所以它要靠消費羣對於個人成就的欣賞。在市場上能否獲利，不是看你做得好不好，而是要看有沒有足夠的消費者承認你做得好。如果一般買主都不能欣賞你的產品，即令產品特別優良，所有精神的與物質的成本都白丟了。

資本主義這個制度，就是一個爲滿足大家需要而大量生產的制度。它是造福於一般大眾的。它把平均的生活水準提高到前所夢想不到的高度。它使成千成萬的人能夠得到一二百年以前極少數人的享受。

顯著的事例，就是各種各類的作品已有其廣泛的市場。作品——就其最廣泛的意義來講——是今天千千萬萬的人所需要的一種貨物。他們看報、看雜誌、讀書，他們收聽廣播，他們擠進劇場。那些滿足大眾慾望的作家、導演和演員們，賺得大量的金錢。在分工的社會結構裏面，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再分工，即有了作家這一行業，他們靠寫作爲生。這些作家們在市場上出賣他們的勞務或作品，正同其他所有的專業者出賣勞務或產品一樣。他們正是以作家的資格結合在合作而分工的市場社會中。

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寫作是一種無報酬的工作。鐵匠鞋匠能夠謀生，著作家不能。寫作不是職業，只是某些人的一種愛好。只是國王、貴族、政治家、及富有資產者的高尚工作。此外，如主教、僧侶、大學教授、軍官們在閒暇的時候纔能寫作。一文莫名的人，如果迫於強烈的情感而要從事寫作的話，必須首先以其他方法謀得生活之資。史賓諾莎（Spinoza）磨過鏡子，穆勒父子（James Mill與J.S. Mill）二人都在東印度公司的倫敦辦事處工作過。但是大多數貧窮的著作家，都靠有錢的朋友們慷慨幫助以爲生。國王們也常常搶著來保護詩人與作家。許多宮廷成了著作家的收容所。

歷史的事實是這樣：這種保護制度會給著作家以充分表達的自由。當時的保護者並不把自己的哲學、自己的倫理觀念、自己的好尚，強迫被保護者接收。教會要加害於作家的時候，他們也常常熱心地出來庇護。在這一風向之下，一個作家如果被某一宮廷或某數個宮廷驅逐，他也可能找到一個敵對的宮廷作他的避難所。

但是，長期地優游於宮廷倖臣之間，靠君主的眷顧而生活的哲學家、歷史家和詩人們，其想像力不會有很好的啟迪性。所以從前的開明人士，對於經濟制度演進到作品也成爲市場商品的時候，特別表示歡迎。因爲這是把著作者從國王貴族的保護中解放出來。他們以爲，從此以後，知識階級的見解與判斷將是高於一切的。好一個錦繡前程，這是個多麼令人驚喜的希望啊！

但是，事實沒有想像的那麼美。

著作，不是在遵循舊說，而是要提倡異議。有些著作家只會重述大家所承認和大家所想聞知的東西，這種著作家並不重要。值得重視的是有革新精神的、提倡異議的、能夠說出前所未聞的事物的，以及反對傳統的標準，而以新的價值與觀念代替舊的價值與觀念的那些作家。這種作家，必然地是反權威、反ZF，而與其同時的多數人立於不妥協的反對地位。這樣的作家，其著作是大部分的人所不購買的。

不管你對於馬克斯與尼釆（Nietzsche）是怎樣的想法，但是沒有人能夠否認他們死後的聲勢曾經大得不可抵抗。可是他們生前如果沒有其他的收入而只靠版稅的話，他們一定早已餓死。提倡異議的作家，沒有希望在正常市場上賣出他的著作。

書籍市場上的大亨，是那些爲大眾寫小說的作家。如果說，那些購買者總是喜歡買壞書而不買好書，這也是錯誤的說法。其實，他們是缺乏鑑別力，有時他們也購買很好的書。出版的小說和劇本，固然大部分是不值一顧的，可是，每年有成千成萬的書籍出版，又焉得不如此呢？儘管如此，如果在這成千成萬的出版品當中，僅有千分之一的書籍比得上過去的偉大作品，那麼，我們這個時代仍不失爲著作燦爛的時代。

許多批評者，總喜歡把他們所說的作品墮落這一現象，歸咎於資本主義。其實，他們或者應該歸咎於自己沒有能力辨別糟粕與精華。他們的眼力比百年前的人更敏銳嗎？舉例來說，今天所有的文藝批評家都滿口讚賞史騰達爾（Stendhal），但史騰達爾在一八四二年去世的時候，只是一個沒沒無聞而被人誤解的人。

