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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一个过失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用来变现
作者：2012级经济学数学实验班 于洋
在写这篇随笔前，笔者阅读了《少数人富起来的改革》一书，以及《资本论》的第一卷，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的一名政治经济学研习者，笔者希望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过失做粗略的分析，即我们过度崇拜增长，将一切非实体资本都拿来变现，用片面的、量化的标准考核改革开放的成绩，失去了很多重要的东西，譬如ZF的政治资本、优良的环境以及良好的社会福利。
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大骂改革开放的错误，笔者赞许改革开放带来的丰功伟绩和社会的巨大进步，笔者要痛斥的是改革开放实施过程中，某些人主观或客观引发的乱象，以及当时ZF一些错误的做法。
首先，我将改革开放分为三个时期，1979—1992第一阶段农村试点阶段，1993—2003第二阶段城市试点阶段，2003至今天的全面推行阶段。在第一阶段之前，我们经历的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我们不要忘了毛爷爷为我们留下的工业体系基础，和农村卫生院的建设。这些都是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政治资本。
然后，我们看看改革开放怎么将这些东西变现。
第一点，我们将公平变现。尽管中国的GDP 有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但是中国42%的农村家庭在2000年至2002年期间经历了收入在绝对值上的减少。在最近二十年里，由于从ZF的扶持转向自由市场服务，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和教育出现明显衰退。这背后不但是农民生存质量的极大降低，更是ZF政治资本的巨大损失，民众，尤其是农民对ZF的信赖度急速下降，我们似乎没有文革以前那个时期那么信任ZF了，我们认为ZF是腐败的，走“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和一党专政以及人治社会体制”的。
在我们将公平变现的同时，实质上是ZF公信力流失和社会矛盾加深的阵痛。在经济增长的背后是收入差距的日益拉大。1981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仅为0.29，远低于国际警戒线0.4，但是2000年以来，该值以及迅速突破国际警戒线，并维持在0.47以上，，2012年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高达0.61。这些数据还没有考虑到灰色收入，如果将隐性收入考虑在内，根据2008年的估算结果，中国城镇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的财富，是最贫穷10%城镇人口的26倍，农村最贫穷10%人口的65倍。“仇富”已经成为大众一个普遍的畸形心理，不论你的钱是辛苦打拼来的，还是贪污腐败来的，你就是暴民们所仇恨的对象。而富有的ZF官员和他们被称为“官二代”、“太子党”的后代，也就成了众矢之的，ZF的职能也受到严重质疑。
如果我们看看基层的疾苦，“仅在一个工业地区——深圳以及周边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事故导致每年有4 万根手指被切断。而每根手指的赔偿金平均只有60 美元。虽然如果他们采取正常的法律程序的话，受伤者原本可以得到更多的赔偿，但是这平均会用到1070 天的时间，这使得其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讲过于漫长且代价过于昂贵。”我们不难产生一种对富人的敌意。
第二点，我们将大多数人的健康变现。一方面我们牺牲了数亿农民工的身体健康，珠江三角洲地区是第一个经济特区，占到了中国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地区在全国以恶劣的工作条件而闻名。
工厂工人的收入减少了，不仅是就其与新富起来的人相对比的相对值而言，而且在购买力上也是如此。一项针对24 座城市所做的调查发现，在东莞——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制造业中心，进厂工资比全部24 座城市的平均水平低了16.8％。由于工作机会减少，就业压力前所未有的加大，大多数中国人所面临的是更低的收入水平和恶化中的劳动条件；而国家的工业生产正沿着价值链向下滑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由世界所有的工厂”，而不是“世界工厂”。其大量的工人阶级在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世界的苦役：大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廉价消费品，自己却收益甚微甚至一无所获。
