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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尚未被重视的新群体

思想理论动态参阅课题组

《领导文萃》 2008年第2期

　　在中国，正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而这个重要的群体还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和认识，只有个别社会学者和少数新闻工作者开始研究和注意这个群体。
　　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盖森和他的同学们，开始关注蜗居在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的大学毕业生群体。他们在一份调研报告中这样认识这个群体：这些人有学识、有文化、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如果没有人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不去倾听他们的诉求，近者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远者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他们的诉求若是变为剧烈的反抗，相信我们的社会是无法抵御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也表达了同样的焦虑。而各个大城市的角落里，渐次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廉价聚居地，似乎正在印证这种忧虑。
　　
　　群落正在形成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表示，2006年高校毕业生比上一年增加了75万人，总量达到413万。按照70％的初次就业率计算，仅2006年，高校毕业生就有124万人无法实现当期就业。他们当中希望留在城市的人，第一站都流落在郊区的农民房和城里的城中村，苦等机会的垂青。既然读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么总要想办法收回成本，而且对一些低收入甚至为读大学欠下外债的家庭来说，也只有寄希望于“收回成本”，才能使生活回归正常轨道。这正是许多大学毕业生流连于大城市的原因之一，毕竟在大城市获取高收入的机会多一些。
　　据记者了解，在海淀区西北旺唐家岭有四五万外来人口，而本村村民，才三千多人。而大学生，成为了这个群体里面比重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人。
　　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加，越来越多还在北京寻梦的年轻人，一拨一拨地开始往北京周边的郊区寻找更为合适的居住地。丰台岳各庄的大井、小井；朝阳区的酒仙桥、太阳宫、龙王堂；海淀的清河、东北旺、小营……甚至远在昌平的沙河与阳坊一带，都有失业半失业的大学生聚居地。还有上海的松江地区，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角落，都有这样的部落。区别于老国有企业大批的下岗工人，社会学家把这个群体命名为“新失业群体”。
　　这个群落的人，绝大部分都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最难过的倒并不在于生活的艰难。他们说“每个月有几百块钱的收入倒不是很难，吃的差些穿的差些也无所谓，周围污水遍地也能忍受，唯独面对前途，让人很难受”。
　　
　　一个值得研究和需要引导的群体
　　开始的时候，没有工作，他们觉得是自己的机会没把握好，毕竟，同学中间也还是有人找到工作的，甚至也有很不错的。但是，当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自己一样时，心底里的疑惑便与日俱增。学者孙立平的一篇谈“新失业群体”的文章，使一些人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孙立平分析说：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是大学毕业生挤在大城市、造成就业结构畸形的主要原因。他们很快就对号入座，“我们也是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
　　专家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落。这样一群人，与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关村一带创业的年轻人不一样。这些大学生见到了更多的繁华与破败的对比，体验了更多骄傲与低鄙的落差。他们聚居于一起，更容易对自身的命运与境遇进行反思，更容易也更渴望在这个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那种压抑的力量，有时候就会外化为破坏力量。