資本主義使得大家手頭寬裕，可以隨意購買書籍雜誌，但資本主義又不能夠教大眾鑑賞米栖那斯（Maecenas）或史肯那（Can Grande della Scala）的作品。普通人不能欣賞非普遍的書籍，並不是資本主義的過錯。

八

出版自由爲自由國家基本特徵之一。在正統的自由主義政治綱領中，是少不了出版自由的。彌爾敦的《論出版自由》（John Milton's Areopagitica, 1644）與穆勒的《論自由》（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 1859）這兩本古典書籍的理論，從來沒有人可以稍稍地撼動它。不受檢查的出版自由，是言論自由、著述自由的生命線。

出版自由只有在生產手段私有的社會裏面才可存在。在社會主義下，印刷機構與發行的便利都被ZF佔盡。誰可以有時間和機會從事寫作，怎樣的東西才可以印刷發行，都由ZF單獨決定。在這樣的社會裏面，根本談不上出版自由了。回想起來，沙皇時代的俄國比起現在的蘇俄，似乎還像一個有點出版自由的國家。納粹黨人之查禁書刊，大興文字獄，完全是遵行一個社會主義者喀貝特（Cabet）的設計[3]。

如果所有的國家都趨向社會主義，那麼，著作家的自由就會一步一步地歸於消滅；也即是說，凡是內容爲ZF或權力者所不喜歡的書籍與論文，就會一天一天地難於發表了。持異說的人們，雖不會像在蘇俄一樣，都被清算；他們所寫的書，也不會像在中世紀那樣，由宗教裁判下令焚毀；同時也不會遭受以前的檢查制度的扼殺。可是那些自稱爲「進步分子」的人們，可使用若干更有效的武器來扼殺出版自由，其中最具壓迫力的，就是他們聯合起來，以不合作的方式（boycutt）對付著作家、編輯人、出版家、書商、印刷廠、廣告商和讀者。

每個人對於他所不喜歡的書籍、雜誌和報紙，當然有不閱讀的自由；同時也有自由勸阻別人閱讀。但是，如果別人不受勸阻而依然愛護某些刊物和某些發行人，則以嚴重的威脅手段來報復，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許多國家裏面，報紙與雜誌的發行人常常受到工會不合作的威脅。他們避免公開地討論問題，而默默地屈服於工會領袖的命令之下。

那些所謂「工人的」領袖們，比往日的帝王們還要暴躁。對於他們是不能開玩笑的。因爲諷刺文學、正宗的諧劇與音樂諧劇都爲之貶值，而電影故事也變得索然無味。

在法國大革命以前，戲院裏可以自由演出波馬社（Beaumarchais）嘲笑貴族的劇本，也可演出莫札特（Mozart）所編的不朽的歌劇。在法國第二帝國的時候，歐芬巴哈（Offenbach）與哈言微（Halevy）的「基洛爾斯坦的大公妃」（Grandduchess of Gerolstein），把專制主義、軍國主義和宮廷生活諷刺得啼笑皆非。拿破崙第三和歐洲的其他君主，對於取笑他們的戲劇，都有雅量去欣賞。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舞臺監督張伯倫男爵（The Lord Chamberlain）並不阻止吉爾柏特（Gilbert）與薩力凡（Sullivan）的音樂諧劇上演。這些劇本都是諷刺英國ZF那一套神聖制度的。當舞臺上高聲朗誦嘲笑貴族院的臺詞時，許多貴族們都坐在包廂裏面心平氣和地靜聽。

我們這個時代，對於有權勢的人，已不能在舞臺上加以嘲笑了。就是對於所謂福利國家的工會、合作社、公營事業、赤字預算，以及一些其他特點，都不容人有不敬的表示。工會領袖與ZF官員是不可侵犯的。今天，遺留給諧劇的主題，盡是些下流輕薄的東西。

九

對於今天流行的意理只作表面觀察的人，不容易看出那些輿論造型者的偏執和一些箝制言論的陰謀。在流行的意理中，關於若干重要的問題，似乎是意見紛歧。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干涉主義者，以及他們黨派中的各派各系，相互間經常有激烈的鬥爭，而其鬥爭的激烈程度，竟使得大家忽視了他們之間有些完全一致的基本「獨格碼」（dogma）。另一方面，少數有獨立思想而敢於對那些獨格碼抱懷疑態度的人士，其意見的發表則受到許多限制而不能到達一般讀者的眼前。「進步分子」用以宣傳和說教的機構，龐大得驚人。他們利用這些機構，很成功地在思想界定下了一些戒律。這些自稱「非正統派」的人士，那種不寬容的固執作風，統制了今日的思想界。

