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黄兴政治伦理思想述评_政治专业毕业论文范文-经管之家官网！

浅析黄兴政治伦理思想述评_政治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关键词：黄兴 伦理思想 评价

  　论文摘要：黄兴政治伦理思想是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强调伦理道德在政权和政党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倡导政治伦理化;诚挚的爱国之心是黄兴政治伦理思想的主体;团结友善、敬业奉献是黄兴政治伦理思想的外在表现;“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是黄兴政治伦理思想实戏的理想境界。黄兴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特点:一是揉合了中西伦理文化的优点;二是将改造国民社会心理与建设国家统一起来;三是鲜明的政治性和实践性。
    近年来，学术界对黄兴思想的研究颇有进展，然而对其政治伦理思想，学人没有专文论述。笔者试图从伦的角度对黄兴政治伦理思想加以梳理，以期抛砖引玉。
    伦理学是关于道德问题的思考。政治与伦理或道德同为社会基础所决定，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政治伦理思想就是关于政治领域或政治生活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其内容很丰富，包含人们对政治制度、阶级构成、政党、国家的社会政策和法令、官员道德等等方面的伦理思考。黄兴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强调伦理道德在政权和政党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倡导政治伦理化。1912年5月，黄兴针对民国初年社会上“每多误会共和，议论驰于极端，真理因之隐晦。循是以往，将见背父离母认为自由，逾法蔑纪视为平等，政令不行，伦理荡尽”的不良倾向，非常忧虑，他大声疾呼，先后向袁世凯总统、唐绍仪总理和各省都督发出专门通电，呼吁借助政府的力量加强伦理道德，提倡政治伦理化，“首重纪纲”，即“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他进一步解释:“中华民国今日尚未完全成立”，为“使国家日趋于巩固”，希望革命同志“重道德心”，即“人人除权利心，以国家为前提”，同时要求国民“有道德心，能崇尚道德。”他还致书上海昌明礼教社，对他们的昌明礼教，“以研究礼法，改良风俗为己任”的宗旨和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黄兴极力推崇伦理道德为政治服务，将伦理道德提高到政治高度加以认识，提倡政治伦理化，把“以德治国”视之为巩固和建设中华民国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充分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
    黄兴认为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关系“种族存亡，国家兴灭”，而且影响到政党的兴衰。他提出了“党德”的概念，即党员道德状况的总体反映。在1912年6月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上，他说:同盟会必须“含养大度，培植党德，成一个最大政党，于攻击风潮中特立不移，以一特别党风造成一种党德”。所有党员须真备良好党德，要勇于“牺牲私见，服从公理，服从多数人之政见”，革命党人要有“同生死，共患难，有福不享，有祸同当，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的高尚品德。民初之所以出现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的败坏党德、党风的现象，在黄兴看来主要是因为人们误解并滥用了西方关于自由、平等和权利的学说，他认为身为党员，就应该重视道德的砒砺，讲求责任与义务，而牺牲个人的权利，即他提倡的“牺牲自己一切以尽义务”，只有这样，才能“集合多数人才，同心同力，以巩固民国。”他把“党德”建设作为一个政党的成败得失的大事来抓。因此，他强调任何政党必须重视道德建设，“一党有一党之道德，道德不完，则希望即不能达。”“党德既高，则希望可达。”他说明了崇高的“党德”是一个政党实现其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党德的内容，“所谓大政党者，必党员均有责任心，以改造为精神，以促进为目的，以爱国为前提，其党德乃日高。”即在黄兴看来，爱国、改革、责任心等等都是党德的主要内涵。黄兴把“党德”建设提高到政治伦理准则的高度来认识。