　　他们对社会的关注也较一般人高。电脑与网络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形成了他们对社会更为主动的看法，对社会种种弊端的认识也更为清晰。种种新闻与传闻，在他们这里都得到有效的整合，成为分析社会极具说服力的证据。和在平均社会生活线下的群体相比，他们内心的冲突和煎熬或许更激烈痛苦。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愤懑，通过网络上的谩骂呈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注意到，这些年轻人正是“网络暴民”的主要构成者：“今天在网络中活跃的‘草根’，其实也并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工农群众，而是30岁以下面临着发展的瓶颈和成长不足的现实压力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在激烈的全球性的竞争中，没有多少优势，形成了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愤懑的心态。虽然网络上表达自己的人形形色色，但真正形成了舆论氛围的人其实还是这些年轻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说，这是一个需要引导的群体。但是，这种引导现在还没有完全摆上台面。一个系统的引导体系显然还没有，甚至连相关的系统研究都还没有。
　　
　　狭窄的上升渠道让他们看不到未来
　　对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既无社会人脉，也没有权力授予的社会位置，他们的机会只能依仗市场型进入这一条通道。
　　学者秋风主张，要让大学毕业生看到希望。大学生毕业之后从事普通职业，甚至从事某些低收入职业，原是正常的，大学生们自己大约也不再以“天之骄子”自居了。不过，这些大学毕业生毕竟还有一些希望，他们与一般的贫民不同，接受过一定教育，最希望有一天能够向上流动。对于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资金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这原是正常的希望。而只要有这样的前景，那大学刚毕业时期从事低收入职业，就不会成为问题，反而可能成为一笔宝贵的人生经历。
　　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目前从事低收入职业的大学毕业生，在现实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正在认识到这一点。而此类大学毕业生聚居一处，很容易导致这种认识的扩散。这将会在他们中间制造出消沉、无奈的情绪。如此发展，则这些高知未就业群体就将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这不是危言耸听。现代以来，德国、日本、拉美诸国，都曾经形成过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的贫民群体，种种反体制、反权威甚至反社会的极端情绪，以及反对市场体制、反对法治、反对民主的极端意识形态，均发源于这个群体，或者经由这个群体向社会其他群体扩散。在国内，仇富心理、仇官心理、极端民族主义等极端观念近几年抬头，就与大学毕业生贫困群体的形成、扩大，有一定关系。
　　
　　一个不容回避的严峻课题
　　有媒体用“向下的青春”来形容这个群体。评论者认为，“向下的青春”几个字眼，相当传神地勾勒出了这一群体的难堪：“青春”本来应当与希望相连，保持蓬勃向上的势头才是“青春”的当然蕴意，然而他们却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难以找到，更遑论向上流动的机会。这样的青春，只能体味更多的苦涩和无奈，所谓希望，也便在这样的过程中暗自消磨。无论如何，如果随处皆是“向下的青春”，也就无从托起一个“向上的社会”。因而，当前这种局面究竟是社会转型必然要有的阵痛，还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出现了偏差，已经是一个不容推诿、回避的严峻课题，应该尽快给那些“向下的青春”一个答案、一份期待。可以说，尽快给他们一个答案，也便是给社会一个答案，因为现在的青春维系着社会的未来，青春的希望维系着整个社会的希望。
　　北大教授钱理群用游民队伍来形容这个群体。他说，我注意到两个无情的事实：一是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教育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农村孩子通过高考向上流动的渠道缩窄。另一个事实是：出身农村家庭的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北大的一个调查显示，“父亲为公务员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弟高出1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民倾其全力支持了教育的发展，而现在一旦出现了学生就业危机，仍然主要转嫁到农民身上。于是，在当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教育和社会现象：大批的辍学生和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城市和乡镇，成了新的游民阶层的重要来源。这就是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农民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城市取向的教育又使得他们远离土地，即使被城市抛出，也回不去了：他们只能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并迅速为流氓意识所支配。这些遍布中国城乡的年轻的新游民，他们身上正在发生道德底线的大失守。
　　钱教授说，遍布中国城镇的游民，至今还未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样的忽视是迟早要受到惩罚的。