這些「非正統派」人士所遵奉的獨格碼，其本身就是許多矛盾和雜亂的教條的混合體。而且那些教條所依據的幻想，早已被人駁倒，而那些人士卻又把它們加以竄改，形成一個綜合而折衷的大雜燴。在這個大雜燴當中，有烏托邦思想的殘餘，有「科學的」馬克斯主義的碎屑；還有德國歷史學派、英國費邊社、美國制度學派、法國工團主義者、技術統治主義者（Technocrat——他們主張根據技術家及工程師的調查報告來控制工業資源及改組社會體系。這般人的理論及其運動，盛行於一九三二年。——譯者附註）等等的思想在內。這就是把葛德文（Godwin）、卡萊爾（Carlyle）、拉斯金（Ruskin）、俾斯麥（Bismarck）、索利爾（Sorel）、范布侖（Veblen）和一羣名氣較小的這類人物的謬見，再拿來重遠一番。

貧窮，是由於不公平的社會制度而產生的。這個基本獨格碼爲一般人所一致信奉。他們認爲，人類的原始罪惡在於私有財產的建立。這一原罪使極樂園的幸福生活歸於毀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有剝削者的自私自利得以滿足，公正的大眾，註定要陷於窮困與墮落。要使得所有的人都過很好的生活，就需要國家的權力來抑制貪婪的剝削者。「營利的」目的，必須以「服務的」目的來代替。他們講，所幸萬惡的經濟剝削者擋不住改革運動。將來的日子一定是個計劃經濟時代，龐大的計劃由國家的中央機關來主持。到那時，所有的人都會富裕。本著這一理想，於是那些急於促進這種偉大改革的人們，就把自己叫做進步分子。因爲，他們自以爲是在爲實現一個既理想又合乎歷史進化法則的目標而努力。他們對於所有持反對意見的人，不僅不能聽取其意見，而且一概加上「反動分子」的罪名。

從這些獨格碼的觀點出發，於是「進步分子」就對若干政策表示擁護，而這些政策是他們認爲可以馬上減輕大眾困苦的。例如，他們提議：信用擴張、增加貨幣流通量、由ZF或工會強制規定最低工資率、統制物價和租金，以及其他的若干干涉政策。但是，經濟學家曾經解析過：像這一類的江湖方術，不會達到擁護者所希望的目的。相反地，採用這些方術，其後果將比以前的情形更壞。信用擴張，將歸結於經濟恐慌的再度到臨。通貨膨脹，使得一切貨物與勞務的價格突飛猛漲。把工資率勉強地提到自由市場所決定的水準以上，將引起大規模的長期失業。限價，將使被限價的貨物減縮它的供給量。這些法則，經濟學家曾經證明其爲顛撲不破。「進步的」冒牌經濟學者，並沒有人做過反駁的工夫。

「進步分子」對資本主義的攻擊，主要是把經濟恐慌的循環與大規模的失業都視作資本主義固有的特點。殊不知事實恰恰相反，這些現象之形成，正由於想改善大眾生活而對資本主義的妄加干涉。證明了這一事實，即可把「進步分子」的意理一筆勾消。可是「進步分子」決不會反駁經濟學家的這些指教，他們把這些指教遮蓋起來，不讓大家，尤其不讓知識分子及大學生去接觸它們，他們對於正確的經濟理論一概斥之爲邪說而嚴加禁閉。這些理論的闡發者都被他們指名辱罵，不讓學生們去閱讀這些人的作品。

照那些武斷的「進步分子」看來，社會上有兩組人經常在爲分配「國民所得」而爭執。有產階級，企業家與資本家（他們統稱之爲「經理」），在國民所得的分配中留給「勞方」（即工人與薪水階級）的，從不多於最低生活維持費。激烈分子，共產黨徒，主張褫奪經理們的一切。這種主張被那些痛恨經理們貪婪的勞工所接受，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勞動階級中大多數是和平分子，不贊成激烈主張。他們拒絕共產主義，不想把所謂「不勞而獲的」所得全部沒收。他們所嚮往的，是中庸之道的計劃經濟、福利國家、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在經理與勞工之間的爭執中。被認爲是超然的，於是，他們就處在仲裁者的地位。這般人——代表科學界的教授，以及文學界的作家——決不站在任何一方的極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他們都不袒護。他們採取溫和的立場，主張計劃經濟、福利國家、社會主義。凡是抑制經理們的貪慾，防止其濫用經濟權力的一切措施，他們一定支持。