以下摘自《少数人富起来的改革》：大多数民工和他们的家人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中或城市的贫民窟里，这些是被城市遗忘的角落，几乎没有什么公共设施。根据2004 年的ZF报告，民工中怀孕妇女及其孩子的死亡率估计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 到3.6 倍。民工的子女或者长期交给农村的祖父母照管，或者被一同带到城市，他们在这里面对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所带来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毫无疑问，这两者都不是明智之选。据估计，在农村地区有2000 万“被遗留下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大部分时间都远在城市里。在300 万和他们的父母一起居住和迁移的民工子女中，大约有15％没有入学。那些入了学的孩子通常注册在那些临时性的、不合格的私办学校里。只是在最近几年，ZF才开始要求一些公办学校接受民工子女。但通常情况是，学校会向民工子女收取更高的费用并使用其他的歧视性手段来阻止他们入学。
请大家联想一下停滞劳动人口的概念，我们是不是在制造大量的这类人口，通过引进资本主义剥削的老办法来是少数私人企业家和外来投资者富起来？
不走封闭腐朽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有人批评，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得国家多了就成了邪路。这句话用到这个问题上恰倒好处，我们走的不过就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只是我们没有资本主义对人权的基本维护，我们比他们更恶劣！请问今天的农民工和当年的黑人奴隶在社会地位上有什么区别？我们已经把这个社会阶级的中许多人的健康消耗殆尽，下一步是不是要抛弃这个阶级？
第三点，谈谈大家都关心的环境问题。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其实是在把无法估值也难以恢复的环境价值变现了。如果根据生态学价值估计，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生物多样性缺失和森林覆盖率下降足以抵消所有GDP增长。（参见《中国视野中的纺织品贸易》一文）考虑到污染的扩散，我引用我们学校经济学院一位教授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的发言：“连地球都受不了中国的增长。”
我们进一步看，我们看看这一部分“通过出卖环境所获得的利益”流向了哪里，无非是山西没有任何社会贡献的煤老板，高污染的轻工业制造业，我们用宝贵的环境养出了一批市场势力，削减了全社会的福利，缔造了一些犯罪和浪费的“富二代”，也养肥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让他们继续进行垄断和剥削，不过如此。而这些煤矿的老板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什么呢？一项针对国有采矿业的健康普查发现，“4.74％的民工（他们是合同工而不是矿井的正式职工）患有职业病，而这些疾病的平均发作时间是在工作岗位上待到不超过7 年；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只有0.89％的正式职工患有职业病，而其发作的时间是在工作岗位上待到25 年。煤矿事故每年要夺去5000 条生命，大约占了世界总数的80％。”
最后，我们讲讲改革开放的过错。改革开放在总的原则上有不容争辩的正确性、杰出性。但在许多对改革的考核设计上存在致命问题。从改革开放第三阶段以来，我们考核ZF，尤其是地方ZF上的重要指标就是GDP增速，用简单的数据去考核复杂的发展是片面的，地方ZF为了保护纳税大户，任由其污染自然，贻害子孙，为了把钱花在能生钱的地方，忽视了教育、医疗卫生等重大问题。
为了促进农村人口流向现代产业部门，ZF压低粮价，纵容买方垄断，又采取不公正的户籍制度保护城里人的利益，农民工做牛做马，带来了巨大的GDP增长，自己却越来越穷。改革开放第三阶段，中央ZF纵容地方ZF对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进行区分，以地产使用权拍卖的方式赚取他们需要的投资预算，抬高了地价这种要素价格，造就了一个高投资增长型的社会，而因此产生的高房价泡沫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地产大亨，还导致大量低收入阶层没房住。拆迁问题难解决，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房价高，老百姓奋斗一辈子，就为了一套房，现在开发商还要暴力拆迁，ZF不保护弱者，反而建立拆迁办帮助掠夺者，其中的利益交换不彰自显。而地方ZF就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一点点卖掉了ZF的公信力，失去了以民众为基础的政治资本。公平的失去，对一个民族意识形态和情绪造成的影响可能是深重的，如果不能尽早改正，以后再修正，就会面临更高的成本和更难安抚的民心。
在我们为改革胜利的果实而骄傲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把很多不可估价的东西变现了，才换来了今天的增长，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今天的成就实在来之不易，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如何平稳发展，可持续发展，这个难题还需要这一带领导人以及我们下一代人去努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