　　（摘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

向下的青春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28期　　

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持续多年后，一个新的群体态逐渐浮现。他们中的一些人聚居一处，弥漫着消沉和无奈的情绪。而社会要做的：如何让他们看到未来。
　　
　　“高知”贫民村调查
　　何忠洲
　　
　　在北京，这个在社会学上被命名为“新失业群体”，开始越来越庞大，并且在北京的周边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个群落
　　太阳一往西移，唐家岭就开始拥挤不堪。保持着几分钟一趟的速度，一辆辆公交车，犹如卸货一般，将满车厢的乘客吐了出来。本来就只够两辆车并行的街道上，瞬间便全是人。路边的摊贩开始起劲的叫卖在浑浊的空气里已经无法分辨出味道的熟食来。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隶属西北旺镇，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再往西一点，就是昌平区的地界。
不过李竟没有上班，下午五点半，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离站台不远的一个熟食棚里，埋头狼吞着一碗牛肉面。从早上吃了一个烙饼到现在，他连午饭还都没吃。
　　此时，和他住在一起的黄玉清还没有下班，一墙之隔的罗平与胡小杰刚刚在中关村挤上公交车，一个小时后将到达唐家岭。
　　这是李竟一天中差不多最舒服的时候，夏日的溽热即将退去，而吃饱了肚子，已经在屋里窝了半天的他，浑身的劲就都来了。
　　“吃饱了，一天的窝囊劲就都散掉了。”他说。
　　
　　落脚唐家岭
　　李竟在屋里已经窝了快两个月了。在离唐家岭车站站台大概三四百米的距离一溜铁皮架子搭建的平房，靠边的间，李竟就住在那里。
　　就在这个被李竟强调是“住处”、而不是“家”的地方，他已经住了整整一年。这也是李竟大学毕业后一直呆着的地方。
　　一年前的7月1日，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卷着4年前入学时学校发的一床被褥，一个脸盆，一个揉巴着几件衣服的皮箱，几捆合不得丢的书，李竟来到这里。
　　年纪轻轻的他，提起往事，已有不堪回首的唏嘘。　　
今年24岁的李竟来自河南安阳农村，2002年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尽管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19％，但是对李竟来说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根据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卫宏当时对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等院校的实证研究，全国平均城市万人录取数是农村的4.25倍，城市享有的高等教育机会远远高于农村，差距极为明显。
　　4年大学生活，李竟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过着“三点一线(课堂一宿合一食堂)”的生活。
　　和高中时对大学的想象很不一样，等到李竟上大学时，有关大学生跌落凡尘的故事已经遍布于社会。从杀猪卖肉，到卖冰糖葫芦、烤羊肉串，“天之骄子”的光环已经不再惠顾这一群体了。
　　2006年5月，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说，大学生定位为普通劳动者。
　　李竟回忆说，“学校里当时议论纷纷，我从报纸上看到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说现在的大学教育：收费精英化，就业大众化。”
　　这已经是大学生就业难在中国上演若干个年头之后的事了。
　　
　　自从1998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到2002年左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一年胜过一年。
　　根据2006年12月份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7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将超过2500万人，而新增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一共只有1000万个。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调查表明，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仅占新增就业岗位总量的22％，但在2007年，有495万高校毕业生等待就业。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
　　紧箍咒是从一入学就戴在每个同学的头上的。
　　李竟说，我原本是满怀理想、壮志凌云的，以为上了大学就可以如何如何?但是入学的第一天，—个师兄就告诉我们，好好学习，希望将来能够找个好工作。
　　不过，这些并没有太影响李竟，甚至在2006年开学不久，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还曾经专门组织过一次关于大学生就业的讲座，一个专家在台上讲，“现在的就业形势是：好工作就业单位不要人，赖工作大学生不愿意去。”他说，大学生就业，应该放低眼光，着眼长远。