在這種思想方法中所隱含的荒謬與矛盾，我們似可不必重新詳細解析。這裏，只要指出三個基本錯誤也就夠了：

第一，我們這個時代，意理方面的大衝突並不在於「國民所得」分配上的爭執，詳書之，並不是兩個對立的階級各爲本身爭取最大可能的分配而鬥爭。今天的問題，是在大家對於最好的社會經濟制度之選擇，不能一致同意。我們要問：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這兩個制度，那一個能夠保證生產力提高，因而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也即是問：基於個人經濟計算而獲致的生產力的合理活動，在社會主義下能不能獲致？就這一點考慮，社會主義能不能代替資本主義？從社會主義者武斷的迷信來看，可知他們對於這些問題是堅決地拒絕檢討的。因爲他們深深地中了獨格碼的毒，所以他們有一個預定的結論：資本主義是萬惡中的最惡，而社會主義則是「善」的化身。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問題，是不容許分析的；誰想分析它，他就是大逆不道，就要遭受清算。現在的西方國家，雖然沒有像蘇俄這樣惡劣的情形，但這裏的社會主義者也一樣拒絕檢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問題。凡是作這種檢討的人，他們就橫加漫罵、誣衊，乃至聯合起來斷絕社交關係。

第二，在經濟意義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沒有甚麼不同。這兩個名詞所指稱的，是同一的社會經濟組織，也即是一切生產手段都受ZF支配的經濟組織。這一組織是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同的，在資本主義下，生產手段是受私人支配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兩個同義的名詞。馬克斯社會主義者奉之爲基本信條的文件叫做《共產黨宣言》；另一方面，共產主義俄羅斯帝國的正式名稱又叫做「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U.S.S.R.）」。由此可知，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基本上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今天，共產黨人與社會主義者之間所存在的敵對態度，與兩方政策的終極目的毫不相干。他們之間的不一致，主要是對於蘇俄獨裁者的征服慾有不同的看法；再者，他們對於實現生產手段公有化的步驟——經由憲法程序或以暴力顛覆ZF——抱不同的主張。他們之間的區別，如是而已。

經濟學者、政治家、官僚政客和其他人等所常說的「經濟計劃」、「福利國家」這類的名詞，在終極目的方面，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沒有甚麼差異。「經濟計劃」的意思，就是要以ZF的計劃代替私人的計劃。即是說，企業家與資本家不能自主地使用他們的資本，必須無條件地遵照一個中央計劃機構所頒發的命令而行事。這就是把生產手段的支配權，從企業家與資本家的手中轉到ZF方面去。

由此可知，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或福利國家看作與共產主義不同，以爲它們是較溫和的辦法，可用以解決社曾經濟問題，這是一個嚴重的大錯。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並不像某些人所相信的，是共產主義的預防劑。一個社會主義者，只要他不把本國的機密文件偷給蘇俄，不以暗殺手段對付反對者，那麼，他比共產黨人確實溫和得多。就這一點講，自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差別，但這點差別，並不影響他們政治的最後目的之一致性。

第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兩個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私人支配生產手段與ZF支配生產手段，是兩個矛盾觀念，而不只是相反的觀念。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沒有所謂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這樣的一個制度。那些誤信有中庸之道的人們，並不是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求一妥協，而是提出一個具有獨特形態的第三種制度。這個第三種制度，經濟學者叫做干涉主義制度，並不是把資本主義的某些特點與社會主義的某些特點結合起來，而是與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完全不同的東西。經濟學家斷言這種干涉主義不會達到它的主張者所預期的目的，只會引起更壞的後果。這種斷言，不僅是基於經濟學家自己的觀點，即從主張干涉主義者的觀點來看，也可以成立。作這種斷言的經濟學家，都不是極端分子，他們只是心平氣和地指出，干涉主義所不可避免的後果而已。

