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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亚当·斯密的富国裕民学说

——纪念《国富论》出版230周年

吴宇晖 张嘉昕

［关键词］富国裕民；价廉物博；经济人；看不见的手

［摘 要］亚当·斯密把财富的增长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各阶级的普遍富裕视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目标，《国富论》以富国裕民为中心，系统地阐发了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使国家和人民迅速地达到富足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在经济学说史上，奠定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展的基石。本文对斯密的国富裕民学说作一回顾，提出其有益启示，以资纪念。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以富国裕民思想为核心把他那个时代的整个经济学知识汇集在一起，构建了第一个完整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体系，并以一个哲学家的敏锐洞察力阐述了关于财富增长的哲理以及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等重要思想。二百多年过去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思想并没有过时，反而日益显现出巨大的影响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值此《国富论》出版230周年之际，重温亚当·斯密的国富裕民学说，对中国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能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国民财富、“富国裕民”和价廉物博

斯密首先提出了一个关于财富的一般性概念，这个概念已经涵盖了GNP）或（GDP）的基本内容。斯密所说的“国民财富”，是指“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当然，还应把资本包括进来。斯密生活在前工业化社会，他对资本的作用不甚了然，这怪不得斯密。

国民财富首先具有时间的维度，它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指一年内生产的产品和劳务。从实物形态上看，国民财富由供给一国国民“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构成，这正是“最终产品”的概念。从价值形态上看，它是由各个阶级的收入以及国家的收入构成。再加上斯密明确指出：“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1]（第1页），这正是四个部门GNP或GDP的构成。至于资本品和生产资料价值C，斯密不是忽视了，而是有意地将其从国民财富的概念中排除了，排除的方法正是现代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使用的“价值加成法”。为此，马克思尖锐地指责斯密丢掉了不变资本C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并将斯密的错误称之为“斯密教条”。其实，这是个误会。马克思研究的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不变资本价值补偿问题是个关键，而斯密却有意地将其丢掉了，这不能不引起马克思的高度重视。而斯密研究的是富国裕民问题，一国国民的收入水平是个关键。资本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会产生收入，但作为过去劳动结晶的资本本身的价值是不能分解为收入的。《国富论》的核心概念国民财富就是国民收入，斯密在《序论及全书设计》中对此已经作了明确说明：“ 要之，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1] （第3页）

斯密和他的许多前辈一样，也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致富术或取财术。但对斯密而言，物或财富本身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而只是达到更大目标的手段。他明确指出：“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们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2] （第1页）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富裕，不是指某一个阶级的富裕，也主要不是指国家或君主的收入或税收的富裕，而是指全体人民的普遍富裕。斯密当然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分层的社会，其全体人民基本上可分为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的三大阶级。斯密绝非地主阶级和工商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相反他尖锐地批判了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和贪婪的和具有“卑劣的独占精神”的工商资产阶级，认为对财富的生产来说，地主阶级完全是多余的累赘；而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 ^[1]（第243页）虽然斯密同情劳动阶级的苦难，主张高工资，并明确指出：“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穷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 ^[1]（第72页），但他不是也不把自己看成是劳动阶级利益的代理人。尽管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作了相当精辟的分析，但一般来说，他没有任何阶级立场，他只是非常客观地加以描述。如果说斯密有什么立场的话，那就是他站在社会广大消费者的立场上讲话。

斯密说的很清楚：“消费是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原则是完全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 ^[2]（第227页）他对把生产者的利益置于消费者大众利益之上的那些学说和政策痛加斥责，说它们是“为了要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小阶级的利益”，“却妨害了这个国家一切其他阶级的利益和一切其他国家一切阶级的利益。” ^[2]（第183页）对斯密来说，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就是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他在《国富论》中维护的和极力促进的就是这个利益。斯密的“消费者至上论”和“消费者主权论”对当代西方经济学有很深的影响。当然，把全体人民在经济上的利益完全等同于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利益有失偏颇。后来的激进经济学家指出，个人时间用于工作的那一部分比例比他们用于消费那一部分的比例要多得多，因此，对社会福利而言，人作为劳动者对工作条件和环境的控制权——“劳动者主权”或“工人主权”，至少与他所得到的消费品数量一样重要。

