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与演进_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经管之家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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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概念，其意是指科学研究形成了理论的规定性和方法的统一性。文学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建构了多种范式，诸如实证主义文学史学、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学、形式主义文学史学、接受美学文学史学等，然而，长期以来，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被实证主义文学史学所遮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实证主义文学史学并不能恰当地概括19世纪中后期文学史学的发展状况。文学史学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由来已久，并在19世纪中后期建构起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进入20世纪，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遭遇到多种的反抗与质疑，陷入了理论的危机;20世纪末期以来，文学人类学兴起促进了文学史学的发展，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迎来新的生机，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

一、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之建构

(一)文学史学对人类学方法的吸收运用

19世纪中后期以后，文学史学至少在三个方面吸收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一是文学种族论。文学史学通过运用人类学的种族论，实现了文学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这一结合的源头是泰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提出的种族、环境、时代决定论。泰纳的种族论包含人的天生的、遗传的因素，他认为，这些因素是文学发展的内部主源，泰纳的《艺术哲学》对种族、环境、时代决定论进行了具体解析，并将之运用到艺术史研究。显然，泰纳的种族论接受了人类学的影响，他对种族的界定不仅吸收了自然人类学的观点，也接受了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他的最高目标是在文学作品的历史中展现民族个性的复归这一理论，奠定了19世纪中后期文学史繁荣的基础，以姚斯的话来说，是开创了文学史登峰造极的时代。19世纪后期，欧洲一些著名文学史家如圣勃夫、杰文纳斯、朗松和勃兰兑斯等，都不同程度受到泰纳理论的影响。圣勃夫在讨论泰纳《英国文学史》时认为，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只能由一个灵魂，一个独特的精神状态产生。在他看来，文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抓住作者这个人，他也强调生活环境对作家气质的影响，并设想文学史应该写出人的精神自然史。杰文纳斯也接受了泰纳的文学史学，他将文学史视作为民族个性的历史复合体。朗松同样深受这一影响，他在《文学史方法》中提出，我们的最高任务就是要引导读者……人类、欧洲或法国文明史上的某些片刻。叫而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则可以说是体现了泰纳理论在文学史书写中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二是进化论文学史观。进化论是现代人类学的基础和核心，进化论对于19世纪的文化思想起着某种支配作用：人类学以及其它所有领域的理论都是进化论的模子塑造出来的。自然，进化论也对19世纪欧洲的文学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进化论成为文学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是19世纪文学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重要标志。19世纪后期，欧洲一些重要文学史著作大都是以进化论文学史观作为理论基础，如泰纳《英国文学史》、朗松《法国文学史》、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等，还有俄国的维谢洛夫斯基、法国的伯吕纳吉埃尔、英国的莫尔顿等。这就是韦勒克所说的进化概念在文学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

三是科学方法论。在19世纪唯科学主义的影响下，文学史学的科学素质逐渐发展成熟，最终走向了对科学历史的建构，这表现在历史哲学上追求充分的客观性，方法论上试图借助精确的自然科学方法。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文学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出现了两种新趋向：一方面，文学史学借鉴人类学方法向着彻底的实证主义文学史学转化，以朗松和德国的舍列尔等为代表的文学史家体现了这种趋势，郎松的<文学史方法》建构起了实证主义文学史学的方法论;另一方面，文学史学借鉴人类学方法向着生物学文学史学转化，英国的西蒙兹和法国的布吕纳蒂耶尔等人体现了这种趋势，他们把文学类型与生物物种进行类比，把文学类型的发展描述成物种的发育、生长过程。

总之，在文学种族论、进化论文学史观以及科学方法论等层面，文学史学体现了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吸收借鉴，形成了文学史学研究的理论规定性和方法统一性，由此建构起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

(二)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对中国的影响

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

其一，进化论思想的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的奠基人物，如胡适、鲁迅、周作人等，都明显接受了进化论的影响，并将之运用到文学史写作之中，这对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的创生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对人的诠释，直接引用了进化论的观点;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提出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可以说是进化论思想的直接产物，他在《近五十年来中国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中也都自觉运用了进化论的理论与方法。之后，谭正壁的《中国文学进化史》、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等文学史著作也都体现了进化论思想的影响。

其二，泰纳文学史学的深刻影响。在这方面，尤以鲁迅、周作人和郑振铎等人为代表。例如，刘锡诚考证到周作人在1907年读到鲁迅定购的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并作了相关分析;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写作显然深受泰纳理论的影响，这里，他不仅称赞泰纳用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研究文学史进展，乃是开始记载整个文学的史的进展，而且完全认同泰纳的文学史学理论，主张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便在于将这个人类最崇高的创造物文学在某一个环境、时代、人种之下的一切变异与进展表示出来。

其三，中国文学史写作开始运用人类学的具体方法。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就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研究神话与传说，他在另一部扛鼎之作<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出，试察今之蛮民、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有学者便指出：这种取今以证古，以今日之蛮人来推测古无文时代人类心理的方法，也是人类学的方法。后来，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也自觉运用了人类学方法研究民间文学。

可以看到，在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学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诸如文学种族论、进化论、科学方法论等，突破了实证主义文学史学的域限，建构起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促进了文学史学的发展。这为19世纪中后期欧洲文学史写作和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史写作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之危机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

