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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货币供应论_内生货币供给的理论基础

内生货币供应论

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

(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

(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

(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 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

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折叠编辑本段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 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 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内生货币供给的理论基础

货币数量论的两个源头，英国的剑桥方程式和美国的费雪方程式。分别考察了价值储藏货币（坐着的货币）和交易媒介货币（飞着的货币）与货币收入之间的稳定关系。前者解释为收入中的一个既定比例，后者解释为货币收入流通速度和交易值与收入比例的稳定。凯恩斯 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同时考查了货币需求的交易、预防和价值储藏（投机）职能，但是保留了存量分析而忽视了流量分析。20世纪五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在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如日中天的时候，弗里德曼（2001）重新表述了货币数量论，把货币数量论表述为一个存量资产选择的货币需求理论。但是弗里德曼把货币需求设定为价格和产出的齐次函数，从假定上回避了对齐次性的解释，只解释了货币需求的稳定而没有从理论上解释货币收入流通速度的决定。同时进行的是对现代货币数量论的长期经验研究（Milton Friedman, Anna Jacobson Schwartz, 1971：弗里德曼，施瓦茨，1991；Cagan，1965），从货币史上证实了货币数量论的成立和货币收入流通速度的稳定性，得出货币长期重要和短期与经济波动相联系的结论，提出K％的规则货币供给政策。

　　在弗里德曼和卡甘的著作中，外生的货币供给假定进一步表述为货币乘数理论。货币供给的乘数理论是从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给的角度出发，如果乘数稳定，货币供给外生性强。如果乘数不稳定，则货币供给有内生性。事实上，乘数取决于两个关键比例，准备金比例和通货—存款比例，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因此在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上，人们更多从央行对货币供给的可控性出发。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尤为显著，因此国内也有很多研究特别是一些学者从实际工作的经验质疑了外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正确性。张新泽（1997）和孙国峰（2001）注意到了信用货币表示债权债务的性质，即存款与贷款是同时产生的，由此对教科书的乘数模型的外生货币供给理论提出置疑。这确实是个常识，问题是这个“缺陷”对于分析是否重要。凯恩斯在1930年的《货币论》中是一个货币内生主义者，而在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却采取了外生货币供给的假定。这主要是由于后者把货币需求作为分析的重点，从而采取外生货币供给是一种分析上的便利。这形成“路径依赖”影响了货币理论史，如前所述，弗里德曼的新货币数量论同样把重点放在货币需求上。凯恩斯主义政策面对1970年代美国的滞胀局面也宣告破产，使货币学派兴盛一时，但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主义学派关于IS-LM模型的争论实际上没有定论，理论上主流的线索是转向新古典建立微观基础以避免无谓的争论。另一条线则是弥补初始模型的漏洞。

　　在现代经济中，货币供给的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考虑到了货币需求的影响。从1959年英国的《拉德克利夫报告》开始的货币供给内生性的探讨，到卡尔多和温特劳布（参见罗西斯，1991），到美国的后凯恩斯学派，内生货币供给成为一个重要观点。后凯恩斯学派的内生货币观点有水平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约翰·史密森，2004）。但是后凯恩斯的内生货币供给产生于货币需求。货币供给的发展象货币需求那样依赖于规模变量（收入、财富）和价格变量（各种利率、通货膨胀率）而“内生化”，而从凯恩斯起一直试图避免又最终不可避免的结果是，需求与供给成为相关的变量，从而丧失了稳定的均衡。

　　实际上，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的争论是从货币数量论存在就从未停歇的一个争论，即通货决定物价还是物价决定通货数量，在进入供求分析后，就成为内生货币供给和外生货币供给的争论。货币数量论者几乎都是指外生货币主义者。而与货币的内生和外生供给相联系并常常混淆然而可能更有意义的区分是内部货币和外部货币的区分，这种区分来自格利和肖（1988）。格利和肖认为，一般充当货币（即作为支付手段）的资产，或者是政府的债务，或者是私人金融机构的债务。由政府购买商品、劳务或转移支付而产生的货币资产称作“外在货币”，因为它们代表政府对私人部门（或者说是“外在于”私人部门）的债务净额；而由私人金融机构债务组成的货币资产称作“内在货币”，因为它们代表“内在于”私人部门的资产和负债，是以私人内部债务为基础的。这种划分曾经引起许多争论，由于使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特别是货币余额概念的引入，争论表明，外部货币和内部货币并不完全符合格利和肖的定义，内部货币与外部货币的区别对于货币是不是净财产来说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重要的区别在于有利息的银行存款与无利息的银行存款之间的区别。笔者认为，内部、外部货币的划分的主要意义在于区分了不同资产不同的来源途径（中央银行的货币和商业银行的货币），区分了不同类型的货币资产的扩张和收缩对实际经济活动的不同效果。按照这种划分，货币的两种主要形式，现金和存款货币就可以分别对应于外部货币和内部货币，这样就对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和宏观经济中作用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好的分析角度。

　　托宾是把货币分析引入资产选择框架的重要人物（托宾，戈卢布，2000）。资产选择理论的一个缺陷是存量决策和流量决策的分离，即只能在不考虑流量改变存量的存量既定下分析在各资产上的决策，注重静态分析而没有存量—流量相互作用、循环周转的动态分析；二是没有说明（包括弗里德曼的新货币数量论）各种备选资产的关系及其收益率的决定和相互影响。信贷的分析越来越受到重视。斯蒂格里茨与贾菲、格林沃尔德等一道创立了信贷配给理论（斯蒂格里茨，2002）。与后凯恩斯注重货币需求方的决定力量不同，信贷配给理论更重视货币供给方和作用和非价格调整。斯蒂格里茨和格林沃尔德（2005）提出建立一种信贷分析居于核心的货币分析新范式，处理微观上企业的异质性，强调了利率有别于一般商品价格、资本市场有别于一般拍卖市场的金融特质。可以看到斯蒂格里茨与托宾的研究有很大的延续性。在信贷配给理论中，抵押是分离异质当事人以克服逆向选择的变量。而信贷配给理论只是更广泛的金融和宏观理论的一部分。抵押对于净值、投资这些变量进而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受到了广泛关注（如Bernanke，Gertler，和 Gilchrist，1996；Kiyotaki和Moore，1997等），应用于合同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和公司金融理论（Tirole，2006）之中。

　　综上，货币数量论经历了从货币需求到货币供给、从外生供给到内生供给、从货币到信贷的分析思路，但是目前主流的货币理论把货币数量论建立在了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之上，无论是MIU、CIA模型还是OG模型，都没有把货币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职能统一起来。本文同时考虑货币的双重职能，并简化债券、资本间的资产选择。企业部门的信贷和债券，和居民部门的货币和债券一样，都是替代关系。我国债券比重较小，因此简化债券，从货币和信贷债权债务关系出发，考察长期的货币与收入和资产的流量—存量关系。同时区分货币创造和货币流动，着重从商业银行货币创造和其与企业、居民部门的货币流转角度论述 M/GDP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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