斯密从消费者利益出发提出了衡量富国裕民的标准，即衡量一国的富裕程度不在于生产者所希求的物缺价贵，而在于消费者所希求的价廉物博。所谓价廉，是指使商品成下层阶级和大多数劳动者都能买得起的东西。“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廉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 ^[2]（第66页）所谓物博，是指一国国民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丰富。当然，一国富裕程度的关系，要看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和该国国民人数的比例，这正是人均GDP的概念。在斯密看来，“社会的富裕在于能以少量的劳动换得大量的东西” ^[3](第181页)，因此,价廉物博是社会富裕的具体体现和衡量标准。由于价廉物博，“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要的以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同时，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处境相同，各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换言之，都能换得其他劳动者大量产物的价格。别人所需要的物品，他能与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要的，别人亦能与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 ^[1]（第11页）。

对斯密来说，政治经济学关于富国裕民的一门学问，它研究的是怎样能够增加财富和达到价廉物博，以满足和增进最广大的消费者利益。斯密就是本着这种思想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在《讲义》，他就充分发挥了这个思想，在价廉物博这个总题目下讨论了全部政治经济学。在《国富论》中，这一思想没有任何改变，只是问题被提到更高的水平上。既然一国国民财富的源泉是劳动，那么价廉物博问题，只有在研究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得以解决：“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成怎样的比例。” ^[1]（第1页）可见，价廉物博问题一开始就被归结到劳动上，而且是这样归结的：价廉问题被归结到如何节省劳动上，物博问题被归结到如何增加劳动上。

二、分工、交换和改良

斯密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缩短生产同量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是商品价格低廉的基本途径，而“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1]（第5页）所以，斯密的《国富论》是从分工写起的。斯密不仅精密地论述了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他还对其原因作了精辟的说明。尽管有人指责斯密的分工理论缺乏独创性，它仍然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它不仅局限于个别分工，还包括社会内部的分工、科学之间的分工、城乡分工、脑体分工、国际分工等等，差不多所有能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各种因素，都被斯密包括在他的分工理论中。实际上，人类社会之所以如此进步，完全得益于分工，而没有任何人能比斯密更清楚地表达分工的有益结果，斯密的分工理论已经证明是政治经济学中具有永久价值的部分。

斯密把交换看成是分工的原由，并对交换（这里主要指是商品交换）的产生和性质、分工和交换的关系以及人们从相互交易中所到的种种便利作了极为精彩的论述。尽管斯密把交换解释为人类固有的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交易的本能倾向，他实际上是把交换看成是人的社会依赖性的必然结果。他说：“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动物总是找不到的”，“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能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1]（第13页）单靠恩惠、赏赐和无偿的调拨仅能满足需要的一小部分，人的大部分需要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来满足的。正是因为斯密意识到人们之间的社会依赖性，所以他强调人们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他把人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称之为“商业社会”和“大商业共和国”，并对商品经济关系下了这样一种经典的定义：“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 ^[1]（第13－14页）斯密把劳动的分工和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视为联结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纽带，从人们之间的这种联系中抽出他们的基本经济关系加以研究，并且由此出发探讨了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这当然比只研究物和物或者人和物之间的交换关系的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理论要深刻得多。

至于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受交换能力即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的表述十分清楚，已经被后人概括成“斯密定理”，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斯密对交换好处的论述。交换使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可以十分便捷地利用其他人由于业专而日进所形成的特殊才能，通过互惠互利而增进彼此的福利，达到价廉物博，这就“好像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从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 ^[1] （第15页）斯密关于贸易好处的观点已经写入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教科书中，而没有写入的是斯密关于分工特别是资本主义式分工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马克思发展了斯密的观点，提出必须消灭城乡、工农和脑体之间的三大基本分工。