　　李竟当时甚至觉得好笑，因为那个时候，他参加了研究生考试，正在等考试结果。“我当时就想，我都考研了，着眼还不远吗?”
　　就在这个时候，团中央、教育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又组织大学生到西部去。任期结束，他们能够享受考研加分等优惠政策。
　　同年2月，北京市首批招聘2000名大学毕业生，到郊区担当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和村委会主任助理。
　　这些，李竟正忙于考研准备，并未太放到心上。
　　但是，到2006年的4月，考研未成功的消息突然使得李竟极为被动。他突然发现找工作是一件如此令人难堪的事情。那两三个月里，尽管每天早起晚归，在中华英才网的求职栏里，他也不知发过多少电子邮件(“反正每次都很简单，复制粘贴，然后发送。”他说。)，面试次数连自己也数不清，但真正有意向签约的却屈指可数。曾经有一家公司，答应了和李竟签，但是李竟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他觉得也许还有更好的机会。但等到他决定去签的时候，那家公司却因为在约定的时间里他未到而另招了他人。
　　按照规定，到了7月1日，毕业生都要离开宿舍。之前，离别时刻的发泄都已尽兴：拼酒、摔酒瓶、酒醉痛哭，散伙饭也已经吃过，离校成为必然，而找一个住处则成为了当务之急。
　　在唐家岭一带找地方住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我当时还想再考一年研的，那里离农大不太远，以前黄玉清在那边住过。”黄玉清并不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他和李竟来自同—个地区。在民办高校中国软件学院读书期间，他有一段时间在外面租房子住，就在唐家岭一带。那时，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是150元，很多年轻人都还住在东北旺，那里离中关村更近。上地软件园那时也还没有完全建成。但是，两年之后，同样的房子已经涨到300元。
　　卷着铺盖的李竟在黄玉清的带领下，在唐家岭住了下来。
　　
　　群落正在形成
　　罗平与胡小杰也是大学生。不过一个是大专生，—个来自某所并不出名的民力、学校。他们比李竟还要早住进这一溜儿平房。四人均来自农家。
　　在李竟住进后不久，只有一墙之隔的他们就混熟了。“有时候有事情我们懒得敲门，直接捶墙。”胡小杰说。
　　相比于黄玉清、罗平、胡小杰等人，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的李竟还是显得有些特殊。“毕竟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说出去好听一些。”
　　但是很快，李竟便不愿再在人面前提及自己毕业的学校了。李竟开始打算边找个临时工作干着，边利用空闲时间准备考研，“毕竟考过一年了，不需要一开始就专门来准备。”于是，在黄玉清的介绍下，他到中关村找到一份卖电脑的临时工作。底薪800元，按销售利润提成15％。但是一个月后，李竟颗粒无收，竟然连一台电脑也未卖出。“还是太面，见到生人张不开口，更重要的是他不会和别的人一样去抢生意。”同在一起卖电脑的黄玉清说。
就在卖电脑期间，李竟又认识了在海龙电子城站柜台的程娟，不过，她并不是大学生，她高中毕业后就跟着叔叔出来了。
当时，他们正找房子，李竟热心地告诉他们唐家岭的情况。于是他们搬到了唐家岭。在那里，出租求租的牌子与纸条到处都是。
而程娟在找合租伙伴时，碰到了女孩“素素”。
再加上原本住在这一溜铁皮房子的一些人很快都混熟，这个圈子在唐家岭越来越大。
记者询问到底有多少熟人在这附近，李竟想了想说，“都是年轻人，不下四十人吧。”
这是唐家岭四五万外来人口中的几个。而本村村民，才三千多人。正是这些外来人口，成就了每天上下班时，唐家岭街道黑压压一片的局面。他们，基本都是年轻人，每个人都在唐家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圈和交往圈。
而大学生，成为了这个群体里面比重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人。

不过，李竟并没有和他熟悉的这近四十人很频繁的来往。下班后，更多的时候，他窝在屋子里看书，这使得他与众不同。而更多的年轻人，则到街道上四处逛。那里，音响和叫卖声混成一片。
李竟经常与大家见面的地点是在唐家岭公交站的站台。即使是失业之后，窝在家里，“每天连午饭都懒得去吃”，李竟还是会在唐家岭的街道上出现。
隔三差五，他会碰到一些同病相怜者。罗平也曾失过业，在那段时间，懂一些技术的他做过一段时间的电脑修理工。这使得他接触到更多居住在唐家岭街道一线的年轻人。以后经常在街道上碰到了，大家就会招招手打个招呼。
　　
不过，电脑修理工，这仍然不过是个短工。在李竟认识的那些年轻朋友们中，绝大部分都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也不乏车轮战般的换工作者。
导购、营业员、餐厅服务员、业务员……甚至散发广告传单，李竟还一度尝试找家教做。按照行情，每个小时能够有30～50元的收入。他甚至曾经贴出条，表示愿意家教和家务一起做，但是最后没有人找上门来。
他所做的都是些临时性的活儿。这些临时性的活儿，在大家眼中，本来就不算是工作。好在，每个月都有些收入，而且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梦想，大家也都相信，梦想总有实现的一天。
尽管在唐家岭，这里的生活环境算不上好。然而其优势也是明显的。首先，这里生活成本远较市内低。在遍布于这条街道的二元店、三元店里，很多生活日用品都可买到。就是吃食，譬如牛肉面，别的地方卖五元，这里卖三元。
更重要的是，这里离中关村、上地软件园都在一个小时的车程范围内。从2006年，北京公交降价后，拿着公交卡，只要花上四毛钱，他们就能够坐上一两个小时的车，到需要去的地方。虽然有时候也很费时间，但是对这群人来说，最不值钱的就是时间。更何况，就在北京的上班一族里，还有很多人得坐两个小时的车才能赶到工作地点，对于居住在唐家岭的人来说，他们实在是幸福多了。