馬克斯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許多明確的干涉手段，他們的意思很明顯地並不是想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求一妥協，而是以這些政策開步走，走向共產主義前途（殊不知這同樣的政策，竟成爲今天的新政[New Deal]與公政[Fair Deal]的主要內容）。馬克斯與恩格斯並不以這些干涉政策爲足夠，而只是因爲這些干涉可以對社會舊秩序引發進一步的打擊，且爲走向生產方式徹底革命的過程中少不了的步驟。

所以，「進步分子」的社會經濟哲學，即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一道護身符。

十

有些人駡資本主義爲卑鄙的物質主義。他們對於資本主義之改善人類物質環境，不得不承認；但是，他們又說，資本主義使人類不再去追求高尚的目的了。它使人腦滿腸肥，而靈魂與心智卻爲之空虛；藝術水準一落千丈；偉大的詩人、畫家、彫刻家、建築家，再也不能產生了。我們這個時代只產生些流氓惡棍。

藝術品的鑑賞，完全是主觀的。某些人珍視的東西，常爲另一些人所輕視。一篇詩或一座建築，其藝術價值如何，沒有什麼尺碼可以衡量。對於沙脫爾（Chartre）的大教堂和費拉斯克慈（Velasquez）的繪畫特別欣賞的人，也許譏笑那些從未見過這些傑作的人是鄉下佬。在校的學生，當老師要他們讀《哈姆雷特》（Hamlet）的時候，也有人感覺頭痛。藝術品的欣賞，只有那些審美智慧特別高的人纔能興趣盎然。

附庸風雅的人，總是很多的。他們假裝有鑑賞力，對於古代的藝術品表示特別愛好，對於同時代的藝術家則毫不同情。虛偽地推崇古人，就是貶抑那些違背傳統法則而另創格局的新進。

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喀萊爾（Carlyle）、韋伯夫婦、蕭伯納（Bernard Shaw）等等也是如此——是爲英國自由、文明與繁榮掘墳墓的人。他歌頌戰爭與流血，對於他所不懂的政治學，則妄肆批評，固執地詆毀市場經濟，而一味迷戀已往的行會制度。他崇拜古代的藝術家，但對於現代大藝術家喜斯勒（Whistler）的作品，則用卑鄙的詞句來侮辱，以致被告到法庭而以誹謗定罪。資本主義不僅是個壞的經濟制度，簡直是以醜惡代替美好、以渺小代替偉大、以垃圾代替藝術。這種偏見的普偏化，是得力於拉斯金所寫的那些東西。

藝術作品的欣賞，本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因此，關於資本主義下藝術低劣的謬見，我們不可能用實證的方法或邏輯的推理來駁斥。然而，我們敢於說，資本主義時代藝術方面的輝煌成就，凡是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加以藐視。

在這個「卑鄙而營利的資本主義」時代，音樂方面卻有高超的藝術表現。華格納（Wagner）與浮地（Verdi）、伯里歐滋（Berlioz）與比才（Bizet）、布拉姆斯（Brahms）與布刺克魯（Bruchner）、吳爾夫（Hugo Wolf）與馬勒（Mahler）、浦西尼（Puccini）與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這是多麼偉大輝煌的一個陣容啊！在這個時代，像以前的休曼（Schumann）與多尼側（Donizetti）那樣的大藝術家，也被這些更高的天才比照得黯然無色了！

此外，我們還有許多大作家如巴爾札克（Balzac）、福祿貝爾（Flaubert）、莫泊桑（Maupassant）、哲克布孫（Jens Jacobson）、普魯斯特（Proust）等的小說，和許多大詩人如囂俄（Victor Hugo）、惠特曼（Walt Whitman）、里爾克（Rilke）、夏芝（Yeats）等的詩篇。如果沒有這些傑出的人才，我們的生活該是多麼貧乏啊！

我們不要忘記法國的一些繪畫家和彫刻家，他們教我們若干新的方法來觀察世界，來欣賞色和光。

這個時代，各部門的科學都有很大的進步，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但是，有些人又這樣怨言：這些進步，主要的是專家們的成就，至於「整合」（synthesis）的工作，則是缺乏的。我們要問：現代數學、物理學、生物學的造詣，是沒有人可以抹殺的，那麼，像克洛齊（Croce）、伯格森（Bergson）、胡士爾（Husserl）、懷德海（Whitehead）這些哲學家的著作，又如何呢？

每個時代，藝術的造詣方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對於古代名作的摹倣，不算是藝術。藝術品之有價值，在乎有不同於眾的特色。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時代風格。