    2.诚挚的爱国之心是黄兴政治伦理思想的主体。“吾辈九死一生，只知以爱国保种为前提”，其爱国主义思想渗透在他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与“九死一生”的奋斗精神之中，也贯穿于他的整过政治伦理思想中。“兴以为吾国人今后当各从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他认为当人人都以国家为前提时，个人的利益就会消失，即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他号召人民“凡中华民国之人民，无论在政界、在社会，须出爱国心，以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使中华民国与世界各国立于平等之地位。”号召政党“凡我党员，均应共负责任，照党纲所定次序办法，人人尽力之所能为，以巩固中国，即以巩固政党。……人人均以此责任为天职，而又保守道德，则破坏与建设之目的以达，能享真正共和之幸福。”总之，他要求人们的言行须“以爱国为前提”，要为国家尽义务和负责任。具体而言，黄兴强调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在国民与国家关系上，他提倡主人翁意识。他认为:“盖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起而担负国家之重任”，“民国成立，国民即为主人翁”。他总是把爱国精神与责任心紧密相连，认为“盖国家者积人而成，人人有应尽之责，各视其能力以为负担，非可强任，亦非可放弃。”“以民国为重，负完全责任”是民国国民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因为在他看来，国民没有责任心，所谓爱国、建设民国等等都是一句空话。责任心的范围很广，“所谓责任者，其途甚宽。除政治方面外，尤以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可共同为之，而无诈无虞者也”，他大力倡导实业救国，且身体力行。
    二是在政党与国家关系上，他反对“以党为政”、主张“以政为党”。分析了以党为政的弊端，“以党为政，其弊专横而无理，他党又必效尤而加甚，贻误国事，实非浅鲜。”要求任何“政党活动，以国利民福为目的”，决不能把小团体的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提倡“各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持政见不持党见”。他还进一步分析如何消除“党见”，即“如贵党以为是、敝党以为非者，一经平心讨论，贵党所主张果属可行，则敝党必牺牲党见以为而赞同之;敝党以为非，而贵党以为是者，一经平心讨论，果不可行，则贵党亦将牺牲党见而赞同之。盖彼此均以国家为前提，只求真理，固无私毫成见于其间也。”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处理政党与国家关系的先决条件。
    三是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他主张把国家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他认为:“诚以无国家则民族无自而寄，民族无自而寄，则为奴隶，为戮民，被宰杀压制于异种。”因此他告诫蒙藏同胞不要受帝国主义分子的挑拨，与祖国闹分裂，他指出“不观之朝鲜乎?朝鲜本我属国，因受俄人运动，宣告独立后，以日俄战争之结果，朝鲜人于日本，以至于亡。我蒙藏同胞切不可受其运动也。现在五族一家，必思联合进行，使我五族立于五色旗下，造成世界第一等国资格。”
    另外，黄兴的爱国思想还有许多方面，如他的广义“爱国观”，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爱国统一战线。他强调，实施政治改革，要团结更多的爱国者，包括以前反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人，他说:“人之爱国，谁不如我?则凡隶籍中国者，应各有爱国之热心。政体改造，虽素与共和国反对者。当亦洗心革面，勉尽国民之义务。”为让更多的人投人改革活动，他发起国民捐，目的之一“在使人人脑筋中受刺激，而有国家思想”。至于他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主张、以及改良社会风俗等等，这些方面学人已经论述比较多，在此不赘述。总之，黄兴的爱国思想充分反映了他的振兴中华、复兴民族的热忱。
    3.团结友善、敬业奉献是黄兴政治伦理思想的外在表现，也集中体现了他思想中的闪光点。伦理道德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知行统一，对人的伦理道德思想进行评价，必须包括知和行两个方面，而且应该把州门的行为作为伦理道德评价的一个重点方面。透视黄兴一生的言行，他奔走革命，待人处事，始终以“无我”、“笃实”为座右铭，坚定“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闭(姗)的信念，他对同志团结友善，一切以大局为重;对革命事业忠诚纯洁，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这是黄兴十分难得的气质和美德。1906年黄兴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插话说:“革命家不可无道德”，这说明了他对革命者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