　　
失业后的困顿
到了晚上七点半，罗平与胡小杰都回来了。记者约李竟等人一起吃夜宵。在狭窄的唐家岭街道的两侧，一到晚上，长龙般的大排档就摆了出来。
　　
为了招揽顾客，大排档的一面是电视，正放着东北二人转。一个光膀子的老头正和一个老妇女插科打诨。一大群人一边喝酒一边大笑。
就在坐下的时候，李竟斜了一眼，轻声简洁地说：俗!不过，和着毛豆、花生，几杯啤酒下肚，李竟的话开始多起来了。在唐家岭的日子并不让人快乐，总有来自外界的很多压力，“使人憋闷”。
自从毕业，李竟就没再回过中国农业大学。一次，同班同学在聚会，李竟也兴冲冲地前去参加。分别数月，同学见面分外亲热。但是，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同学之间的差别就已经出现了。有如李竟般无业却正在准备考研的，也有很快就进入社会角色，在社会上颇有大展拳脚之势的。分别时，一位北京本地的同学开着轿车， “走，带你一程。”那个同学说。“不，我自己转转就回去了。”李竟几回绝。但是存回去的路上他心里却堵得慌。于是忍不住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是大姐接的。
问了几句家里的情况，大姐便开始问他的状况。“总不外乎我怎么样有没有钱用这些话，那时我就在唐家岭这边窝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干，但是我得告诉家里我很好，有事情正在干着。”李镜后来说。
电话随后转到邻居家小孩手里：李竟哥，我再过两个月就初中毕业了，想出来打工，你在北京这么多年，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份工作啊?
李竟一下子愣住了。不过他马上接茬，“好，等到有合适的工作我给你打电话。”
无论怎样，在老家，他是大学生，家里的脸面是要顾着的。但是压力却始终在。经济压力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唐家岭住了三个月后，从来不会理财的李竟开始理起财来。他把自己的每一笔收入都一一记在一个小本上。
抛开每个月和黄玉清平摊的300元房租和六七十元的水电费，个人的消耗实际上并不高。为了省钱，他们自己做饭吃，虽然是单间的房子，但是房东在出租房的一角摆置了一些厨具，再添加一些碗筷，自己做饭，每个月的生活消费都能够控制在200元以下。这就意味着，不出什么意外，一个月四百元，李竟就能安然地度过。
但前提是，他能够有点事情干。“而且，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么节省。”他说。
夜宵后的结账很快成了一个注脚。原本是记者说明请客的，但是吃罢，当服务员拿着账单过来时，李竟竟然和记者抢着付账。四个人，喝了四瓶啤酒，吃了很多毛豆和花生，花了五十多元钱。
但是，刚刚走出大排档，一个女服务员追了出来，“喂，你们给钱了没有?” 李竟的脸一下子红到脖根。在收钱的服务员回应“付过了，付过了”的同时，他拔腿就走，就这样低着头，一直走了很久，他的话才又多起来。
夜晚的唐家岭备显热闹。大货车贴着人呼啸而过，烤羊肉串架子上烟火缭绕，音像店里摇滚四起。再加上尚未退尽的溽热，街道上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李竟领着记者在人群里穿梭，嘴里开始不停地说话。在一个路口，他突然停住了话头，头抬得高高的，径直往前走。那里，一家成人保健商店，正虚掩着帘子。旁边是一个美发厅，穿着露脐装的女郎高挑着腿在微笑。
腹背受困的群体
对于李竟这样失业的人来说，最难过的倒并不在于生活的艰难与压力。“每个月有几百块钱的收入倒不是很难，吃的差些穿的差些也无所谓，周围污水遍地也能忍受，唯独面对前途，让人很难受。”
在搬到唐家岭后不久，李竟和黄玉清、胡小杰等人就曾讨论自己的命运与出路。开始，考研是李竟的希望，但再次考研失利之后，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就算考上研究生又如何呢?很有可能也只是(失业)缓期执行。”
开始的时候，没有工作，李竟觉得是自己的机会没把握好，因为考研失去了机会。毕竟，同学中间也还是有人找到工作的，甚至也有还很不错的。他也曾自责：大学期间为什么就没有更多地到外面去接触呢?为什么没有多考个证呢?他甚至有过一段时间的绝望期，“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可能确实是我能力不行的原因。”
但是，当他在唐家岭住下来，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自己一样时，心底里的疑惑便与日俱增。他清楚地记得学者孙立平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使他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在那篇文章中，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分析说：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是大学毕业生挤在大城市、造成就业结构畸形的主要原因。
李竟曾有过回家乡所在县城找工作的想法，一个选项是去教书。但是，就在去年，他的一个表妹师范毕业，通过各种关系、花了一万多元，才进了镇里的一个小学当老师。在那边，各种政府机构人浮于事，而企业，更是没有多少有生机的。“我要是回去，可能根本就没人要。在北京念的书，好歹还认识一些同学和老师，在老家那边，我什么关系也没有。”
对孙立平提出的“新失业群体”，他很快就对号入座。“我们也是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他说。
但是，在北京又将如何呢?