頌揚古代的人，有一點似乎是對的，這是就建築方面來講。過去幾個世代，確實沒有留下來像金字塔、希臘寺院、哥德式的教堂、文藝復興時代的宮殿等那樣偉大的紀念物。在近代一兩百年當中，固然也建造了一些教堂、宮殿、學校、圖書館，但這些建築都缺乏創意的表現，只是些老的式樣，或把一些老式樣加以揉雜而已。我們這個時代的建築風格，只見之於大規模的公寓、ZF大廈，和私人住宅。瞧不起紐約摩天樓，固然是有點迂氣，但是我們也得承認，現代的建築確實比不上古代。古代建築有其特別優異的地方。

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宗教的建築來講，宗教的高度保守性是不容許任何革新的。至於大宮殿的建築，則又隨王朝與貴族的消滅而不再有。企業家與資本家，無論反資本主義的人怎樣詆毀他們，他們的財富決不會像國王貴族們那樣，用之於窮奢極侈的建築方面。今天，也沒有一個人有足夠的財富可以興建像凡爾賽（Versailles）、或厄斯科立阿爾（Escorial）那樣的皇宮。以前的專制君王們，只要他們所眷顧的藝術家，能夠繪出建築圖案而爲他們所歡喜，縱令是勞民傷財的大浪費，他們也可不顧輿論而下令興工。像這樣的事，現在已不會再有了。多數人的會議，不會輕於採納一兩個創意者的大膽設計。他們不能不顧及當時的輿論。

大多數人對於當代的藝術不會有公平的評品，這一現象，古今皆然。對於當代大作家和大藝術家表示敬重的，常常是限於少數人。大眾的情趣卑劣，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特點。資本主義的特點，倒是在於如此的事實，即：資本主義提高了大眾的生活水準，因而大眾也成了文藝——自然是低級文藝——的消費者。於是，書刊市場上就爲他們湧出了許許多多卑劣的作品。但是，這種情形並不妨害大作家們創造不朽的作品。

有些批評者對於他們所謂工業藝術的低落感慨唏噓。他們常把那些藏在歐洲貴族的碉堡和博物院中的名貴家具，與大規模生產出來的便宜貨比較。但是他們竟沒有想到，那些被收藏的東西只是供少數富貴人家享受的。精緻彫刻的箱籠，嵌著玉石的椅桌，在較窮階層的小屋子裏面是找不著的。對於美國工人家中的便宜家具還認爲不好的那些人，應該渡過格蘭特河（Rio Grande del Norte），去看看墨西哥奴僕們毫無家具的住宅。現代的工業，當它開始供給大眾的家具，以提高大眾生活水準的時候，工業家所最注意的，是盡可能生產便宜的東西而顧不到美術的價值。後來，資本主義已經提高了大眾的生活水準，工業家就漸漸地製造些精緻而美觀的東西出來。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生活在優美環境當中的人們，一天多似一天。這個事實，只有深懷成見的人纔會漠視。

十一

對於資本主義最動情感的攻擊者，就是那些駡資本主義不合公道的人。
實際的宇宙，有其不變的法則。凡是與這些法則相反的念頭都是幻想。幻想，只要止於幻想，倒也沒有甚麼害處。但是，一旦到了幻想者閉著眼不顧事實的時候，那就嚴重地妨礙了人類爲改善物質生活的努力。

一切幻想中最壞的一個幻想，就是以爲「自然」曾經賜予每個人以某些權利。照這種說法，自然是慷慨的，對於每一個人都有施與。因此，每個人在人羣中，或者說在社會裏，各有應得的那一份權利；而這份權利是自然分派給他的。自然的永恆法則與神聖的公道觀念，不許任何人把自然賦予他人的東西據爲私有。窮人之所以窮困，只是因爲一些不講公道的人剝奪了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防止這種剝奪，須使得所有的人都富有，這是宗教與政府當局的任務。

這種說法，每個字都是虛妄的。自然並不慷慨，相反地，它是吝嗇的。它限制了人類生活資料的供給量。它在世界上播殖了許許多多妨害人類生活的動物與植物。它經常表演一些破壞性的威力，使我們人類遭受損害。人類生存之得以延續，以及人類福利之得以增進，靠的是善於運用自然所賦予的一個主要工具-——理智。