    黄兴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为了实现国家的民主与富强，他一直都是拥戴、维护和捍卫孙中山的领袖地位的，他十分注意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同盟会成立后，内部曾发生过多次争论，每次黄兴都挺身而出，对制造分裂的少数会员进行说服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以维护孙中山的威信。如近代史上有名的“倒孙风潮”:当章炳麟、陶成章等人要求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欲改举黄兴为总理时，黄兴苦口婆心劝告会众:“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推举“孙总理德高望重”，希望会众“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这表现了黄兴以革命利益为重的磊落胸怀，他以祟高的美德维护了同盟会的团结。黄兴本人也与孙中山有过三次大的分歧，即关于同盟会的旗帜采用什么图式之争、关于“宋教仁案”和发动“二次革命”之争、关于筹组中华革命党之争，当然，对这些争论要作具体分析。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如果不是黄兴努力克制忍让，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后果将不堪设想。‑ ”黄兴总是抱着顾全大局的原则，始终保持与孙中山的合作，共赴国难，共商国事。又如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独撑全局，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竭力推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总统，自己退就陆军总长，当有人对黄兴的谦让表示遗憾时，他坦率地回答:“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总之，为了革命阵营的统一，黄兴总是弹精竭虑避免革命党人之间的权利之争，以维护革命党内部的团结。当然黄兴的团结友善是有原则的，即“以国家为前提，于个人关系，绝不宜稍存意气。”民初黄兴坚决要求财政总长熊希龄废弃丧失国家主权的的外债借约最能说明这点，他清真意切的劝告多年的好友熊希龄:“兴与公本系至好，责公劝公，固皆为国，亦即所以为公。”
    黄兴作为职业革命家，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曾说:“余一生革命，惟以牺牲为目的”、“天下事所谓不爱钱，不要命，无不成者。”这说明他把奉献、乃至牺牲精神看成是革命成功的最重要的保证。他在回顾自己的革命生涯时出:“天下无难事，惟‘坚忍’二字为成功之要诀。”即持之以恒的敬业精神是一切事情成功的关键。黄兴的一生，充满了冒险犯难的传奇色彩，是一位不怕牺牲，愈挫愈坚，毅力惊人的职业革命家。同盟会成立后，黄兴就承担了领导武装起义的重担，从1906年到1911年的五年中，他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先后组织了八次艰苦卓绝的武装起义，总是起义、失败、再起义，真是屡败屡起，并且在历次战役中都表现出十分的敬业和彻底的献身精神，总是身先士卒。尤其是在黄花岗起义时，他留下绝笔书，组织敢死队，冲锋在前，一直战斗到只剩下他一个人，且被打断两手指，并伤一腿，仅以身免。章士钊对黄兴的评价极高:“以死报国，义勇盖天下”。这个评价是黄兴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
    4.“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是黄兴政治伦理思想实践的理想境界。黄兴认为只有国家强大，才能有个人的家庭幸福。他极力提倡“毁家救国”即牺牲个人小家庭利益，使国家解放，然后再建立家庭幸福。他身体力行，为了革命事业，毅然卖掉祖传的田产，充当军费;中华民国成立后，又将长沙住宅捐给国民党湖南支部作为办公用房。黄兴认为革命的目的“乃为同胞谋自由幸福。”民国刚成立，黄兴就通电全国，郑重宣布:“最大多数人之幸福，乃积最小少数之人而成之。苟任其私利自图，责以一二人之举措，遂淆全国之听闻。……今与诸公约:嗣后倘有假公名以遂私图者共摒弃之。‑”要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就必须铲除强权政治，给人们以自由、平等。他认为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践踏了民权，为了“建立共和新事业”，必须“铲除世界最强权”。在讨袁的二次革命中，他宣称“其目的准在保障共和，维持人道”，“以谋吾民之幸福”。他在剖析袁世凯的独裁时，指出:“所谓官僚政治，以少数人之自私自利，以剥夺大多数人之幸福。其施行此种政策，不过欲达到肤即国家的目的而已，毫无利国福民之意，革命党之反抗袁氏为大多数人谋幸福，必要推翻官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