跨过污水纵横的小道，李竟带记者到他居住的地方。在不到十平米的一间小屋子里，上下层的铁架子床，两张木桌上放着洗漱用具，公共厕所的臭气从一一边传了进来。
“你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啊!”记者说。这句话马上得到李竟的纠正，“住的地方，哪能称家呢?”
这又是一个在夜宵时曾经延续的话题。当时，记者问到：万一考研又不成，那你以后怎么考虑?李竟回答说，“不知道，先就这样呆着吧。”说罢，他猛喝一口酒，一时给呛着了，剧烈地咳嗽起来，竟把眼泪都咳了出来。

新失业群落
作者：何忠洲 郑褚

唐家岭是东北旺的延续。
还在2003年，上地软件园还未建成时，东北旺是那些在中关村工作的年轻人聚居的理想场所：房价不高，离工作地点又不太远。
而更早，六郎庄一带是更为理想的聚居区，那里离中关村更近。至今，那里也仍然还有着大批的年轻人居住。只不过，一到上下班的时间，全是骑自行车的年轻人，黑压压的。
可是，平房在不停地消失，房价在不停地上涨，消费在不停地增高。
在中国人民大学西门外，同样属于打工一族聚居区的“小南庄”，消费是以床位来计算的。那里，一室一厅的。学生宿舍”，一共睡12个人。每张床位，月租金250元。
于是，越来越多还在北京寻梦的年轻人，一拨一拨地开始往北京周边的郊区寻找更为合适的居住地。丰台岳各庄的大井、小井；朝阳区的酒仙桥、太阳宫、龙王堂；海淀的清河、小营……
甚至远在昌平的沙河与阳坊一带，“这里也有很多你找的那种大学生。”一位在阳坊居住的朋友告诉记者。
区别于老国有企业大批的下岗工人，社会学家，把这个群体命名为“新失业群体”。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报告指出，目前我国每年实际新增劳动力均在1000万人左右，只有40％～50％能够实现就业。其中，15至29岁的青年总体失业率为9％，高于目前6．1％左右的全社会平均失业率，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为长期失业。
一个新的趋势是：这些新失业群体，不再是一个概念下的群体。在北京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城郊，在各个大学周围，在现实的各种压力下，伴随着这些人的呼朋引伴、集中居住，一个个未就业大学生群落开始形成。
虽然，这一群落目前在各个聚居区里也并不显眼，甚至被各种更大的商人群落、亲友群落所屏蔽交叉，但是，这仍然是值得研究的—个群落。
在大学生就业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的时候，有社会学家警告：当大学生就业成为普遍的老大难问题时，他们将对整个社会形成巨大的冲击。
现在，这一群落出现了。
来自互联网的一篇文章，这些大学生是这样自述境遇的：
我们是怎样的一代人
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工作。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当我们没有进入股市的时候，傻瓜都在赚钱；当我们兴冲冲地闯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成了傻瓜。当我们不到结婚的年龄的时候，骑单车就能娶媳妇；当我们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没有洋房汽车娶不了媳妇。当我们没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心的；当我们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金的。
这样一群人，与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关村一带创业的年轻人不一样。这些大学生见到了更多的繁华与破败的对比，体验了更多骄傲与低鄙的落差。
尽管被采访者李竞告诉记者：我都觉察不到自己还是什么大学生。但实际情况是：当他们聚居于一起，他们更容易对自身的命运与境遇进行反思，更容易也更渴望在这个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唐家岭京百万招待所的老板说，尽管全是年轻人，但是大学生还是比较容易辨识出来的，他们一般不会满身尘土，说话办事也不一样。
李竞曾经向记者讲述一件事。尽管整个唐家岭是全天候的电子监控区，一进唐家岭，高耸的标志牌就提醒你，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但是，李竞就亲见一个同伴，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回去躺着就睡觉。那种压力的力量，有时候就会外化为破坏力量。“我在一个小巷子里亲见他拾起砖头，无缘无故地砸坏一个公用设备。”
他们对社会的关注也较一般人高。电脑与网络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在唐家岭，每个月只挣一千多元、勉强够糊口的年轻人，却往往有着不错的电脑，整天能够在网上泡着。
这形成了他们对社会更为主动的看法，对社会种种弊端的认识也更为清晰。种种新闻与传闻，在他们这里都得到有效的整合，成为分析社会极具说服力的证据。
最初，找不到工作，人们把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到他们自身问题上——眼高手低，高分低能……不一而足。但是，当他们形成一个群落，每个人都发现原来不仅仅是自己没有工作，空读了几年大学，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个时候，对于群体的思考就开始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说，这是一个需要引导的群体。