人們在分工合作制度下創造的一切財富，幻想者以爲都是自然的賞賜。把這種財富的「分配」，取決於所謂神聖的或自然的公道觀念，實在是荒謬。照這種幻想，自然爲人類提供了一項基金，每個人應該從中取得一份。這是何等的無稽之談！事實上，分配問題是社會制度的問題。我們所應研究的，是怎樣的分配制度才能夠繼續生產、擴大生產，生產大家所需要的東西。

基督教的世界總會（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一九四八年的宣言曾經這樣講：「公道的要求，例如，亞非兩洲的人民應該有更多的機器生產，以增進福利。」這句話的含義是說，上帝給了人類一定量的機器，並且希望這些機器平均地分配給各個國家。可是資本主義國家太壞了，它們據爲己有的，已超過了「公道」所攤派的，也即是把亞洲國家應得的部分剝奪去了。無恥！

事實上，資本的累積與投資於機器（這是西方囤家比較富裕的根源），完全是資本主義、不受干擾的資本主義的功效。上述的教會宣言，則對這樣的資本主義妄加曲解，並以道德爲理由加以攻擊。

資本主義的意理與政策，本可以使亞非國家進化到資本主義階段；亞非國家的經濟落後，是因爲不接受這種意理，不採用這種政策，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罪過。

亞非國家不僅不採用資本主義的意理與政策，他們還反對外國人的投資，殊不知外人投資正是使他們「享有更多的機器生產」。亞非國家千千萬萬的人民之所以窮困，是因爲他們自己要保守原始的生產方法，不採用較好的工具和最新的技術設計，以致經濟落後。這一事實，沒有人可以爭辯。

經濟落後地區的窮困，只有一個方法可以解除，就是充分實行不受干擾的資本主義。他們所迫切需要的是私人企業、新資本的累積、資本家，和企業家。「公道」不能醫治貧窮；要免於匱乏，只有以健全的，即放任的政策代替不健全的、干擾的政策。

資本主義國家，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到今天這個程度，並不是得力於模糊的公道觀念，而是得力於那些被入駡爲「粗俗的個人主義者」和「剝削者」的個人活動。落後地區的窮困，則由於他們的財經政策——公用徵收、不公平的租稅，以及外匯管制等，阻止了外人投資，同時也妨害了本國的資本累積。

凡是以道德爲理由，駡資本主義不公道的人，都不了解資本是甚麼、資本怎麼形成、資本如何保持，以及把資本用在生產過程中將可得到甚麼利益。

資本財的增加，只有靠儲蓄。如果所有的生產品都消費了，就不會有新的資本增加。消費如果少於生產，而將剩餘的生產品用之於再生產過程，那麼，此後的生產過程中，就可以藉助於更多的資本財來擴大生產。所有的資本財都是中間財貨，在生產過程中遲早是會被消耗的。如果不從生產品中，爲資本財準備新陳代謝的補充，則資本就會耗盡。到了那時，生產過程所能利用的資本財也就減少了，其結果就是僱用中的勞動與自然資源每單位的生產量爲之減少。爲了防止這種反投資的事態發生，必須努力維持資本，使生產過程中所消耗掉的資本財，得以不斷地補充。

資本不是上帝或自然的賜予，它是人們在消費方面節省下來的。儲蓄創造資本，也增加資本。要維持既存的資本，還得沒有反儲蓄的行爲。

資本或資本財本身，並不能提高勞動與自然資源的生產力。只有在明智的判斷下，把儲蓄的成果好好地利用或投資，才可以使每單位的勞力與自然資源，增加其生產額。否則，資本或資本財也就浪費掉了。

資本的累積、資本的維持，以及利用資本以提高勞動的生產力，這都是某些人勉力而行的結果。這些人包括資本家與企業家。前者因爲儲蓄（或力戒反儲蓄的行爲）而賺得利息，後者因善於利用資本以滿足消費者的需要而賺得利潤。

如果資本家與企業家以外的一般人，沒有合理的經濟行爲，則資本或資本財、資本家與企業家，也無法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例如，工資所得者如果真的是照「工資鐵律」所講的，只知道把所得用之於吃喝與更多的生育，那麼，人口數字將隨資本累積額的增加而增加。

如果情形真的是如此的話，則來自資本累積的一切利益，將被人口增加所抵銷。
但是，事實上，人類對於生活環境的改善，其感應並不像低級動物那樣。人除吃暍與生育以外，還有其他的慾望要滿足。因此，在資本主義的文明國家，資本累積額的增加超過人口的增加。其超過的程度，使得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比較物質生產因素的邊際生產力更爲增加。於是工資率就顯現出日益增高的趨勢。即是說，在總生產額中，工資、利息、地租這三項分配，工資在比例上日盆增高。

