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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问题的提出_哲学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0.1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的发现

与大多数者一样，笔者刚开始接触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时，主要也是以《逻辑哲学论》（TLPh）与《哲学研究》（PhU）这两本书为入门的。但长久以来，由阅读PhU而产生的一些却一直在困扰着笔者：比如，PhU中赫赫有名“私人语言论证”，到底是以什么人的思想为假想敌的呢？难道是以TLPh阶段的早期维氏自己为假想敌吗？可是我们却很难找出有力的证据来说明TLPh阶段的维特根斯坦曾经支持过所谓的“私人语言”观[1]。那么，该论证难道是以强调意识优先性的主观观念论传统为敌吗？这个看法似乎更有一些道理，比如有的学者便认为“私人语言论证”之敌就是洛克，有的学者则认为该论证实际上已然构成了对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的反驳[2]——但再仔细一想，即便是这个答案，也不能完全消除笔者的疑惑。笔者的更进一步的问题是：（1）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维氏曾经对主观观念论传统的思维方式作过深入的研究呢？（2）为什么他对于主观观念论的这一类驳斥并未明显地出现于TLPh之中呢？（3）有鉴于PhU对于“私人语言”的批判乃是一种写意式的、不点名的批判，我们又如何保证这一批判的火力能够足以摧毁各种版本的主观主义体系呢（尤其是像胡塞尔的现象学这样的空前精致的唯心论体系）？ 

随着笔者对于维氏思想研究的深入，这些疑惑又以新的形式出现了。多年前，笔者曾偶然地读到了著名的现象学史家斯皮格尔伯格写的一篇论文：《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1929~？）》[3]。根据此文所提供的信息，笔者惊讶地知道了：大约是在1929左右（即维氏结束了其多年学术沉默、重返剑桥之际），并没有在其早期思想阶段重视过意识问题、甚至从来都未深入解读过胡塞尔著作的维特根斯坦，竟然开始注意起“现象学”来了[4]！更奇妙的是：至少从学角度来看，这种突然浮出水面的关切主要是出现在维氏写于1930年的遗稿《哲学评论》（PhB）之中的，而在1933年以后完成的维氏文献中，此类关切好像又突然变得稀少起了来（比如，在PhU中，关于“现象学”的讨论至少在字面上就几乎销声匿迹了）。很显然，这个像流星般飞逝而去的“现象学阶段”，已然构成了后人在解释维氏前后思想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巨大的谜。斯氏将这个谜进一步分解为以下六个子问题： 



“一．维氏自己所说的“现象学”究竟是什么意思？ 

二．他提出“现象学”的具体时间为何？他为何持有此观点？他的现象学与同的现象学运动有何关系？ 

三．他在多大程度上，在何时，并出于何理由放弃了“现象学”？ 

四．“现象学”在维氏思想进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五．维氏“现象学”的价值何在？ 

六．对于其他现象学家而言，维氏“现象学”的意义何在？”[5] 



根据斯皮格尔伯格先生的转述，笔者的脑际很快就闪现出了这样一种非常模糊的印象：尽管维特根斯坦本人的确未曾认真研究过胡塞尔的“正统”现象学，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自己的“现象学”与胡氏现象学一样与西方哲学的主观观念论传统发生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本身则在充斥于PhB文本中的诸如“现象学语言”、“现象学的描述”、“对于感官的现象学研究”等术语中就已得到了印证。然而，当笔者试图对上述模糊的印象作出一番更为精确的刻画时，文献搜集方面的困难却立即扑面而来。说得具体一点，斯皮格尔伯格在文中所引用的与维氏“现象学”问题相关的原始材料，主要就是1964年公布的PhB，而这本书只不过就是浩如烟海的维氏转型期遗稿的冰山一角而已。另外，斯氏在该文的“增补”中虽然也曾颇为神秘地提到了维氏写于1933年的另一份重要文献——《大打字稿》（以下简称为BT。据说维氏曾在此文献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现象学”的问题！）——但让笔者感到失望的是，由于版权的问题，他并没有在该文中向我们透露更多的关于BT的信息。[6] -------------------------------------------------------------------------------- 

[1]后面我们将看到，美国学者Hintikka夫妇就认为TLPh是维氏“私人语言”观的策源地。但是本书并不准备接受这一论点。请参看章一对于Hintikka夫妇论点的详细介绍，以及章二对于TLPh文本的正面剖析。 

[2]请参看P.M.S.Hacker:InsightandIllusion—mesinthePhilosophyofWittgenstein,revisededition,ClarendonPress,Oxford,1986,页257以下；张庆熊：《自我、主体际性与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页25~53。 

[3]HerbertSpiegelberg:，收录于他的自选集TheContextofthePhenomenologicalMovement（MartinusNijhoff,theHague/Boston/London,1981）。该文原发表于AmericanPhilosophicalQuarterly1968年第五期页244~256。 

[4]胡塞尔的名著《逻辑》的英译者J.N.Findlay曾告诉过斯氏：他曾在1939年与维特根斯坦的一次会谈中提到《逻辑研究》，而作为其回应，维氏则对Findlay直到此时还对“如此古旧的文本”抱有兴趣感到诧异（见TheContextofthePhenomenologicalMovement一书页218注11）。众所周知，两卷本的《逻辑研究》是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陆续问世的一部浩繁的巨著，维氏在1939年就言其“古旧”，措辞未免过于夸张。不过，维氏对于胡塞尔的此种傲慢态度也从反面说明了他自己的“现象学”思想的原创性。 

[5]TheContextofthePhenomenologicalMovement，页202~203。 

[6]该“增补”写于1979年，在其中他给出了BT《现象学》一章的下属各个小节的标题。但他对于BT的提及也就仅此而已。请参看TheContextofthePhenomenologicalMovement，页226。 

[7]整套WienerAusgabe丛书由MichaelNedo博士编辑，奥地利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Verlag）出版，维也纳、纽约双地发行。关于WA的概况，这里还得作五点补充： 

（1）关于WA的原始材料来源，主要体现在下表中最后一栏。其中编号以“MS”打头的是指维氏用大开面硬封皮帐册来记录的思考心得——从1929年到1940年，这样的笔记共记了18本，在维氏遗稿编号体系中被后人依次命名为MS105~123。另外他还兼用小开面的笔记本，相关遗稿的编号自MS153起。通过对于大开面手稿中头十本（即MS105~114）的编辑，他本人又整理出了三本打字稿，其遗著编号分别为TS208、TS210、211。他将这些打字稿上的句段剪成字条，重新排序、粘贴，就这样复又制作出两本新的打字稿：TS209与TS212。在此基础上，他继续反复修改，由此便派生出更多的打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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