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族语言文字在东北的兴废与影响(1)_语言文学专业论文范文-经管之家官网！

清代满族语言文字在东北的兴废与影响(1)_语言文学专业论文范文

有清一代，满族语言文字曾经盛行于东北各地，在黑龙江地区一直使用到光绪年间。关于东北地区“心尚清文”的历史情况，由于清朝官书“别无记载”[1]，几乎湮没无闻。本文拟就满族语言文字在东北的兴废及其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
满族的先世是女真人。金朝初年，完颜希尹曾参照汉字创制女真文。金亡后，在东北地区仍有少数人使用女真文，至明朝中叶终被废弃。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征讨尼堪外兰为名开始其统一的事业。战争的胜利使努尔哈赤的属民越来越多，与明朝官员及蒙古各部的联系也日趋频繁，而此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令厄儿得溺和刚盖两人创制满文。据史载：“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榜识厄儿得溺、刚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文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刚盖、厄儿得溺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2]努尔哈赤时期创制的满文，系借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语音，因无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又称老满文。满文的创制是满族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标志，而且对满族共同体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满文创制20年后，“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3]。“同一音语”是满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条件，满文的出现更增强了满族共同体成员的凝聚力。保存到今天的《满文老档》一书，就是用无圈点满文写成的。该书既记录了1607年至1636年间满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又是满文创制后即成为后金和清政权官方文字并得到广泛使用的最好说明。天命六年（1621年），满族进入辽沈地区，满语文也随之成为辽东地区使用的主要语言文字。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有三：一是满族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辽东地区，征服者的语言文字必然居于主导和支配的优越地位。二是辽东地区的汉族人口大量地死于战乱或外逃，仍留居当地的汉人多数沦为八旗官兵的奴仆，不得不顺从其主人的语言文字。三是以努尔哈赤及其子侄为核心的满洲贵族集团讨论军国大政时，虽然吸引投降后金的汉官参加，使用的都是满语满文，当时汉官因不通满语，经常遭到满洲贵族的岐视甚至侮辱。如有的汉官回忆说：“满洲国人语言既同，贵贱自别，若夫汉官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至伤心堕泪者有之。”[4]皇太极继位后，采取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政策，重视发挥汉官的作用，但汉官因不懂满语，收效甚微。天聪六年（1632年），后金刑部承政高鸿中在其奏议中说：“臣不通金语（即满语），在别部尤可，而刑部时与贝勒大人讲议是非曲直，臣一语不晓，真如木人一般，虽有若无。再恳天恩，另择一通金语者，立于刑部，将臣另办别事，庶为两便。”[5]汉官们为便于参政和仕进的畅达，就要掌握满语文，并且很快做到了这一点。天聪五年（1631年），后金设置六部，以贝勒管部事，每部分设满、汉、蒙古承政和参政。为了解决语言隔阂，每部设启心郎一员充当翻译，清皇族出身的昭槤称：“国初，满大臣不解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遇议事，座其中参预之，后多缘以为奸，乃汰去。”[6]清初许多汉军旗人出身的官员，如范文程、宁完我、沈文奎、李褄风、张文衡、丁文盛、马柱国、马鸣佩、高士俊、雷兴、鲍承先、宋延庆、罗绣锦等人，或在文馆任职，或担任启心郎，可以说都很精通满语文。清政权入关初，“用满臣与民阂，用汉臣又与政地阂，惟文馆诸臣本为汉人”[7]，他们因精通满语文被委以督抚大员，为清政权的巩固起了关键作用。皇太极重视文教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他采取译书的办法，以解决满族人学习文化的需要。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设文馆，皇太极下令达海及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五人“译汉字书籍”[8]。在这些人中，以达海成就最大。达海，姓觉尔察氏，幼年聪慧，9岁通满汉文。他自入文馆起，到病逝为止，全部译完的书籍有《素书》、《刑部会典》、《三略》、《万宝全书》；翻译未完的有《通览》、《六韬》、《孟子》、《三国志演义》、《大乘经》。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满文主要用来记载档案，发布政令，并没有写成书籍供人们阅读。皇太极组织达海等人翻译汉文书籍，从中汲取汉族统治者的施政经验，使后金统治集团获益不浅。“初我国未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达海始用满文，译历代史书颁行国中，人尽知晓。”[9]达海的译书活动虽然是为政治目的服务，客观上也推动了满文普及。大量译书的结果，还促进了满文的改进与完善。厄儿得溺和刚盖创制的满文，因系借用蒙古文字拼写满语语音，本身很不成熟，又经常与蒙古文发生混淆。皇太极曾对达海建议说：“国书十二字头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艺，易于通晓，若至人名地名，必至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10]达海根据皇太极的想法，采取在原满文字母旁边加圈加点，增加新字母等办法，使满字成为发音清楚、表意准确的文字。经达海改进的满文，因有圈点，故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由于新满文结构合理使用方便，遂成为与清王朝相始终的官方文字。达海因增定满文，“满洲群推为圣人，其子孙，男子系紫带，亚于宗社，女子不选秀女”[11]。天聪六年（1632年），达海去世，译书活动仍继续进行，并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斗争及文教事业带来了重要影响。皇太极组织其他人译完达海留下的书籍外，还有选择地翻译了《四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等书。这些翻译书籍的刊行，不仅弥补了满文典籍的缺乏，而且在满族人中间掀起了学习本族文化的热潮。天聪八年（1634年），后金礼部举行考试，满族有4人中举，刚林和敦多惠为“满洲习满书”举人，查布海和恩格德为“满洲习汉书”举人[12]。皇太极很注意让八旗将领从这些书籍中汲取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文皇帝（即皇太极）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政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13]由于清初战争频繁，所以满文《三国志演义》倍受八旗将领青睐，被当成军事教科书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