說到勞動生產力，只有指稱「邊際的」勞動生產力，才有意義。在生產方面去掉一個工人，純生產額中所減少的生產量，就代表邊際的勞動生產力。它是一個確定的經濟量，一個確定的貨物生產量，或者以貨幣表示之。

至於普通談話中所說及的一般勞動生產力，則是一個不可捉摸的虛幻的觀念。基於這個模糊的觀念，於是乎有人以爲，各個生產因素在生產額中實質上所貢獻的分額，可以用一般的勞動生產力來測定。這完全是個幻想。

假如有一個人用把剪刀裁開一張紙，在這裁紙的成績中，我們怎樣確定這個剪刀或剪刀的每一片佔多少分額，這個用剪刀的人又佔多少分額？製造一部汽車，需要各種工具與機器、需要各種原料、需要各種工人的勞動，尤其需要一個設計者的計劃。這些生產因素的合作，是製造一部汽車所必要的。但是，沒有人可以確定，在一部製成的汽車中，每個生產因素所貢獻的分額各有多少。

爲著方便討論起見，暫時撇開一般人對於這個問題的一切謬見。我們只問：勞動與資本這兩個生產因素，那一個使生產增加？如果問題是這樣正確地提出的話，答案必須是：資本。

今天，美國的生產額（就僱用中的每個工人來講）比較以前的時代，或者比較今天經濟落後的國家——例如中國——要高得多。這是因爲，美國現在的工人有更多和更好的工具在幫助他生產。如果資本設備（就每個工人而言）不比三百年以前爲多，或者不比今日的中國爲多，那麼，今天美國的生產額（就每個工人而言）也就不會比較高了。不增僱工人，而可以增加工業上的生產總額，那就必須有新的儲蓄，使資本累積起來而有新的投資。勞動生產力之所以能夠倍增，就得力於這種新的儲蓄與投資。

由於資本不斷地累積，生產總額也就不斷地增加。在這續漲增高的生產總額中，工資率一工資所得者的分配額，也就續漲增高。何以會如此呢？因爲資本累積率超過人口的增加率。

對於這個事實，政府方面是默而不書，甚至還要鄭重否認。但是從工會的政策看來，則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工會的領袖們是充分懂得的。因爲他們主張反移民法，想把全國找工作的人數限制住，同時在每個地方性的勞動市場，他們也想限制新人進來。可是，這些工會領袖們，儘管內心上完全了解工資率增高的原因所在，而他們反要把我們所講的這個理論公開地加以侮辱，說是爲卑鄙的布爾喬亞階級作辯護。

工資率的提高，不是靠各個工人的生產力，所靠的是「邊際的」勞動生產力。此所以個人的生產力雖毫無變動，而其工資率也會上漲。

像這樣的職業，有的是。現在的理髮匠與兩百年以前的理髮匠，同樣地爲人理髮。今天在英國首相餐桌旁邊的侍者，與當時在皮特（Pitt）、帕爾麥斯吞（Palmerston）餐桌旁邊的侍者，同樣是伺候人。在農業方面，現在還有幾樣工作仍舊使用幾百年以前的那些工具。

然而，這些工作者今天所賺得的工資率遠比以前的爲高。其所以如此，是因爲工資率是決定於邊際的勞動生產力。

就僱用侍者這個事例來講，僱用一個人做侍者，即是不讓這個人被僱於生產部門。所以僱主給一個侍者的工資，必須等於生產部門多僱一個人所可增加的產額。所以，這個侍者的工資之所以高漲，其原因並不在侍者方面，而是因爲投資的增加超過了工人人數的增加。

所有蔑視儲蓄與資本累積的冒牌經濟理論，都是荒謬的。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比非資本主義社會富裕，就是前者比後者有較多的資本財可以利用。工資所得者的生活水準之得以提高，是由於資本設備，相對於工人人數而言，曾經增加，所以，在生產總額中續漲增高的那一部分，總是歸於工資所得者。

只有一個方法可以不斷地提高工資率，使工資所得者受惠——這就是使資本加速地增加，超過人口的增加率而增加。這種說法，誰也不能指出一點弱點出來。如果這就是「不公道」，那只好怨天而不能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