在19世纪后期的欧洲达到顶峰，在20世纪的中国也曾有过响应，然而，从全球范围来看，20世纪是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不断遭受批判和反抗的时期。早在人类学范式盛行的19世纪后期，文学史学内部就出现了变革趋势。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史学在早期可以说是全盘接受了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的理论与方法，而俄国的情况却与中国截然不同，以维谢洛夫斯基为代表的文学史家对人类学范式采取了批判态度。1870年，维谢洛夫斯基在圣彼得堡大学讲授总体文学史课程的导论中，便批评了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中的法国学派，指出这类文学史的描述有其种种缺陷，对这些概括的科学可靠性有时会产生怀疑。在批评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的基础上，维谢洛夫斯基提出了总体文学史的构想，认为文学史是一种社会思想史，即体现于哲学、宗教和诗歌的运动之中，并用语言固定下来的社会思想史。维谢洛夫斯基建构的总体文学史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他在科学范畴里讨论的文学史的定义(社会思想史) 、性质(语文学) 、原则(事实) 与方法(历史比较)等，基本上都是批判继承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的结果。维谢洛夫斯基对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提出了变革要求、目标和任务，因此，维谢洛夫斯基拉开了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在20世纪遭遇挑战的序幕。

维谢洛夫斯基以降，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在20世纪至少遭遇到三个方面的挑战。

其一，历史学理论的变革引发了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的基础性危机。在兰克历史主义和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下，19世纪的历史学理论在方法论方面实现了与自然科学的接轨。进入20世纪，历史学理论自觉地对自然科学倾向进行了批判，比如，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就把历史与19世纪盛行的编年史与文献史进行了区别，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观点，力求建构历史科学的独立性和学科性(不同于自然科学) 。这使得19世纪历史学理论中根深蒂固的自然科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动摇。此外，20世纪的历史学理论也受到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如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事具有虚构性质，这种观点颠覆了19世纪盛行的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历史学理论。19世纪的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无论是种族论还是进化论，最初都来源于生物科学，人类学(尤其是自然人类学) 本来就是自然科学的分支，历史学理论在20世纪发生的变革使得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面临基础性危机，那种强调文学史料的考据、实证、堆积的历史叙事被认为是伪历史或假历史。只是，中国的情况有些例外，在欧洲历史学发生转向的大趋势中，胡适、傅斯年等人沿着清代朴学的道路，借鉴19世纪欧洲历史学理论，依然突出了考据与实证的作用。同样，文学史学领域也是如此，如胡适的《章回小说考证》，就是这种学术思想的产物。

其二，新批评派对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中的研究方法的直接反抗，引发了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的方法论危机。这里，以韦勒克为代表。首先，韦勒克反对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的研究法。他认为科学方法与历史方法存在着差异，他明确反对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通过因果关系，通过诸如泰纳种族、时代、环境这一著名口号所规定的那些外在的决定性因素来加以解释，并认为，以种族、环境、时代决定论为基础的人类学范式属于外部研究，批评泰纳的文学史以及受其影响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文明史，要么是批评文章的汇集，都不是艺术史或艺术史。其次，韦勒克反对进化论文学史观。他指出，必须抛弃在文学的发展和从生到死的封闭进化过程之间作生物学的类比的观点。韦勒克对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的反抗，其目的在于建构一种整体论文学史观，为此，他提出我们必须相反地把文学视作一个包含着作品的完整体系，强调整体论就是将艺术品视为一个千差万别的整体，一个符号结构，然而却是一个隐含着并需要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并且，韦勒克认为，整体论与实证主义是截然对立的，如果文学史不愿满足于仍然是些传记、文献、选集和支离破碎的情感的批评所构成的古怪的混合，它就应该对整个文学进程进行研究。其三，接受理论对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的实践成果的尖锐批判，引发了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的实践性危机。这里，以姚斯为代表。姚斯认为，文学史在20世纪以来走过了一条日趋衰落的历程，他明确宣称，杰文纳斯、朗松等人的文学史的固定形式再也无地容身，其考察系统也是自身难保。姚斯与韦勒克一样，从各个方面批评了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尤其是讽刺实证主义文学史学是某种批评的寄生虫。在姚斯的视阈中，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学和形式主义文学史学也是批判的对象，他的目的是挑战全部传统的文学史学，重新建构一种接受理论的文学史学，以开创文学史的接受和影响之维。

总之，20世纪各种文化思潮如后现代主义历史学、新批评、接受理论等，对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中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实践成果等进行了尖锐批判，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遭遇到自产生以来的最大危机。在各种批判声音的讨伐下，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在西方世界陷入衰落。

三、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之生机

(一)文学人类学的勃兴

1970年，韦勒克发表了他后期的一篇著名论文《文学史的衰落》，对文学史的未来表达了悲观的看法。然而，这一观点在中国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均遇到了强烈的反抗。从实践层面来看，单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方面的著作就有近百部，这种数量似乎就在否定文学史衰落的论断。在理论上，即使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学史学的人类学范式虽然在20世纪遭受到了质疑和批判，但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在20世纪里并没有销声匿迹，甚至有可能蕴酿文学史学崭新的、超越性的生机或蜕变。1978年，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就在《走向文学人类学》中使用文学人类学的术语，此术语不仅显示了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的顽强生命力，而且显示了对传统文学史学的突破：它既吸收了传统文学史学的营养，又破除了传统文学史学规定的范式，因此，文学人类学的出现及其稍后的发展使文学史学人类学范式得到了延续，并为文学史学的进一步前行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

文学人类学作为20世纪的新兴学科，对文学史学的发展显然具有重要作用。比如，加拿大学者弗莱是文学人类学之集大成者，他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指出，将视它所研究的现象为整体的一部分。这种方法对于文学史研究都具有启迪意义。此外，列维·斯特劳斯、伊瑟尔、费尔南多·波亚托斯、泰特罗、叶舒宪、方克强等文学人类学家，他们的理论对文学史学也有着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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