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故事”
2017-9-7
一:
据说,远古时代是那些爱八卦会讲故事的矮小人种战胜了那些孔武有力但不爱唠叨的巨人人种。
人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之感受,一则来自基因,二则来自后天装进脑子的故事。没听过没看过鬼故事的人不会怕鬼;听过看过鬼片的人,明知道了是假的,仍然在相应情境下心生畏惧。
人的行为往往跟着得失的计算之感受而成形,于是,故事就成了人的决策之依据。早期智人学会了肢体语言、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于是,人类就开始构建故事体系。故事成为了人类的第二天性。人类依靠故事形成了合作与创作。于是,人类就进步了。
一个单位、一个组织,弄得好往往是因为领导者讲的故事为大家认可。
二:
犹太人在灭国后2000多年流浪生涯里,坚守了自己犹太圣经的故事、坚守了讲自己故事的希伯来语言,于是,犹太人没有被同化,终于迎来了20世纪中叶的复国复兴。
犹太人在其2000多年的异国他乡之漂泊与受难之中,不仅坚守了自己的寓言故事,还用别人的语言为寄居地的“土著多数派”“强者”编写了新的故事。耶稣的新约《圣经》经过其门徒的宣扬变成了有利于犹太人乃至一切贫弱的“少数民族”“底层百姓”生存发展的故事。平等(都是上帝子民)博爱(“爱你的敌人”)的精神来自新约。据说,尼采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约不过是弱者对超人的洗脑故事。
当犹太人的在资本市场取得了主导权,于是,据说他们就出资赞助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本最经典的经济学名著的写作与出版。《国富论》的自由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正是非常有利于资本的安全积累与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通。《国富论》就是一本为资本家说话的好故事。
三:
什么是经济学呢?我认为,经济学本质上仍然是一部故事。经济学是一部人性对得失的计算(或曰描述或曰算法,小说往往是一种很好的描述,所以,那种基于人性而描述得失的小说其实也是经济学;故此,我建议读经济学的学生一定要读一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读一读巴尔扎卡的《人间喜剧》等)的故事。有什么样的人性假设,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学---所以、基于人性之理性理想主义有计划经济的故事、基于人性之理性不足与自私贪婪有自由市场经济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故事,人们就有什么样的得失感受---所以、基于福布斯排行榜胡润排行榜这样的拜物教而有对金钱物质财富的得失观、基于帮助弱者焕发生机愚者开启智慧的慈悲喜舍的佛教而有“吃亏是福”的价值观;有什么样的得失感受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学---所以,18世界有《国富论》、19世纪有《资本论》、21世纪有《新资本论》。
四:
故事的本质与牛顿万有引力定理不同,后者是反映自然世界的客观关系的规律。而故事是协调人的行为的主观体系。所以,故事肯定会反映讲故事的人的利益,是他和他们的利益诉求。所谓“三观”所谓意识形态所谓文化,其实都是故事。
在你讲的故事里,你是主角我是配角。在我讲的故事里,我是主角你是配角。
这世界有很多的故事,不同地方不同层面的故事或冲突或互补或无关。
最高领域的故事如果各讲各,这世界就肯定乱套。
当一个新故事要取代旧的故事,其背后的既得利益者肯定会发生冲突。
五:
为什么有时候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上层既得利益者会主动放弃维护自己阶层利益的旧故事呢(典型如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因为他们看到新的故事从长远看更有利于自己家族阶层的发展。敏锐的先知往往会看到旧故事的弊端而讲出新的故事,但被眼前利益蒙蔽心眼的“卫道士”则愚昧的固执---例如犹太教的文士们对耶稣的围攻与迫害。
什么是好的故事呢?应该说更能代表长远利益、共同利益的故事就是好故事。所以,好的故事往往抽象乃至显得形而上。而落到实处的故事则往往又形而下,具有临时性随机性,会涉及具体人的具体利益。因此,抽象的好故事在落实的时候可能会变成多种多样的执行性故事。斗争与矛盾就发生在执行性故事之中。
利在千秋的故事可能亏在当代,天若有情天亦老。当年李斯与始皇吸取几百年春秋战国之教训而奉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个故事一下子打掉了封建世阀的旧传统,因此,二世而亡。新的好的故事要被认可与实行,必定“为有牺牲多壮志”。
六:
现在的西方经济学基本是代表西方资本利益的故事。即使其计算得失的方法是数学的甚至是先进的数学工具,但数学工具的先进性不能去除其故事背后的利益局限性。
西方的政治法律同样是代表西方掌握话语权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的具体性故事。
中国要超越,就要讲自己的故事。因此,马工程等是必要的。因此,文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人种自信是必须的。
所谓文化的革命乃至大革命,其实,就是讲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新的故事不利于既得利益者的眼下利益,但利于大家的长远利益。如果新的故事只是分蛋糕而不是促进大家的长远利益(“共同富裕”),则是纯粹的无理狡辩、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的信念的好故事。
中国人必须讲新的故事,这个新的故事里、肯定中国人是主角,但沦为配角的外国人也肯定会比现在过得更好、即使是现在在充当主角的外国人从长期来看甚至从近期看也比过去现在当主角的日子更好过一些。这就是中国人的“中国梦”,这个梦正如领导在厦门说的、是“利人利己”的。中国人唱主角的新的故事绝不是损人利己的,而是利人利己的。
因此,我们的媒体教育必须清除那些损人利己的故事,发扬光大那些利人利己的故事。
七:
如何在抽象的形而上的故事上达成一致认可后,在具体的形而下的故事上也能“致中和”呢?这个问题就留下来讨论和我自己以后慢慢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