斯密特别重视科技发明和工艺改进对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作用。通观《国富论》，斯密多处提到“改良”一词，不仅有“一般改良”、“社会的改良”，还有“财富的改良”、“土地的改良”、“耕作的改良”、“垦殖的改良”、“机械的改良”等。可以说，“改良”在斯密的富国裕民学说中，扮演着比“分工”更重要、更为基本的角色，以致于斯密将分工说成是改良的结果，他这样写道：“机械的改善，技巧的进步，作业上更妥当的分工，无一非改良所致，亦无一不使任何作业所需的劳动量大减。” ^[1]（第235页）斯密所谓的改良，是指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这个词后来被熊彼特用“创新”一词所代替。斯密之所以强调改良，是因为它能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得价廉物博，富国裕民。

三、勤劳、节俭与谨慎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条件下，“价廉实际上即等于物博”。^[3](第174页)但如果劳动生产率不变，增加国民财富关键在于增加生产劳动者的数目，从而生产更多的国民财富，这便是物博。实现物博的关键是资本积累，因为“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增减真实劳动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 ^[1]（第310页）斯密所谓的资本，是指社会产品中不用于消费而用于投资的“预蓄资财”，它包括固定资本、人力资本和流动资本。资本积累理论在斯密的富国裕民学说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它不仅决定物博，同时也决定了价廉。因为“预蓄的资财愈丰裕，分工就能按比例愈细密，而分工愈细密，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要这样大大改进劳动生产力，预蓄资财是绝对必要的。” ^[1]（第233页）资本数量的多寡变成了决定一国富饶程度的关键：“我们如果比较同一国民的前代和后代，发现那里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后代比前代多了，其土地耕作状况进步了，工业扩大了，繁荣了，商业推广了，我们就可断言，在这两个时代间，这国的资本，必定增加了不少。” ^[1]（第316页）

资本增加的原因在于勤劳、节俭和谨慎，资本减少的原因是游惰、奢侈和妄为。因此，斯密明确指出，所有对个人来说是美好的品德都有利于财富的增加，因此无论就哪一个观点说，游惰、奢侈和妄为都是公众的敌人，而勤劳、节俭和谨慎都是社会的恩人。曼德维尔和凯恩斯当然会反对斯密的观点。

斯密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界定勤劳和游惰的含义。一国国民的性格或是勤劳或是游惰，决定了该国国民收入中资本和收入的比例，从而也决定了该国的富裕程度。斯密指出，一国当年生产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补偿消耗掉的资本，另一部分构成各阶级的收入，这正是GNP即折旧加国民收入的概念。折旧和收入之比在富国自然高，而在穷国自然低。而二者的比例决定于该国国民的性格是勤劳或是游惰。换言之，如果GNP中折旧部分的比重很大，则说明过去收入中用于投资的比重也很大，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则该国国民必定是勤劳的，因为他们习惯于用收入与资本品相交换，而不是把收入消费掉。反之，如果这个比重很低，则说明这个国家的国民是懒惰和贫穷的。所以，斯密说：“无论在什么地方，资本与收入的比例，似乎都支配勤劳与游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游惰。” ^[1]（第310页）

勤劳和游惰用来说明过去收入转化为资本的比例，而节俭和奢侈则用于说明当年收入转化为资本的比例。斯密非常重视节俭对资本积累的作用。他说：“资本增加的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以前，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绝不会加大。” ^[1]（第310页）节俭的对立面是奢侈。“奢侈者夺勤劳者的面包来豢养游惰者。如果另一部分人的节俭，不足抵偿这一部分人的奢侈，奢侈者所为，不但会陷他自身于贫穷，而且将陷全国于匮乏。” ^[1]（第311－312页）个人的奢侈浪费是如此，政府的奢侈浪费更是如此。像君主、大臣、官吏、陆海军这些人，都属于不生产劳动者，他们的存在，非但不能使一国的真实财富增加，反而会是一国的真实财富减少和抬高它们的价格。所以，斯密说：“他们自己始终无例外地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 ^[1]（第318页）斯密主张政府应该是节俭的、廉价的政府，他历数政府规模过大而引起的祸害，这样“可能使用了大批官吏，这些官吏，不但要耗费大部分税收作为薪俸，而且在正税以外，苛索人民，增加人民负担”，“它可能妨碍了人民的勤劳，使人民对那些会给许多人提供生计和职业的事业裹足不前。” ^[2]（第385页）

