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 他研究资本主义有几十年 [推广有奖]

自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生产活动和与此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功利价值被重视起来。自此，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创制性活动（生产性活动和功利性实验活动）被突显出来。F.培根和百科全书派把工匠的各种手艺同对自然的认识和实验一起列入实践的内涵。F.培根批判亚里斯多德的思辨哲学，他对亚里斯多德的实践哲学进行了两个根本性的改变。
    其一，由注重道德哲学转向注重自然哲学。他认为，亚里斯多德和古希腊的诡辩论者一样，耽溺于争辩之中，而这种争辩恰恰是和探究真理相反的一种智慧。[2]培根所说的探究真理，是指探究自然的真理。在他看来，古希腊罗马时代，对自然的探究仅仅占据短短的一个时期。其大部分时间，人们的主要精力都是耗费在道德哲学上面，这使得人心离自然哲学越来越远了，在这一点上，亚里斯多德也不例外。F.培根十分关心对自然的研究，他提出了对自然研究的“新工具”，即归纳法。
    其二，由超功利性转向功利性。在《新工具》中他多处批判亚里斯多德的思辨哲学，他认为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虽富于思辨而却近于无用。他指出，所谓知识就在于在实际中能够具有一定的效用，“凡在动作方面是最有用的，在知识方面就是最真的。”他甚至径直认为“真理和功用在这里乃是一事：各种事功自身，作为真理的证物，其价值尤大于增进人生的安乐。”[3]在这里，他明确提出，功用是实践的根本属性，科学和技术的价值大于伦理学和道德学的价值。
    据此，F.培根认为有两种实践：一种是在物理学之下的机械学，一种是在形而上学之下的所谓幻术。[4]应当注意的是，在这里，F.培根把实践直接等同于科学的技术化。这就彻底转换了实践的含义，在这一点上，H.G.伽达默尔看得十分准确，他认为，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实践的最可怕的歪曲就是把实践降低到功利性的技术层面，看作是一种纯然的技术活动。我认为，实践观念的这种转换，实际上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而在F.培根的思想里，已经有了典型的形式。
    F.培根在认识论范畴里考察实践，从而乐观地把实践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重要手段——这种实践观极大地推动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浅近的功利主义。所以，认识论的实践观也是一种经验（功利）主义实践观。