但是，这种引导现在还没有完全摆上台面。尽管失业大学生也被纳入城市的低保范围，尽管政府也出台了大学生创业免税政策，甚至有一些小额贷款的发放，但是，一个系统的引导体系显然还没有，甚至连相关的系统研究都还没有。

想往高处走 却向低处流
对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既无社会人脉，也没有权力授予的社会位置，他们的机会只能依仗市场型进入这一条通道。而目前留给这些年轻人的市场通道还很狭窄。
本刊记者／陈晓
2007 年，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盖森和他的同学们，开始关注蜗居在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的大学毕业生群体。他们在一份“调研中国”的选题报告上这样认识这个群体：这些人有学识、有文化、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如果没有人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不去倾听他们的诉求，近者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远者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他们的诉求若是变为剧烈的反抗，相信我们的社会是无法抵御的。”
一位经济学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焦虑。在今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我对于最近流行的分析感觉到非常的怀疑，就是说现在我们社会有两种(人群)，一种叫精英，一种叫草根，或者叫大众，我对这种分析表示担忧。”他认为，走向社会稳定，实现持久繁荣，需要有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基础。
而各个大城市的角落里，渐次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廉价聚居地，似乎正在印证这种忧虑：大量受过教育的年轻阶层找不到上升的渠道，底端的部分还在扩大，社会的下沉拉力在增大。
2005 年，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其名作《下流社会》中，提出了下流社会的社会学概念：这个群体以20到34岁的年轻族群为主，最大特征并不仅仅是低收入，更在于其“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的全面下降。”而这些低消费、高自闭的东京涩谷年轻人形象，从 2004年起在北京昌平区的沙河镇渐渐多起来。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对人生无所求，1000块以上的工作，就可以达到生活目标的底线。然而这样的工作也是时有时无。
三浦展将年轻人的“下流化”归因于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在这个财富分配分化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张宛丽把社会提供的上升渠道分为三类。 “从目前来看，大致存在三种社会地位资源配置关系，即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及社会关系网络。受这三种社会资源配置关系的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产阶层的来源可对应地分为三种进入渠道，即行政型进入、市场型进入和社会网络型进入。”张宛丽说。
往下类推，而对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既无社会人脉，也没有权力授予的社会位置，他们的机会只能依仗市场型进入这一条通道。但现实是，真正能依靠市场开放分享到社会进步产生的财富，并获得自我提升的普通人，比例还很少。 按照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曾主持的调查，以月收入5000元是中产为分界线，中国五大城市中的中产阶级比例为11.9%。
盖森和他的同伴们在调研中，从当地的理发店的接客量估算出沙河镇大概居住着5万名左右拥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不仅是昌平的沙河镇，海淀区小南庄，上海的松江地区,几乎中国所有超大城市的角落，都有这样的所谓知青部落。他们并不是社会中的赤贫者，但和在平均社会生活线下的群体相比，他们内心的冲突和煎熬或许更激烈痛苦。
三浦展的书中描述，“下流社会”的年轻人无法从自我主张的路中走出，虽然处于困境，但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只是对社会不满。租住在沙河镇的林华和他的同学不满的对象是就读的学校。四年大学收获了一个人生经验：“绝不要让你的孩子进民办大学。”他们憎恨这所除了收取更多学费，却没有给出相应回报的学校。如果说给了他们什么，那只是比市场需要更高的自我认识和人生期望。而这成为找工作时折磨他们的根源。做汽修店学徒，一个月800块钱，从事这类工作在上大学前是不可思议的。

