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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探析_政治专业毕业论文

摘要：近代早期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核心是重商，其中以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为主要代表，他们的经济伦理观反映了要求工商业和倡导富国利民以抵御外侮的进步思想。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承继中国传统经济伦理观的基础上，还立足于近代中国国情，建构起具有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特点的经济伦理思想，有着突出的贡献。 

    论文关键词：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理论贡献;思想渊源;价值评判 
     一、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理论贡献 
    (一)在义利观上，主张“工商厚民论”，为近代实业建设寻找伦理精神支持 
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主张“恃商为国本”，倡导要采用机器大生产来发展中国的工商业。由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历来都是重农轻商，社会经济主导产业是农业和少数手作坊。封建统治阶级坚持认为，采用机器生产必然会给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带来强烈冲击，结果会使得农民和手工业者失业。因此，他们仇视和抵制机器生产，提出“机器夺民生计论”，使得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发展工商业的主张受到坚强的反抗。 
    针对这一论断，近代早期资产阶级代表薛福成提出“机器殖财养民说”予以驳斥，认为采用机器生产并不违背以民为本，而是能更好地保障民众的利益，强调指出“人力不能造者，机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则所成之物必多矣”这样生产成本就能降低，销售价格低廉，产品竞争力就强，则“四方必争购之矣”。从此商务殷盛，民生富厚，国势勃兴。另一代表人物陈炽认为，西方各国制出各种机器后，“推之于农，推之于矿，推之于工，推之于商，而民用丰饶，国亦大富。’他实际上是从发展机器工业生产的重要意义与作用的角度，强调发展工商业是养民之道。 
    (二)在财富观上，鼓吹“重商富国论”，提出了农工矿商并重的新型生产伦理 
为使中国走上工商立国的近代经济发展道路，早期资产阶级认为首先必须改变传统的“商为四民之殿”的观念，鼓吹工商富国，主张国家要出台“重商、富商、恤商”措施。针对当时仍死抱“重农抑商”信条不放的顽固分子，王韬进行了驳斥，他说:“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认为只有学习西方的富强之道·，即“兵力、商力二者并用，则方无意外之虞”。不仅如此，王韬还反对洋务派对商业的垄断，竭力主张“官办不如商办”，允许“民间自立公司”，“不使官吏得掣其肘”。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也对抑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其中，最具影响的是郑观应，他对封建“重农抑商”政策的批判最为尖锐，认为如今的时势不同，“在古寓兵于农，今则寓兵于商”，要想达到抵制西方侵略、实现自强的目的，就只有振兴自己的商务。 
    为使中国资产阶级工商业能够有个好的发展环境，能与洋商相抗衡，马建忠从“恤商”出发，主张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坚持要求修订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合理关税税则。他把实行关税保护政策看成是“中国转亏为盈，转弱为强之基”，政府保护关税则中国“商民可富，晌源可充”。阎薛福成也认为“商情可恤也”。陈炽在《续富国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商之本在农”、“商之源在矿”、“商之体在工”的理论，认为商业的发展是以农矿工等的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主张农矿工商全面发展才是富国之源。应该说，陈炽这样全面论述发展经济的各种具体项目，在中国当时是空前的，他的“农工矿商并重”的观点更为集中全面地反映了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观，初步勾勒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大致走向。 
    (三)在群己观上，倡导“以和为贵论”，努力寻求各方利益集团协调发展 
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积极宣扬以和为贵，并作为近代经济活动的一个道德准则。这里的“和”指的就是“和谐、协调”的意思。在传统的工商业中历来是“同行如冤家”，各自的技术秘不外传，使得先进的手工业技术无法普及推广。这不仅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缓慢，而且分散的手工业者也无法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以对抗封建压迫与剥削，加之盐铁等高盈利经济领域长期由官府垄断，从不让私商涉足，导致市场发育不全，经济发展畸形。市场的狭窄，竞争的无序，利益关系协调性的缺失，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不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壮大。 
    洋务运动兴起后，当时的许多官僚，特别是洋务派中的地主官僚，他们在“求富”的旗号下，借着上的强制力量，以官办、官督商办的形式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工矿、业，压制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此，郑观应主张政府应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重视商业，裁去困商、限商的“厘金制度”，在中央政府设立商部，在地方设置商务局，规范市场运作，协调各方关系，做到商人“凡有所求，力为保护”。马建忠等大力呼吁要鼓励组建商会、广设公司以协调各商家的利益关系，并且还提出要让工商业者投资官办以“扩充资本”，给承办的商人在企业中享受应有的权益，充分发挥商民作用，改善经营管理，增加经济效益。尽管他们的这些改“官办”为“民办”的主张还只着眼于对“官督商办”的改良，却体现了对寻求各方利益集团经济关系协调的努力。 
  　二、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思想渊源 
    (一)传统的“义利观”是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重要思想渊源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大都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深受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影响。孔子主张“以义取利”、“见利思义’’ f汉代董仲舒认为:“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门他把“义”说成是人的本性，“不谋利”不仅是应提倡的更是顺乎人性的，是判断君子的一个重要标准。司马迁则公然肯定了人的行为都是围绕“利”来进行的，但要“利导之”，反对“与之争”和“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在唐代，传统的“义利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这一时期主张以义为本，以利为末，白居易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人性好利，即使是圣人也好利，只是他们好的是同利，反对专利。宋元明清时，经济伦理思想呈现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公开“言利”的论点不断涌现。宋代家程颐也认为“人无利，直是成不得，安得无利?”而明清时代的“义利观”在宋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改变了自古以来’‘义利观”的基本方式和逻辑，强调了义利转化关系，并发展了反对与商贾争利的思想，纠正了以往强调“利国”就要“专利”，或者强调“利民”就要反对“富国”的思维逻辑。 
    1840年迈人近代社会后，王韬、马建忠等人继承发展了传统的“义利观”，并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来解释义和利的关系。如在“义”和“利”的配置上，他们提出了由此长彼消向合理分布、协调共荣发展的新观点。王韬说:“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兴利”在这时已成为公然的富国主张。马建忠主张:“宜因民之利，大去禁防，使民得自谋其生，自求其利”郑观应力倡“商战”;陈炽则把财利置于关系人之生命的高度。他们的“义利观”已经发展到怎样来实现利、如何来协调各种利益，并将获利与富国联系起来的高度。因而在他们看来，早期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大力发展工商业、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从而达到振兴中国、国富民强的目标，既是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必然选择，也是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和发展。 
    (二)朴素的民本思想是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另一思想渊源 
民本思想中的“民”，最初指的就是农民。历代统治者都强调人比土地、财富更为重要，没有人就谈不上伦理，更不用说经济活动。他们在“人性论”中强调，经济活动中的个体不仅要有高度的道德责任感，而且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经济活动不仅要满足个体的利益需要，而且要实现个体的人伦要求。他们还把人性与经济管理相结合，形成了儒家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的目标不仅仅在于经济利益’的实现即富国富民，更重要的是追求人格的完善、人伦的和谐。孟子“民贵，社樱次之，君为轻’“川的观点，到现在还为世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