   人·无限性·大全 丁立群

    人类还在童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以其稚嫩的身心难以完成的重任——“认识你自己”。从此，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哲学家们曾经顽强地渴望和追求这一终极问题的答案，而不顾自己生命存在的有限性。
    然而，这一镌刻在古希腊德斐尔神庙上的箴言却至今仍然是一个无底之谜。数千年来，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取得堪称辉煌的成就，而对自身之谜的解答却一直见仁见智，无法取得一个终极的、具有普遍性的答案。这一鲜明的对比曾使许多哲学家和人文学家羞愧赧颜，也曾招致自然科学家对哲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普遍蔑视!
    然而，这种蔑视乃至这种对比本身便预设着某种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
    人毕竟不同于普通的认识客体，这不仅在于人有着十分丰富细微的内心世界，更在于人本身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存在”：他是不断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存在，而这种自我更新、自我超越在某种意义上正本原于人的不间断的自我追寻。这个问题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不断追寻存在的意义，作为存在者的存在方式，这个问题的发问本身从本质上就是由问之所问规定的——即由存在规定的。于是，不仅人的自我认识由于人的自我超越而只能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且人的自我认识、自我追寻、自我解释本身即构成了人自身的某种基本存在方式。在这里，人类自我认识的连续性即表现了人类自我超越的连续性：只有人才谈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而不是如同宇宙中普遍存在的空洞无意义的简单变化。可以看到，只是在这里，才有真正意义的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统一。
    毫无疑问，人的自我超越的无限性这一本体论规定即蕴涵着人的自我认识亦将是无限的这一结论。因此，我们便无法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在未来的某一时刻，人将像任何一个普通客体一样，被毫无遗漏地同化到某种终极的认识系统之中——人是主体，它是不能被完全客体化的。然而，尽管这样，这种特殊的认识——即对人的认识，仍然如谜中之谜一样，构成了一切认识之“根”。
    考察一种文化现象是饶有趣味的。人类文化由统一而分化，“积淀”了着三种基本价值，即真、善、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文化门，类如自然科学、伦理学、美学、艺术、文学等。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文化门类大多已存在了数千年，并以这些基本价值为核心，延伸出一套套复杂的理论，而何谓“真”、何谓“善”、何谓“美”却并没有获得明确的“共识”。
    关于真，科学曾被认为是发现真理的典范，为了使科学认识由自在上升到自为，人们对科学进行了反思，由此形成了认识论这一哲学学科。然而，在反思中，人们却发现，科学尽管发现了很多真理，但却无法说明什么是真理本身，甚至科学本身的发展也变成一个“范式”不断更替的非理性的“革命”过程（T.库恩），于是，在现代西方曾一度盛行的科学哲学，在费耶阿本德那里便走向“怎么都行”的无ZF主义。
    关于善，伦理学被认为是研究善的典型学科。但正是由于对善的不同理解，伦理学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规范伦理学把善理解为一种规范，却由无根基的“应当”而走向相对主义；科学伦理学把善理解为一种经验事实，试图克服规范伦理学的相对主义，但却抹杀了伦理学的规范意义，使伦理学变成了单纯的事实描述；元伦理学为了澄清“善”的语词涵义而进行了大量的语义分析，这种空洞的形式主义已经使其自身无法再自称为伦理学了。
    关于美也是如此。早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认识到，一方面美广泛地存在于日常经验中，另一方面人们又难以明确美本身。最后他只好承认“美是难的”。确实，美有很多现实形态如“和谐”、“秩序”、“比例”、“体积”等等，甚至其反对形态也是一种美，它们之间有时连“家族相似”都难以找到。所以美本身仍然无法在诸多美的形态中，通过寻找共性而产生出来，以至于在当代西方人们大多已放弃了对美的本质的研究。但是缺乏形而上学的美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丧失了自身的根基。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人自身!
    诚然，无论是真，还是善，或者是美，都具有某种经验性质，经验中存在着无数个真、善、美的实例，但是我们却无法从中概括出真、善、美本身，因为真、善、美的样态是层出不穷的，特别是由于某些样态的互反性而使得经验归纳成为不可能。实际上，真善美作为人类文化的基本价值，其本身即构成了人类的终极理想和终极关切，它们是柏拉图理念世界中的终极理念，是基督教哲学中的“上帝”，是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作为一种终极理念，它们表现于现实世界，却存在于非现实世界；生成着特殊的样态，其自身却是无所不包的“大全”（K.雅斯贝尔斯）。中世纪人们把真善美归之于上帝，于是真善美只能本源于人的无限的超越性（超越性=上帝），不仅如此，作为大全，它们也将随着人类不断地自我更新而不断超越自身。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将无限地创造真、善、美，并由此展示人生无限丰富的内涵。
    既然大全是无所不包的，因此，人之趋向于大全的超越本性就使得他既是趋中心的、为某种既定模式所包容的，又是趋边缘的、异端发散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性的无限丰富性。
    于是，“认识你自己”便意味着人类永不止息的自我揭示、自我创造、自我开拓，它趋向于完整性，不断地构造着大全、而又不断地突破大全，跃迁于新的大全——这一过程作为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而与人类共始终，作为不断拓展的地平线，它们为人类开辟了无限的超越空间。

当我们了解他们的哲学后，就知道“为什么欧洲大陆在人的世界不如它们在物理世界有知识?  ”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第二个问题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
运动着的物质世界表明：认识的真理性既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
相对真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认识客观世界需要一个发展过程；我们不能认为我的认识到此结束了，已经到了顶点了，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了。如同一些“知识里手”那样，他们说，普天之下的知识都在我的肚子里，凭着我的“满腹文章”可以吃一辈子了。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因为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它不由谁的意志停滞不前。结果是，客观情况发展了，你的认识落后了。所以，就发展的某一过程说来，认识可以接近到绝对真理，但新的认识又随着新的情况开始了。这样，认识结束了，又没有结束。人们在认识绝对真理的长河中，对于各个发展阶段的认识只能具有相对真理性。
例如，过去人们认为物质是由分子构成的，而分子是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但科学的进步证明，不是分子，而是比分子更小的原子构成了物质。但是这还不是最后的认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证明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也不是原子，而是电子、中子、介子等等。当然，这也不是最后的真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个什么样的理论呐？其核心内容是什么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