谨慎是勤劳和节俭的重要辅助，也是有助于财富增长的重要品德。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从道德哲学的视角研究了谨慎的必要性。人们出于对自身幸福（主要指个人的身体状况、财富、地位和名誉等）的关心而谨慎从事。安全是谨慎美德的首要对象，谨慎的人会刻苦学习、以诚待人、广交挚友、勤劳俭朴并恪守本责。当谨慎行为指向比关心自身幸福更为崇高的目标时则会带来全社会的幸福。对此，斯密总结道：“谨慎同其它美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所有品质中最崇高的品质，不谨慎同其它坏品质结合在一起也构成了所有品质中最卑劣的品质。” ^[4](第280页) 谨慎的对立面是妄为，妄为把辛辛苦苦由勤劳和节俭增加的剩余资源全部浪费掉。斯密说：“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农业上、矿业上、渔业上、商业上、工业上一切不谨慎的、无成功希望的计划，对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都有使之减损的趋势。” ^[1]（第313页）斯密特别反对政府的奢侈妄为，他说；“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把它弄得穷困。” ^[1](第314页)

四、经济人、看不见的手和自然秩序

斯密富国裕民学说的核心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是他关于财富增长的制度分析。斯密是个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经济分析仅仅是他对其他问题关注的副产品，这些问题包括：宇宙的本质、人的本性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斯密最欣赏的道德哲学体系，要求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不仅被视为个人，而且视为一个家族、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一员的人，其幸福与至善何在？” ^[2]（第329页）同样，斯密最欣赏的社会制度，要求具备处理个人自由、公众福利、社会秩序与和谐的协调机制，这是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中，追求自己私利的个人必然会对社会总利益作出贡献。

“经济人”在斯密的富国裕民学说中扮演着一个最为基本的角色，即人的自利行为是财富增长的源动力。在斯密看来，人本身有一种“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这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但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1]（第314页）这是引起人们经济活动和促进人们改良生产方式和技术手段的最初动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说得更清楚。在这里，自爱即“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代替了自利。自爱同样导致了对财富的追逐，不过，斯密对人们追求财富的原因和结果作了更为仔细地分析。斯密这样提问：世上的人，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为的到底是什么？一切贪婪和野心，一切对财富、权力和地位的追求，到底会获得什么结局？哲学家斯密的回答是：所有这一切为的只是虚荣、骄傲、自满和炫耀，而付出的成本是健康、快乐、舒适和宁静，到头来悔恨不已，开始醒悟：财富和地位仅仅是毫无效用的小玩意。对斯密来说，从自爱到追求财富是易于受到蒙骗的人性的弱点所致，然而，正是这一人性的弱点导致了财富的巨大增长。“正是这种蒙骗不断地唤起和保持人类勤劳的动机。正是这种蒙骗，最初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造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完全改变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适宜于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海洋变成新的粮库，变成通达大陆上各个国家的行车大道。” ^[4]（第229页）我们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会并发出巨大的能动力和创造力，它是财富不断增加的源泉。在这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已经出现了：我们对私人目的的追求，促进一个超过我们原有的更大的目的，而我们对这更大的目的，既没有打算，事前也不知道。

对个人的关心出自于自爱，对财富的追逐出自于虚荣，这些只是人的本性，而不是财富增长的真正原因。人的本性是不变的，而财富的普遍增长只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后的事情。通过对欧洲社会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及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批判，斯密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即财富增长的真正原因在于这样一种经济制度或产权制度，这种经济制度能保证劳动者充分地享有他们自己劳动的成果。他说：“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则是起因于封建制度的崩溃和新政府的成立。后者对于产业，给予了它所需要的唯一的奖励，即相当保证了个人得享受个人劳动的果实。” ^[1]（第230页）他还说：“英国法律保证了一切人都享有其自己劳动的果实。只要有这种保证，就能使英国繁荣。” ^[2]（第112页）。正是这种制度，能使劳动者“在那里普遍地不断地努力改进自己的境况，节省哪、慎重哪，他们不动声色地、一步一步地把资本累积起来。正是这种努力，受着法律保障，能在最有利情况下自由发展，使英格兰几乎在过去一切时代，都能日趋富裕，日趋改良。” ^[1]（第318页）斯密提早200年就清楚地表述了新制度经济学提出的思想。