别让他们看不到未来
□秋　风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28期
　　这些大学生毕业生毕竟还有一些希望，他们与一般的贫民不，接受过一定教育，最希望有一天能够向上流动
　　科举制度把教育与做官联系在一起，所以，古代中国的教育就异常发达。进入近代以来，政府又受种种“教育救国”的口号及“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人力资源”的经济学教条的鼓动，把本就有限的教育资源高度集中于高等教育。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商业化更是促使大学走上了疯狂扩招之路，将教育过剩严重放大，结果，扩招之后毕业的大量大学生，找不到与其期望大体相符的就业岗位，在各大城市郊区出现了高知特殊部落。
　　当然，大学生毕业之后从事普通职业，甚至从事某些低收入职业，原是正常的，大学生们自己大约也不再以“天之骄子”自居了。不过，这些大学毕业生毕竟还有一些希望，他们与一般的贫民不同，接受过一定教育，最希望有一天能够向上流动。对于已经投入了大量精力、资金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这原是正常的希望。而只要有这样的前景，那大学刚毕业时期从事低收入职业，就不会成为问题，反而可能成为一笔宝贵的人生经历。
　　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目前从事低收入职业的大学毕业生，在现实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的机会似乎不多，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正在认识到这一点。而此类大学毕业生聚居一处，很容易导致这种认识的扩散。这将会在他们中间制造出消沉、无奈的情绪。果如此，则这些高知未就业群体就将成为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这不是危言耸听。现代以来，德国、日本、拉美诸国，都曾经形成过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的贫民群体，种种反体制、反权威甚至反社会的极端情绪，以及反对市场体制、反对法治、反对民主的极端意识形态，均发源于这个群体，或者经由这个群体向社会其他群体扩散。在国内，仇富心理、仇官心理、极端民族主义等极端观念近几年抬头，即与大学毕业生贫困群体的形成、扩大，有一定关系。
　　好在，在中国，这个群体形成时间不长，其反社会的心理尚未根深蒂固，如果社会各方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或许可以使问题不至于恶化。若不能在中短期内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扩招制造的大学毕业生源源不断地加入这个群体，问题很可能有恶化的趋势。
　　出路何在?秘鲁著名学者赫尔南多德·索托的探索十分具有启发性。在第三世界国家，大量人口通过种种渠道走向城市，其中当然也包括接受大学教育者。但他们却遭到城市、遭到国家法律制度的排斥，德·索托将这样的法律体系称之为“重商主义制度”。这种制度通过法律或政策、通过资助、税收、特许权，借助繁琐的登记、申请手续，构筑起一道合法的创业及产权壁垒，堵塞穷人创业的机会。结果是，穷人被排斥在正规体制之外，他们对社会、对政府产生强烈的怨恨，而且也情绪性地反对现状、反对资本和权力，甚至成为光辉道路那样的恐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德·索托提出了应对这种情形的“另一条道路”，那就是，政府调整、改革自身的法律体系，承认穷人创造出来的产权制度，使他们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人力资本，可以最便利地创业，从而成为新兴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市场就为城市边缘的穷人提供了改善自己境遇的机会，穷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前景，这自然有助于化解穷人对于体制的怨恨。
　　在中国，目前的种种歧视性的法规、政策，也构筑了一道相当高的壁垒，私人企业发育受到阻碍，穷人创业难度很大，这些让聚集在城市周围、从事低收入职业的大学毕业生们难以看到自己的未来。
　　要让他们看到未来，就必须拆除这道壁垒，让他们更容易获得利用自己的技能和创造精神的机会。当然，拆除、或者哪怕是降低这道壁垒，确实牵涉到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按照德·索托为秘鲁所开的药方，政府应当大幅度地简化设立企业的登记程序，鼓励大学毕业生创业；政府应当打破户籍制度，更积极地保护私人财产权，包括承认农民对土地、房屋的产权，允许更多的资源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这将大大增加来自乡村的贫困大学毕业生的资本；政府应当致力于打破垄断，给私人企业以更大发展空间，从而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政府也应当改变重商亲商的政策，使劳动者可以在更公平的制度框架中维护自己的权益。
　　凡此种种变革，应当说，难度确实相当大。但是，“居安思危”远比“亡羊补牢”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