不过，斯密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关心社会和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不错，利己心是可以驱使人类去行动，但我们仍然需要某种东西以防止某些利欲熏心的家伙将整个社会据为己有。一个光靠利己心启动的社会，将会变成一个横征暴敛的社会。对哲学家斯密来说，“社会和平和秩序比起济贫更重要”。在《国富论》中，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人人孜孜求利的社会是如何免于因离心力的干扰而陷于四分五裂？混乱的、利己的、个人的经济活动是如何产生维持社会生产所需要的正常秩序？如何才能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不为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所起欺骗所压迫？这些问题使斯密穷其毕生之力去探寻市场规律，而他所探寻到的是他所谓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借着这只手的调节，每个人贪婪逐利行为的结果，会比出自于他们真正本意的情况下，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和公众福利的增进。

但是，“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只有在竞争中和通过竞争才能实现。斯密所谓的“自然秩序”，就是一种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各事物都听任其自然发展，“既在一切都听任自由，各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并能随时自由改业” ^[1]（第91页），“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2]（第252页）至于政府，只需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和管好自己的费用就行了。

五、《国富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富国裕民是《国富论》的中心思想。关于这一点，普希金有很好的理解，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读过亚当·斯密的著作/就成了造诣高深的经济学者／就能懂得／国家怎样富强／如何生存／以及为什么／一旦有了普通的产品／就连黄金也用不着”。萨缪尔森也说，《国富论》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如何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手册。

斯密的富国裕民学说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一，斯密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中国家的相近，都面临着财富水平绝对增加和社会经济普遍发展的相同任务，斯密把财富的增长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各阶级的普遍富裕视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目标，这也正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第二，斯密时代财富生产的制度环境也与发展中国家的相近，都面临着从封建的和管制的制度束缚下解脱出来发展市场经济的相同任务。尽管不精致（没有高深的数学公式而只有浅显的道理），斯密的富国裕民学说比西方经济学更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贫困和饱受欺凌。19世纪末，中国维新派人物严复曾以《原富》为名将《国富论》译成中文，冀望清朝皇帝把斯密的“富其君又富其民”当作国策，实现中国之富强。此书在1902年出版后未曾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反响。中国人以勤劳、节俭和慎重著称，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斯密所说的结果？原因很明显：中国当时根本不具备使国民财富得以迅速增长的制度环境、政治环境和和平环境。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不是以斯密的思想为指导，但也不能不受到其思想之影响。斯密是市场经济最杰出的理论思想家，他的名字以及他制造的专门术语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象征。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创造出斯密所说的财富增长的政治环境和和平环境，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了斯密所说的财富增长的制度环境，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不正是斯密富国裕民学说的最好的证明吗？

早在1755年，斯密就曾指出：“使国家从最野蛮的状态发展到最富裕的程度所必需的，只不过是和平、轻税和某种程度的司法行政”。^[5]（第57页）中国已经摆脱了最野蛮的状态，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在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当然包括一个节俭的和称职的政府），合理的经济制度使中国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传统美德，他们普遍地的、不断地、不动声色地努力改进自己的境遇，勤劳啊，节俭啊，谨慎啊，改良啊，积累啊，而且，将来永远照样进行下去，我们就可以像斯密那样乐观地写道：“那末，我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每年的增加，就可想见了。而且每一年的增加，又必能更增多下一年的增加。如果当时没有战争，建造起来的房屋一定更多；改良了的土地一定更广大；已改良土地的耕作一定更加完善；制造业一定增多了，已有的制造业又一定推广了；至于国民真实财富和收入将要怎样增加起来，我们也许难于想象。” ^[1]（第318页）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 国富论.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2］亚当·斯密. 国富论.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3］坎南. 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4］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约翰·雷. 亚当·斯密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罗伯特·海尔布罗纳. 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7］宛樵、吴宇晖. 亚当·斯密与《国富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

《东岳论丛》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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